文艺人民性的理论诉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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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讲话”在创作主体上要求“静下心来”“为人民抒写”

文艺创作主体问题与文艺价值论关系紧密，主要牵涉到文艺创作主体的态度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为谁创作、怎样抒写的问题。创作主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因素来设定自己和创作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设定自身相对于创作对象是什么角色和身份，在情感上是亲近还是疏远，在精神层次上是高是低，这样的设定也就预示了创作者的不同立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文艺运动都是围绕为什么人的问题进行的。“由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左翼作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清楚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面对书写对象的立场和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直至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才有了明确的答案。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要书写出人民群众的奋斗历史，万不可做“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在当下的叙事语境中，“讲话”再次重申文艺主体的立场问题，强调对文艺战线的基本要求，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并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讲话”明确“二为”方向不可改变，认为其仍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这在当今观念纷纭、思潮繁复、思想多样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大潮中，利欲的膨胀、理想的淡化、人生价值的迷惘，不时困惑着某些文艺工作者的头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经得住市场的诱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有的人陷入低俗、欲望和感官享乐中，沦为了市场的奴隶，这是当前制约文艺繁荣发展的主要问题。所以，为什么人的问题事关文艺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和品格，事关文艺的发展繁荣。为什么在文艺创作中存在着“讲话”中所批评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从创作主体的根源来说，就在于一些文艺工作者思想浮躁，远离了人民，与人民大众显得疏远隔膜。文艺变成了圈子以内的自导自演、自舞自唱。贴近现实、深入社会民心之作越来越少，能引起社会轰动者更是淡若秋水微波。文艺没有对市场大潮中“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而切近的抒写呈现，“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守大地、深入当下生活的激流，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进行创作，文艺研究领域竞相比拼眩目的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少有研究工人、农民形象的著作”。

难怪有论者痛心疾首地发问:“有多少是对人生境况的体现?有多少是对底层人物的关注?有多少是对虚伪丑态入木三分的嘲弄?”针对文艺界的方向迷失与浮躁状态，“讲话”对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工作者开出了“药方”，提出了期望。要求文艺工作者“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创作才是中心任务，作品才是立身之本，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要求“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能够“德艺双馨”，“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可以说，“讲话”切中文艺创作主体存在的痼疾和要害。使命和责任是与名利观念不相容的。文艺家应当耐住寂寞，不能“一切向钱看”，否则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文学的人民性在于表现“人民的意识”、“人民的精神”、“人民的使命”。文艺工作者要抑制文化浮躁，确立正确的文化理想，夯实文艺信仰的根基，坚定文艺创作的自信与自觉，“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将社会使命与历史责任真正化为创作的动力，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文质兼美”、经得起岁月洗礼、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二、“讲话”在接受主体上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艺接受主体与文艺创作主体紧密相连。文艺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看，作品需要投入到接受主体的接受过程中才能产生作用、发生影响，作品内容的优劣、艺术水平的高低等，要取决于接受者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如何使文学之‘为工农’的方向获得真实彻底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了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接受之维，使得文艺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发生逆转，接受对象发生迁徙，从而使文艺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和转折。“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文艺工作者开始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和目标。“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

人民赋予文艺以源源不断的营养和水分，文艺则回报给人民以源源不断的激情与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随着人民的生活、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文艺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需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顺时代潮流而动。但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的人民性却不仅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削弱，而且还必须不断地予以显化和强化。当下一面是文艺界庆祝创作丰收，另一面却是人民群众处于精神饥渴状态。这种怪现状的原因有许多，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一些文艺家及其作品离人民、离生活、离时代越来越远了。龟缩在过度的自恋中，追求玄远而以象牙之塔为尊者有之;充斥着权钱肉体交易、物质主义的形而下写作有之;设置“迷宫般”的“叙述圈套”，假借挖掘人性而躲避崇高者有之，惟扎根于民众的心中、想人民所想、见民众所见，从而写出反映人民的实在思想感情之作不多，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人道情怀严重缺失。有许多作品在圈子里互相跷起大拇指吹到了天上，然而老百姓却并不买账，甚至嗤之以鼻。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艺术情趣和审美选择，正像鲁迅在《准风月谈•偶成》中所说过的那样，“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

毋庸置疑，人民需要文艺，但文艺更需要人民。因为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创造性劳动，永远都是文艺创作不竭的源泉。“讲话”中数十次提到“人民”。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学需要叙写民众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要义，也是时代的召唤。心里没有人民的作家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成为像鲁迅、高尔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大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作品之所以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就在于它们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永远感应时代的脉搏，抒发人民的感情，描绘人民的生活，呼喊人民的心音，代表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

一部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强大感召力的文艺作品，其根必然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其魂必然来自于人民的崇高精神。“如果说承担起价值观传播使命的作品，反而不被群众喜闻乐见，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没有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有‘吸引力’的传达。而这恰恰是缺乏‘人民性’的体现。”我们的文艺创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深入到波澜壮阔的人民群众生活中去，这是文艺实现创新和突破的最可靠的前提与最坚实的基础，是造就大师和史诗的最肥沃的土壤。

三、“讲话”在文艺审美性上倡导向人民“传递真善美”

文艺作品由创作主体通过一定的审美话语、审美内容与审美方式，传递给审美接受主体。文艺的审美追求与倾向影响着文艺作品的接受效果与价值归宿。文艺的人民性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美学原则，其特点是人民性本身对于美的规定，对于读者的审美感染，它始终以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为旨归，这是人民美学的基本内涵。在文艺的审美性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坚持“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艺作品必然具有倾向性，包括最基本的情感和审美趣味倾向，也包括伦理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等倾向，而且倾向性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因此，文艺应该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它不能仅仅局限于新奇刺激的审美感受，局限于媚俗的审美趣味，“文艺要表现自然的优美与崇高、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人性的善恶、表现人生的感悟、蕴涵深刻的思想，让人民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17］在“讲话”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审美标准，要求“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倡导向人民“传递真善美”。“讲话”在文艺的审美与评判上把“人民”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针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作出的精辟论断，是对中国当下与未来文艺发展的警示与期待。

曾几何时，评价文艺作品的审美性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历来坚持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文艺的“人民性”不时被束之高阁、无视漠视，票房、收视率、发行量成为“检验”文艺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有些影视作品明白宣称“只为娱乐，不要思想”，仅凭“票房可观”就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一些文艺作品不适当地追慕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着意于“变态”、“污卑”、“性”，强调“躲避崇高”、“背靠现实”、“远离时代”、“绕开主潮”。有数据显示，在原创网络文学作品中，大概每3部就有1部含有色情、暴力、迷信等内容，还有大量内容无聊、苍白无力、趣味低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常常是被颠倒了，民族常常是被丑化了，国家常常是被践踏了，文艺失去了民族脊梁和时代魂魄，显露出一派雕琢面孔和卑陋神态。一些创作者为了追求作品娱乐与消费最大化，急功近利、哗众取宠，一切“向有钱的市场看”，失去了骨气和底气;有些文艺理论工作者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简单等同于为市场服务，偏颇地阐释“人民性”。文艺审美价值的偏离必然导致文艺工作中的“杂草”疯长、“杂音”渐响、“谣风”日盛，“特别是在依赖金钱肥料的喂养下，出现了一些庸俗、粗俗、低俗、媚俗的作品，忽视社会效益，对铜臭和权贵称臣、献媚，从而使文艺工作的部分领域不能够很好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也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做到如“讲话”中所言的“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

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与文艺语境中，“讲话”及时地为文艺工作把脉问诊、纠偏正本，重塑文艺的“风骨”，倡导“正能量”、“接地气”、“好文风”，让文艺“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讲话”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好的文艺作品”应该“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讲话”要求文艺创作要“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这些论述无疑正中当下文艺审美性存在问题的要害，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貌，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优秀进步的文艺能够提高人的审美境界，能为时代汇聚起正能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推动时代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相反，消极落后的文艺败坏人的审美情操，会让时代杂音泛起，放大社会的负能量，不利于形成实现时展目标的民族共识与正向合力。面对当下市场经济，或者说大众审美时代，文艺要更加突出和彰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和心灵的美”，更应该自觉注入审美精神，坚持引领、反对迎合，警惕文艺媚俗化、功利化倾向，发现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培育全民族健康向上、兼容和谐的审美心胸、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和实现中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姜春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