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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以马恩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选本为主体的教材
这类教材的历史渊源可直接追溯到1970年代各大高校内部刊行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等命名的教材。当时为了给工农兵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内的部分高校内部编排了这样一类教材。比如,1971年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资料》,1972年辽宁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1973年山东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74年江苏五院校合作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等等。当时,各高校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必须要向工农兵学员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程,但是又缺少现成的教材,那么最直接的教学方式就是让工农兵学员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论著,因此应运而生的就是这一类教材。此外,当时这一类教材大量出现的原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对教材的要求,例如1972年辽宁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在其“编后记”中就提到了“遵照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为了适应教学需要,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著,辑成此书”。[12]这一类教材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更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各种选本。1939年,欧阳凡海编译了《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言论,恩格斯论易卜生的言论等。[13]此后,1944年周扬在“解放区”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编辑了语录体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选本中的一部分是国外已有的选本,例如1951年,王道乾翻译的弗莱维勒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14],1960年曹葆华翻译的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5]。另外一部分则是中国学者自己编选并翻译的,例如1951年出版的曹葆华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6],1964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7]等。可以说,1970年代,国内各大高校为了教学所需编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的选本即以这些早已有之的选本为依据。同时也有部分高校辑录的选本大量地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例如1973年由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选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就选辑了20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文艺论著。并且,在20篇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占有一半篇幅;列宁的论著收录有7篇,主要是列宁论托尔斯泰和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斯大林的论著有三篇。虽然这一用作教材的选本,在注释中还是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这种选本的方式让工农兵学员直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无疑也是有着积极作用。在新时期以后,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选本类型的教材依旧延续了下来。1982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开始编辑出版《马列文论研究》,在这部不定期出版的丛书的第一集的“前言”中就指出编辑此书的目的:“力图准确地、完整地来研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为目的,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更有必要针对‘’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肆意歪曲和篡改,来做好明辨是非,正本清源的工作。”[18]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也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第一卷的“编辑说明”中也提到了出版这一丛书的目的:“、‘’横行时期,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文艺理论,败坏它的声誉;我们今天必须正本清源,消除他们所造成的云雾,以显出庐山的真面目。”[19]由此可见,当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仅仅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任务,更是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所以,在1980年代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的选本有两种趋势,其一就是由学者主持编辑相关选本,这一类选本的适用性更为普遍,可以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的参考书使用,例如1982年出版的杨炳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20]以及同年由程代熙在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基础上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21]。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选本是由高校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专门为了教学所需而编选的,例如1980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22]。和1970年代相比,1980年代以后的这一模式的教材或者教学参考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内容上要比1970年代的同类型教材丰富得多,特别是大量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逐渐关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的文艺论述和文艺观念,更为系统和全面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全貌和原貌。同时1980年代产生的这一模式的教材,除了单纯的选本以外,还有一类被命名为“选读”或“选讲”的教材。这是因为在1980年代,高等院校中有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专题课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的基础课,为了紧密地结合教学需要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或“选读”的教材。当时,高等院校分为普通高等院校和师范院校,“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或“选读”的课程就是针对这些院校中的中文系的学生开设的。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23]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相关课程的教材。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全国十五所师范院校参与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24]出版,成为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材。另外,197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以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参考资料》[25]也是这一类型的教材。和单纯的选本不同,这一类教材在选本的基础上,加入了细致的讲解,并且往往附有引导学生思考的思考题。
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
197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了高校中工农兵学员的课程,特别是在1973年以后,出现了大量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名的教材。例如1973年由东北地区八院校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这一教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念提炼出来,并以此作为结构各章节的准的,不再是单纯的选本或者“选读”、“选讲”,而是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体系。所以在东北地区八院校编写的这本教材中,编写者明确地指出编写这一教材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是“要概括地、有重点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关于文艺问题的基本观点”。[26]此外,197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名的教材还有1974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75年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稿)》,1975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77年广西五院校文艺理论编写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这些教材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过分看重文学的阶级斗争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在体系结构上都涉及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文学批评的标准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经典问题。这些无疑对改革开放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984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这部教材分上下两册,上册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论著,并在每篇后附有注释;下册则是“学习体会”。下册的内容,在1992年单独成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27]一书。该书认为“只要我们从疏浅和偏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体系;在他们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札记中蕴含着这个理论结构的一切基本原则、观点和原理,并且用科学的方法论和统一原则将其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28]并且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文艺本质论、文艺创作论、文艺批评论、文艺史论和社会主义文艺论。[29]并且按照这种体系,将全书的具体章节安排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美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批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悲剧观,马克思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等等。1999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的编写者又在原有的内容上添加了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并将其改名为《马列文论引论》[30]出版。1986年,彭治平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思想讲解》[31]出版,此书是一部按照不同主题组织起来的串讲。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思想讲解》力图在学理上确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观念和经典判断,例如:“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悲剧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述,等等。这一时期的教材,体现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内在体系的努力。199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教材或著作,如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32]。该书分上、中、下三编,其中“上编”题为“马列文论与宏观文艺学”,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诸种样态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人类学等的关系。“中编”则题为“马列文论与艺术规律”,分别探讨了艺术本质论、创作方法论、艺术起源论、艺术真实论、艺术典型论、艺术倾向论、艺术创作论、艺术欣赏论、艺术批评论、艺术价值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思潮论、悲剧喜剧论、艺术发展论、艺术规律论、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于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异化、人道主义与文学艺术、审美理想论等具体的创作问题。“下编”则题为“马列文论与社会主义文艺”,具体探究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人民性、典型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艺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教材
第三类,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变迁为核心内容的教材,这一类的教材是新时期之后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较早的是1986年陈辽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33]。在这本书中,陈辽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从大的方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陈辽又根据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具体地分为五个小的阶段,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马克思主义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确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时期以及马克思逝世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第二个大阶段,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深化的阶段。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进程,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演化。其后,另一本具有影响力的教材是1990年出版的、由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34]。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一样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梳理和说明。该书的主编吕德申首先承认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事实,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见解大多散见于他们大量的其他论著和通信之中,他们不曾为我们留下一部现成的、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35]但是吕德申也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内容涵盖了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36]因此,这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就必然有着自身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这本教材共分四编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第一编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第二编则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包括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丰富。第三编则重点考察了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情况,包括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补充。第四编介绍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分别讨论了瞿秋白、鲁迅、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这一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式的教材是1980年代之后产生的“新生物”。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类教材的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确实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历史的梳理,以便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
四、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新局面和困境
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大量的西方文艺思潮特别是一些后现代的思潮和观念被介绍到国内,并且1980年代就已经被介绍进中国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观念也得到了必要的沉淀和吸收。可以说,在这种学术环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呈现出多样的取向。2002年出版的、董学文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37]按照体系化的教材的模式,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按照艺术与社会、艺术的发展、艺术的作用、艺术生产、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艺术批评和人的解放等几大核心问题构建起来的体系进行梳理与论述。在这本教材中,著者坚决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体系性的这一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着其内在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的。该书的导论部分简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并且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体系化的梳理之外,更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增添了历史的维度。除此之外,该书的“导论”部分还介绍并总结了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情况,包括卢卡契的文艺观、法兰克福学派文艺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从总体上看,2002年出版的这本《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以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体,同时也兼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并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进行了介绍和批判。畅广元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8]同样体现出了这样一种综合的取向和趋势。这本教材共分四编,其中第一编以“专题选讲”的方式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文艺批评观,类似于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但是在第一编“专题选讲”的具体内容中,却并没有像其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那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按照各专题进行细致的区分,而是以“核心命题”概而化之。而在介绍和评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更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纳入其中,对卢卡契、阿多诺、阿尔都塞、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人的文艺理论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并且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片面性。而该书的第二编“名篇精解”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和卢卡契的论著;第三编“个案选析”,则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这两编很明显地类似于选本性质的教材。就上述两本教材来看,前者以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体,兼及历史的梳理;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选本和讲解为主题,兼及体系化的阐述和历史的梳理。和上述二者不同,张玉能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39]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为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的发展以及在西方的发展的体例分上中下三编组织全文。该书的中编几乎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面貌,梳理和分析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冯雪峰、周扬、、邓小平等人的文艺思想;后编则是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介绍和评价了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文艺理论。但是,在第一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立”中,又兼及采用了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模式,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念按照专题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因此,该书在整体上以历史为线索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模式。以上三例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在21世纪以后面临的多样化、综合化的新局面。但是开放性和多样化也同时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困境。这一困境的表面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理论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逐渐呈现出并驾齐驱的态势,甚至在并驾齐驱的表面之下远远落后于文艺理论。在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涌入国内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再像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一样具有相对来说较为稳固的地位。很多高校已经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在数量上也远远少于文艺理论的教材。而很多文艺理论的教材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已经不像1960年代和1980年代那样真正意义上地采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内核和学理体系,仅仅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正在面临着被边缘化和淡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书写的观念上,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遭到反本质主义和反体系化的质疑,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有意识地否定或者消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在体系。面临这样的困境,一些学者也从实际行动上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比如用开放和历史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多地从历史的角度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面貌。但是这样的做法无法完全取代体系化的梳理和总结,所以才会出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为主体,兼及体系化梳理的教材。另一些学者则是主张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但是这种方式也无法完全取代体系化的概括,所以才会出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选本或讲解为主体,兼及体系化梳理的教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要涉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摆脱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不应回到封闭、保守的状态中,而是要在开放、多元的整体局面中进一步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在的科学体系,并且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同时应坚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
作者:兰善兴 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