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文艺理论研究杂志》2015年第三期
在“同光体”、“诗界革命”各领风骚的晚近诗坛，学商隐的诗学倾向塑造了风气之外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钱仲联先生以为，这股力量分为两支队伍:“一支是湘人，李希圣为主，曾广钧为辅。［……］一支是苏州区域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为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8)。他们的诗歌创作以学商隐为基本特征，带有鲜明的“复古”色彩。所谓“复古”，首先落实在“宗唐”的诗学表现，实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其次，诗史观念作为潜在的诗学机制，成为构建杜甫诗歌和李商隐诗歌前后传承的推动力量之一，晚近学李诸家对此有着明确的辨认与追求;再次，晚近学李，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复古”色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诗学保守，创新元素也同时存在其间。晚清学商隐诗歌的这两支队伍关注时代新潮，与洋务派、维新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诗歌是“变风变雅”，与时政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樊增祥、易顺鼎的李商隐接受则从诗歌艺术角度，在复古中寻求新变，成为学商隐较为另类的存在。以下，我们以“诗史”指向和诗学思想为立足点，结合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个性特征，综论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问题。
一、晚清吴下诗人的学李:逆溯式的接受与反思
在清代诗歌史上，常熟地区是李商隐接受的重镇，其接受从时间分布来说形成清初和清末首尾呼应的格局，从诗学门径来看则以从事西昆体为基本范式。问题的焦点也就此产生，从事西昆体和学商隐究竟存在怎样的离合关系?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探讨常熟地区为西昆体的传播做出过哪些贡献。清初常熟诗坛以钱谦益和冯舒、冯班兄弟影响最大，所谓“吾郡诗草，首重虞山。钱蒙叟(谦益)倡于前，冯钝吟(班)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也”(王应奎二)。他们既学商隐，也期待一见《西昆酬唱集》。然而此书在清初并非广泛流传的诗集，钱谦益和冯舒终其一生，也没能一睹《西昆酬唱集》。①所幸，冯班终于在晚年见到了这部诗集，②铁琴铜剑楼旧藏抄本《西昆酬唱集》，顾广圻说“验其笔迹，盖定远(冯班)手录者”(瞿良士314)。从此以后，《西昆酬唱集》在常熟地区的流传逐渐形成规模，孙景贤《校写〈西昆酬唱集〉成诗以纪之》诗云:“何郎精写摹宋本，周侯急起作郑笺”(龙吟草甲)。何郎即何畋，诗宗冯班，或有《西昆酬唱集》写本;周侯即周桢，他与王图炜合注的《西昆酬唱集》，是我们所见的唯一清代注本，极具版本价值和研究价值。以《西昆酬唱集》的文献传播为线索，到了晚清，张鸿试图为此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徐兆玮日记》记载了张鸿为《西昆酬唱集》作注的构想，但事情却没有下文。同时，张鸿连同苏州地区的曹元忠、汪荣宝，模仿《西昆酬唱集》的形式，以撰《西砖酬唱集》。
正如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所载:“(张鸿)尝与曹君直(元忠)、汪衮夫(荣宝)唱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867)。“西砖”得名于张鸿居住的西砖胡同，张鸿也成为近代苏州地区从事西昆体的核心人物。孙景贤说:“吾师蛮公(张鸿)树坛坫，独弹古调声泠然”(龙吟草甲)。但是，这次“西砖酬唱”的尝试未尽全功———《西砖酬唱集》本身规模不大，付梓刊印未能遂行，③而且后来佚失于庚子国变的战火。④等到1906年左右，徐兆玮、曹元忠、汪荣宝集李商隐句所成的诗歌已数以百首，又有刊印《楚雨集》的设想，汪荣宝提议仿照《西昆酬唱集》的形式，由此，他们拟将《楚雨集》易名为《东华酬唱集》。然而历经数年的周折，《楚雨集》的刊印计划最终还是流产了。所以，晚清吴下诗人从事西昆体，在文献传播领域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实则晚清吴下诗人从事西昆体的成功之处落实在诗学思想方面，尤其是牵涉诗史观的部分，这为他们的创作成就奠定基石。回看清初，《西昆酬唱集》的“再次发掘”率先解决了西昆体根本性的“正名”问题。严羽《沧浪诗话》错把“西昆体”和“李商隐体”划等号，长期误导诗坛。冯班见到《西昆酬唱集》，自是知晓西昆体实际指向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作为主要作者的唱和诗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则沧浪未见西昆集序也”(86-87)。西昆体和李商隐一旦被严格区分，这种模仿和被模仿的关系必然特具重新审视的必要。冯班的诗论虽然包含推尊杜甫的诗教理想，但其更为突出的一面却是构建“南朝-晚唐-宋初”的诗学体系，所谓“梁有徐庾，唐有温李，宋有杨刘，去其倾侧，存其繁复，则为盛世之音矣”(瞿良士314)。从皮相的文字炼饰来看，语辞的绮丽、浓艳固然可以成为“南朝-晚唐-宋初”一脉相承的“盛世之音”;从内在的时代精神来看，“盛世之音”却未必有与之匹配的盛世———宋初可称盛世，晚唐则是衰世。所以宋初杨、刘等西昆诸家学商隐，能得其形，难得其神。何焯说:“冯定远(班)先生谓:‘熟观义山诗，自见江西之病。’余谓:‘熟观义山诗，兼悟西昆之失。西昆只是雕饰字句，无论义山之高情远识，即文从义顺，犹有间也’”(1243)。冯班忽视的是西昆之失，晚清吴下诗人补救的也是西昆之失，他们从事西昆体，着眼于诗歌的语言形式，乃至创作的活动形式;他们学商隐，同时着眼于诗歌的内部精神，以晚清呼应晚唐的“衰世之音”。
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一文体现了晚清吴下诗人的理论建构:咸以诗歌之道，主乎微讽，比兴之旨，不辞隐约。若其情随词暴，味共篇终，斯管孟之立言，非三百之为教也。历观汉晋作者，并会斯指。迄于赵宋，颇获殊途。至乃饰席上之陈言，摭柱下之玄论，矜立名号，用相眙愕，则前世雅音，几于息乎。惟杨刘之作，是曰西昆。导玉溪之清波，服金荃之盛藻。雕韱费日，虽诒壮夫之嘲;主文谲谏，庶存风人之义。［……］以我今情，俦彼古制，异同之故，抑又可言?夫其游多俊侣，出奉明时，翔步文昌，逍遥中秘，蕙心兰质，结崇佩于春芳;扇影炉烟，抗余情于霄汉。莫不神闲意远，气足音宏。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娱之作。而今之所赋，有异前修，何则?高邱无女，放臣之所流涕，周道如砥，大夫故其潜焉。非曰情迁，良缘景改。故以流连既往，慷慨我辰;综彼离忧，形诸咏叹。［……］侧身天地，庶以写其隐忧，万古江河，非所希于曩轨，傥有喻者以览观焉。(19-21)从事西昆体的题中之义正是在于“导玉溪之清波，服金荃之盛藻。雕韱费日，虽诒壮夫之嘲;主文璚谏，庶存风人之义”，形成由西昆入李商隐的逆溯之法第一步，达到诗语的藻丽和诗意的隐约;学商隐的关键一环则是在于辨析西昆“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愉之作”，而“今之所赋”是“侧身天地，庶以写其隐忧”，“非曰情迁，良缘景改”是为解释原因，最终指归于晚清衰世，这样形成由李商隐入杜甫的逆溯之法第二步。所以“诗史”成为晚清吴下诗人的诗学指向和创作特质，他们关心时局变化，记录甲午、戊戌、庚子等特殊时间节点的历史大事，例如张鸿的《甲午七月感事》、《猛虎行》，曹元忠的《咏史》，汪荣宝的《纪变》、《重有感》等，堪称清季诗史之作。集李诗创作是晚清吴下诗人学商隐的特色之处，《楚雨集》可与黄之隽《香屑集》、石赞清《饤饾吟》、史久榕《麝尘集》、王以敏《檗坞诗存别集》等享有盛誉的清代集句诗集并驾齐驱，而“诗史”亦为《楚雨集》的显著特征。曹元忠作《秘殿集李义山句》，序曰:“修门十载，更历万状;欲言不敢，为思公子;长歌当泣，取近妇人;托旨闺幨，从事义山。虽效尤西昆，挦撦弥甚;而曲终奏雅，义归丽则”(571)。无论曹元忠还是汪荣宝，他们集李，仍是借重李商隐诗歌的象征手法和朦胧语境，隐射晚清史事，抒发各自情感。汪荣宝对于刊印《楚雨集》就曾担心忌讳，不肯付梓。从事西昆体和学商隐是互相密不可分又必须严格区分的概念，围绕这两方面，晚清吴下诗人展开了诗学内部和诗学外部两层反思，解决了他们的诗学何去何从的问题。对于晚清吴下诗人而言，从事西昆体更像口号，虽经过西砖酬唱的尝试，然则由于规模不足，显得有名无实。同时，西昆之失从未被忽视过，这让他们的创作偏向对李商隐的直接学习。徐兆玮揶揄冯班的西昆接受:“从者效西昆，鄙人直似钝吟矣，每下愈况，可为喟息”(《徐兆玮日记》53)。汪荣宝更是“不规规酬唱，直抉李精髓，以入杜堂奥”(冯飞231)。扩展一层来看，定格于诗史一途，这种学商隐的诗学门径较为狭迮，施展空间有限，衍生出来的创作风格也容易单调，所以在多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晚清吴下诗人纷纷走向转型，如张鸿“颇沉浸宛陵、半山，能取异派所长，以博其趣矣”(钱仲联，“张璚隐传”121)，汪荣宝更是自我剖析心路历程:“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王赓368)。当然，不管后期何去何从，“西昆体”终究为晚清吴下诗人带来流派的轨范，使他们能在近代诗歌史上据有一席之地。
二、晚清湖湘诗人的学李:多元化的接受与融会
以诗学旨趣论，近代湖湘诗坛是学汉魏六朝、学唐、学宋兼有的多元化构成，曾国藩、王闿运被视为足堪引领风气的大家。对于曾国藩诗歌，金天羽《两忘宧诗稿序》评曰:“嘉道之季，绮靡之风既极，而后曾文正以奇崛之说倡于上，江弢叔以清矫之体倡于下，而后巢经、渐西、肯堂、苏戡崭然争起于一时”(1011)。南社文人姚鹓雏提出异议，以为曾诗风韵所暨甚微，与“同光体”没有直接联系，即便是与曾国藩颇有诗学共性的陈三立，或与曾国藩存在师承渊源的范当世，也不能认为他们的诗歌出于曾的影响。⑤姑且不去甄辨孰是孰非，单就李商隐接受而言，曾国藩是近代湖湘诗坛绕不过去的人物，其《读李义山诗集》云:“绵邈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40)。以黄庭坚上接李商隐为曾国藩诗论的一大关捩，这样的提法固非曾氏首创，宋代已经有之，但于近代仍算“新天下耳目”:湖湘之外，罕有桴鼓相应者，确为“风韵所暨益微”;湖湘之内，不乏响应者，虽然湖湘地区曾国藩的诗学传承面临强劲的对手———湘绮老人王闿运。
姚鹓雏说:“湘绮诗文不受曾公陶冶”(870)。近代诗坛名噪一时的“湖湘派”，世所公认的领袖正是王闿运，“其诗致力于汉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瞻才高，一时无偶”(汪辟疆王培军1)。王闿运对李商隐诗歌的态度较为微妙，呈现褒贬两极分化:“七律亦出于齐、梁，而变化转动反局促而不能骋。唯李义山颇开町畦，驰骋自如，乘车于鼠穴，亦自可乐，殊不足登大雅之堂也”(2218)。这与王闿运对七律的矛盾心态相互绑定，从严守门户的角度来看，诗重汉魏六朝，于后起之近体七律自当排斥。汪辟疆说:“其自定《湘绮楼诗集》皆乐府、五言、七言古，间存五言律诗，而晚年偶为七言律、绝，今刊于蜀中《杜若集》、《夜雪集》者，概不滥入，则其严立界限可见矣”(839)。对此，由云龙持论严苛:“王湘绮集中不载七律，以为七律非古，然颇喜作之，其日记中七律甚多，惟多直露兀傲之态，殆亦自知所短，而不欲表襮耳”(665)。王闿运晚年也曾自述心声:“余学诗七十年，不敢作七律而颇作五律，取其易成格也。［……］至七律则杜(甫)亦不佳，王(维)乃笼罩一切”(2378)。最为看重王维的七律。然而论诗和作诗毕竟两码事，谭延闿以为“近人学义山得神者，惟湘绮”，钱仲联先生也说王闿运“七律学玉溪生者亦可爱，不能一笔抹倒也”(《梦苕盦》374)。以诗论观照，王闿运的“绮靡说”主张“文辞妍丽”、“以词掩意”，正与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有相吻合之处，这庶几可作为王闿运“学义山得神”的原因。纵然，王闿运仅是围绕七言律诗的诗体演进打通齐、梁与李商隐之间的联系，未能从诗歌精神方面做出深层的追踪，但他毕竟从侧面迎合了有关李商隐对南朝接受问题的诗学思考。结合曾国藩的诗学主张，理论线索“南朝-李商隐-黄庭坚(宋诗)”隐然成型，对于李商隐接受的后继者来说，南朝诗歌、李商隐、宋诗等三种诗学元素的融会已经具备基本条件。
晚清湖湘地区学商隐的代表是曾广钧和李希圣，多样化的诗学趋向并存于他们的诗歌里，反映着湖湘前辈的影响。其中，曾广钧《环天室诗》以南朝、李商隐的影响为主，并有呈现宋人风貌;李希圣《雁影斋诗》以李商隐、宋诗的影响为主，并有呼应六朝精神。今可见曾广钧论诗之语寥寥，但是探究曾广钧的诗学渊源并非难事。曾广钧作为曾国藩长孙，自幼便得家学熏陶，其母亲郭筠、妹妹曾广珊也是诗人，各有《艺芳馆诗存》、《鬘华仙馆诗钞》行世。汪辟疆分析曾广钧的“致力玉溪”，十分看重其来自家族尤其来自曾国藩的影响:“奥缓光莹称此词，涪翁原本玉溪诗。君家自有连城璧，后起应怜圣小儿”(汪辟疆王培军398)。学商隐是曾广钧诗歌最为重要的特征，汪辟疆强调:“曾重伯(广钧)则承其家学，始终为义山，沈博绝丽”(295)。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谈及父亲的诗歌兴趣，映证此点:“老人家(曾广钧)喜欢玉溪生诗，教我读李商隐七律很多，现在我能背诵的还有几十首。我当时虽不懂诗意，但很喜欢它的声调铿锵，对仗绮丽”(178)。黄遵宪却认为曾广钧诗歌另具特点，不单传自家学:“诗笔韩黄万丈光，湘乡相国故堂堂。谁知东鲁传家学，竟异南丰一瓣香”(761)。而这另外的承传来自王闿运———曾广钧的老师，对此曾广钧也说:“中兴以来，诗家皆以湘绮为宗，余亦不能出其范围者也”(杨钧32)。两种诗学渊源的合流，正如吴宓的说法:“环天室诗学六朝及晚唐，以典丽华瞻、温柔旖旎胜”(212)。融六朝、晚唐于一炉，较之于王闿运复古旗帜之下的“规矩”森严，曾广钧的创作格局无疑显出灵活，陈衍甚而又从其诗歌中读出“宋人语”，这就不难理解曾重伯的诗歌被钱仲联先生以“野”(魏中林156)字形容。李希圣诗学与诗歌的关系是博与专的对立统一。诗学之博，在于李希圣的诗学视野横亘古今、兼收并蓄、不分贵贱、不轩轾南北，对历代名家诗歌的优劣有着大胆和客观的批评，这些反映在李希圣《论诗绝句四十首》、《元遗山论诗有贵贱之见作此正之》、《遗山论诗又有南北之见复作此正之》等诗里。同时，李希圣以“杜陵高峻苦难攀”(6)，树立杜甫诗歌为最高审美理想。诗歌之专，在于李希圣的诗歌“诗学玉溪，得其神髓，非惟词采似之，即比词属事，亦几于具体”(汪辟疆王培军479)。近代学商隐，李希圣常被推为成就最高，吴宓说:“清光绪以来，专学李义山而能工者，仅有李希圣(亦元)之《雁影斋诗》。”
钱仲联也以为:“若一生专宗玉溪成家者，无过雁影斋。不特湘中，同时吴下如曹元忠等，皆不逮也”(《梦苕盦》349)。李希圣诗学与诗歌的抽象特征背道而驰，究其原因:其一，李希圣是藏书家，涉猎广泛，为其诗学的广度提供保障。然而李希圣的《雁影斋诗》却集中在辛丑年到其去世的最后五年间，限制了其诗歌面貌所可能呈现的宽度;其二，李希圣受到曾国藩诗学的影响，其《题山谷集》诗云:“曾侯老眼分明在，解道涪翁学义山”(6)。舍江西而直抉李商隐诗堂奥，自是可以纳入李希圣的诗学考量。玩味之处在于李希圣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同光体”迈向极盛之时，他与陈三立、郑孝胥等“同光体”领袖有着大量交游，然而在诗学方向上并未随之起舞，转而取法李义山，目之为江西诗派渊源，或也存有几分与“同光体”暗中较劲之意。然而，李希圣终是没有摆脱宋诗的影响，《晚晴簃诗汇》说:“(亦元)病中诗渐入宋，异于平时”(徐世昌208)。王赓也说《雁影斋诗》“颇以绝句擅长，亦多神似荆公者”(358)。相合的是，李希圣关注到黄庭坚对王安石的学习:“不是观林诗话在，谁知山谷学荆公”(21)。整体看来，李希圣的诗学构想和实践似乎总在江西诗学的来源处做文章。李希圣也融会湖湘诗派传统的诗学精神，虽然《晚晴簃诗汇》说“近数十年湘中诗人，类皆瓣香湘绮，独亦元不为所囿”(徐世昌208)，但是李希圣诗歌本是浸润在湖湘地区“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具竟体芳馨之致”(汪辟疆294)的诗歌文化之中，与王闿运诗学不乏暗合之处。萧晓阳称李希圣“为文法《离骚》、《文选》，作诗多凄艳之音，与湖湘诗派精神无二”，又谓“《石遗室诗话》称其《拟桓温责王猛书》‘颇具晋宋气骨’当不谬。可见李希圣之精神即在《骚》心《选》旨”(356)，为见地之言。曾广钧、李希圣是庚子国变的见证者，他们最负盛名的作品，如曾广钧为珍妃之死所作的《庚子落叶词》，李希圣为光绪、珍妃所作的《望帝》、《湘君》，也都成为鲜明打上李商隐烙印的“诗史”作品。“诗史”促成了地域诗学与社会现实、诗人经历的相融相得，在诗学李商隐的大前提下，湖湘学李与吴下学李虽然取径不同，虽然曾广钧、李希圣与张鸿、曹元忠、汪荣宝、徐兆玮的交游不深，但是他们对李商隐诗风的吸收却有“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异曲同工之效。因此，钱仲联先生谈到近代诗坛的李商隐接受问题，往往会将湖湘与吴下两地并举。
三、“湖湘别派”———樊增祥、易顺鼎的学李:个性化的接受与变调
对于樊增祥、易顺鼎的诗派归属问题，姚鹓雏《生春水簃诗话》里有段精练的评述:“樊山(樊增祥)早岁为袁简斋、赵瓯北，自识南皮，乃悉弃去。从李莼客游，颇究心中晚唐。吐语新颖，则其独擅。龙阳易实甫(顺鼎)，固能为元、白、温、李者。于是中晚唐诗，流传颇盛”(858)。这段话后经徐珂《清稗类钞》、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转引而受到关注，以此为基础出现“中晚唐诗派”的提法。王蘧常则直接名以“晚唐诗派”，他说:“窃尝论晚近诗人可分四派:［……］一派则专为晚唐。
凡为名士之诗者多属之，如樊樊山、易实甫、程十发诸家是也。”⑦“中晚唐诗派”与“晚唐诗派”的一字之差，可将思考的方向导向两端。“中晚唐”带有泛指的性质，樊、易的诗学观念从来没有囿于同一诗人、同一流派乃至同一时代。由于樊、易转益多师的诗学态度，突过“中晚唐”的主观反馈与“中晚唐诗派”的客观划定也非矛盾之处。樊、易诗学之游离统乎于为人为诗的个性色彩和进取意识，例如樊增祥直承李慈铭“八面受敌”的观点，提出樊山诗法，自负甚高;易顺鼎自信其《四魂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1516)。“晚唐”带有专指的性质，樊、易的诗歌特色很大程度上接近温庭筠、李商隐，尤其樊增祥，其李商隐接受以“香奁体”为门径，特征显著，他说:“余三十以前，颇嗜温、李，下逮西昆，即《疑雨集》、《香草笺》也亦所不薄”(656)。易顺鼎的诗风嬗变比较复杂，陈衍《近代诗钞》记曰:“实甫则屡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皮、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664)。通过抽丝剥茧式的梳理，陈衍以为易顺鼎诗歌的各样诗风仍以“近于温、李”占据较大比重。
樊增祥、易顺鼎的李商隐接受是偶然达成的合于性情的诗学动源，其内含的心理作用在于对诗歌语辞形式的重视，尤其对辞藻芳华的偏嗜，所以学商隐而缺乏理论支撑，樊、易的感性成分往往比理性成分更加左右创作思路，这既显得个性、独特，又让樊、易的诗歌风格与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始终存着几分若即若离。这是已然变调的李商隐接受，就诗歌整体观感来说，樊增祥的欢娱能工与李商隐的感伤情怀自有差别，易顺鼎较李商隐多出率性而又欠缺内蕴。同时，“香奁体”与李商隐诗歌的关系不可不辨。“香奁体”以艳情诗为外在表现，确实受到李商隐诗风的影响，何况“香奁体”的代表诗家韩偓与李商隐尚有亲缘关系。樊增祥自得之处正在于此，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樊增祥“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韩偓)，《疑雨集》不足道也”(29)。然而艳情一体自非李商隐诗歌的全貌，甚至也无法完全概括韩偓诗歌，现在研究者已经十分注意发现韩偓诗歌的真实面貌，关注其后期反映唐末动乱社会的诗史之作。所以谈论樊、易变调的李商隐接受，“诗史”是关键的问题。以为樊、易没有诗史之作实非公允，易顺鼎有过投身军旅的经历，从其《四魂集》中不难列举出部分诗史作品，至于樊增祥，其著名的《闻都门消息》即为上乘的诗史之作，他对诗歌的纪事功能所产生的诗史效应有着独到的理解:《郑斋感逝诗?樊增祥序》:世皆以韵语为无用，若嘲弄风月，翦刻红翠，诚无用矣，然少陵诗史何以称焉?诗之流别，曰述情，曰缋景，曰存人，曰纪事。诗中有人与事，则亦史家志传之类，而非徒以藻耀声律为工者也。［……］夫诗家之述事者亦多矣，不举其大，于国故何关，不得其真，则后来弗信;又或直叙其事而忘其为诗，徒纪事而无情，或有情而无文，则为笔记可耳，为语录可耳，何以诗为哉?(孙雄卷首)强调存人、纪事诗歌的历史价值，举其大，得其真，再论情事兼备，这样的樊增祥多少颠覆“风流万户侯”，“自少至老，搔首弄姿，矜其敏秀”的“樊美人”形象。可惜，不管在樊增祥还是在易顺鼎数以千首万计的诗海中，诗史之作只能算是不够分量的支流。樊、易诗歌与李商隐诗歌实难于内在精神层面形成共鸣。
樊、易诗歌的主流与李商隐诗歌要具共通之义并且有所推进的地方主要落实在诗歌技巧层面，比如樊增祥的“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汪辟疆426)，易顺鼎的“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熟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汪辟疆王培军384)。近代以来，樊、易其人其诗饱受争议，诗歌技巧的这层进境也不例外。沈其光《瓶粟斋诗话》说:“樊山诗酌奇玩华，世莫不惊其取材之鸿富，而终不逮温、李者，何也?流丽而欠端庄，婀娜而乏刚健故也”(597)。易顺鼎对于“好用巧对”遭到诟病也心知肚明。反之，如果提炼樊、易诗歌的正面影响，则有三点可以关注:第一，樊、易诗歌突破地域诗学的藩篱。樊增祥、易顺鼎虽然属于广义上的“湖湘派”，但是才子为诗，独立其外，正如汪辟疆所言:“若夫樊、易二家，在湖湘为别派，顾诗名反在湘派诸家之上。盖以专学汉、魏、六朝、三唐，至诸家已尽，不得不别辟蹊径，为安身立命之所;转益多师，声光并茂，则二家别有过人者矣”(295)。诗学取舍的自由随性，为樊、易的创作拓展出广阔的施展空间，让樊、易诗歌不时现出惊艳之处，陈寥士坦言:“樊樊山、易实甫，自是清末大家，譬之美色，艳妆浓抹，常过尺度，然仍不失大家风范”(269)。第二，樊增祥诗歌突破衰世诗心的惯性。“国家不幸诗家幸”，风雨飘摇的晚近社会常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末世诗感，樊增祥反其道而行，以崇尚侧艳、欢娱能工的诗歌风格展现出别样的文人生态，或可视作对乱世的反讽和嘲弄。第三，易顺鼎诗歌突破诗歌体制的桎梏。从复古中寻求创新，易顺鼎较樊增祥走得更远，他的部分七古，“突破格律，长短错杂”，“以文句入诗”，“而且用俚语、白话、新词”(易顺鼎16)，与“诗界革命”遥相呼应。陈松青以为“(易顺鼎)在以文为诗的作法上，其恣肆为黄遵宪所不及，且有度越梁启超之势，而更有特色”(289)。易顺鼎以个体之力，打造出近代诗歌转型的一方力量，只是这方力量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吴下、湖湘两地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晚近诗坛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基本特征，语言的藻采、流丽，属对的工整、精致，诗意的朦胧、隐晦，思致的深微、细密各有侧重地得到吴下、湖湘两地诗人的重视。代表传统的“诗史”指向介入考察，让我们可以跳脱地看待诸家学商隐的得失。即以用典为例证，作为各家诗歌学商隐的共同特征，用典在汪荣宝、李希圣等诗人的笔下成为语涉双关，对世事讽刺、忧虑的极为有效的表达武器，也是紧迫时局之下对诗人的保护;然而用典却往往在樊增祥、易顺鼎的笔下成为逞才炫技的工具，殊为无谓。若以新变为诉求，汪荣宝、李希圣等诗人诗歌的审美效果显出单调，一时难以摆脱“诗史”的窠臼;樊增祥、易顺鼎的诗歌则不用受到诗歌思想内容的制约，闪转腾挪于诗歌技巧之上，从而带来多样的审美体验。
作者：马卫中 李晨 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