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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杂志》2015年第五期
一．面对黑暗政治的愤愤不平
陶渊明生活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黑暗的时代。南北长期分裂，国家战乱不断，刘裕手掌兵权策反，派遣手下将皇上杀害，培植自己的权势。并在420年，建立了刘宋王朝，并将傀儡皇帝司马德杀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尽管作者生活穷苦不堪，但依然固守节操，不愿接受救济，更断然拒绝朝廷的召唤，坚守着一个正直的知识份子固有的气节。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百姓生活的穷愁困顿，激发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愤激情绪的推动下，诗人写下了不少“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一诗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人借物言志，自比为孤云，无依无傍，在暮色中逐渐飘向，诗人感叹“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辉”，事实上也是感叹自己的才华不知还能不能有施展的机会。“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一句中，作者暗喻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朝廷官员的阿谀奉承、见风使舵；借助“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来比喻自己由三仕三隐的独特人生经历。尽管此诗写得幽晦曲折，但结合诗人的人生经历及时代背景来分析，不难看出其对政治的影射。抛开陶渊明是否忠晋不谈，从《桃花源诗并记》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理想来看，陶潜对朝代更替引发的社会动荡一定是深恶痛绝的。朝廷官员的趋炎附势，是非不分，也与陶渊明的刚毅直率的个性格格不入的。此诗于平淡之中蕴含诗人炽热的情感与深刻的思想。诗人的晚年，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面对东晋的灭亡，诗人满心激愤却不能明言，因而此间大量的作品均采用借古讽今形式。
最典型的就是《拟古》九首，其中的作品有的直接赞颂了古代节义之事，有的托物言志，大多感时伤世，尤以第九首“种桑长江边”喻意最为显豁，诗人以桑喻晋，桑植于江边，根基不稳又正遭遇山河突变，最终只能落得飘零大海的悲惨结局。而晋恭帝依赖于刘裕登基，如今又因刘裕而亡国，此番遭遇只能是咎由自取，诗人哀其幸，怒其不争，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作品都充分表明了陶渊明并非真的不关心政治，而是心系国家的。谭嗣同曾说陶渊明是“慷慨悲歌之士，非无意于世者”，可谓是一语中的。
二．对英雄和贤人形象的刻画
陶潜作品中雄浑慷慨的风格还表现在刻画众多仁人志士和贤人的形象方面。他们身上都具有百折不挠、固穷守节的精神，成了陶潜晚年在穷愁困顿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撑。《读山海经》中“夸父诞宏志”一诗，诗人盛赞与日赛跑，遗惠后人的夸父，其目的并不在复述神话故事，而是凭借超凡的见识，对这个英雄人物进行了审美评价，认为他“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诗人赞颂夸父，意在肯定他遗惠于民的献身精神。历史中有许多杰出的人材，他们生前坚强执着，百折不挠，虽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却在生后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陶渊明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在夸父的身上，诗人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咏荆轲》作于晋宋易代之际，刻画了荆轲除暴安良的正义形象，在对其奇功不建的叹惋中，诗人寄托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诗中一连串慷慨激昂之辞，读之酣畅淋漓，精神为之振奋。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也是其内心积郁一次痛快发泄，表达了诗人对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抗暴英雄的无限景仰。因而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是颇具眼力的。
乱世中的陶渊明，心怀一腔爱国热忱却报国无门，目睹社会黑暗现实却无力改变，因此他在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正义之士，寄托的自己的理想。从这些跃动不宁、充满着抗争精神的英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诗人作品中慷慨激昂的一面。陶渊明的晚年穷困潦倒，生活日益窘迫，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本以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付出辛勤的劳动就会有收获。可是生活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还是让诗人事与愿违，生活捉襟见肘，甚至一度沦落“乞食”的窘境。所以，他慨叹“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怀疑自己选择的归隐之路到底正不正确。这时，诗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从那些往哲先贤们的身上寻求精神的慰藉，并找寻到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在《咏贫士》组诗中诗人通过塑造了荣启期、原宪、黔娄等贫士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他们安贫乐道、不慕荣利的生活态度。诗人塑造这些形象也是鼓励自己坚守信念，勇敢面对人生的挫折，并将“吾驾不可回”的信念落实到行动中。《咏贫士》组诗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这些真骨凌霜的贤者形象的刻画，表达了对他们精神的肯定，也是为自己找寻坚守的信念。
黑格尔说:“美本身应该理解为理念，而且应该理解为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陶渊明这些作品最宝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英雄、贤者形象的刻画，传递了坚定的人生信念、慷慨的激情以及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因此也成就了其作品雄浑悲慨的一面。
作者：饶艳单位：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