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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明代歙石的来源情况
歙砚自唐被发现以来,婺源龙尾山就一直是其最主要和最优质砚材的供给来源,因而歙砚也被称为“龙尾砚”。但由于南宋末年和元初的两次矿洞崩塌,歙石几乎绝产。元代婺源人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对这两次事故做了详细记载,分别是“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和“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雕凿已尽,予之不信,至是果然。”自此之后,整个明代再没有开采龙尾砚坑的文字记载。根据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文中所载:“今之所得,皆异时椎凿之余,随湍流出数里之外者,每每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残圭断壁,能满五寸者盖寡。”以及清乾隆五年徐毅辑《歙砚辑考》:“继则大中丞陈,暨臬宪刘,皆檄余专办,前后数役,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的记述来看,明时歙石可能的来源:一是当地砚工延续元时的方法,在山脚溪边寻觅的椎凿之余;二是当地居民所存的老坑旧石。另外,1991年秋曾在龙尾山发现一处古砚坑,根据砚坑旁遗存的铁钎等采石工具和砚坑岩壁上镌刻的“大明万历”年款诗句判断,应为明代采石遗迹,这说明明代存在民间私采的情况,但可能因规模和产量都不大,所以未见记载。由于明代歙石的来源极不稳定,产量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于是便有砚商从外地贩入石料弥补。根据现存实物和文献资料记载来看,这种贩运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以相近石色的砚石充做歙石借以谋利,江光启的《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就对这种行为作出了“今将怀旧坑真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将怀伪石以为欺乎”的责问,并以伪石冠之;二是徽州社会对端、澄泥、洮河等优质砚石的需求。古徽州地区遗存的明砚中就有很多是这些砚石所制的,甚至还有数量较多的砚胚遗存。这些石材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锤炼了徽州砚工的雕刻技艺,满足了歙砚发展的需要。
二、明代歙砚典型形制解读
砚的造型、布局直接体现了琢制者的艺术思想和雕琢水平,并且受琢制人生活时代、地域和文化特点的影响。明代的歙砚雕琢,明显有着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三雕和新安画派等相关艺术的印记,并共同反映了徽州文化的审美认知。在明代,基于砚材难得的缘由,歙砚雕琢在承袭宋砚“方正为贵,浑朴为佳”的传统基础上,另辟蹊径,在随形和仿生形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所以中正的大砚、雅洁的随形砚和灵动的仿生砚,是明代歙砚形制的典型代表。1.唐宋以来歙砚就有制作方正式砚的传统,因为自开采伊始,歙砚就曾入贡为宫廷御用之砚。南唐时期,李后主更在歙州设砚务官,为宫廷雕刻官砚,这些砚式就多为长方形。虽然宋以后,砚式越来越多,但方正大砚仍历久不衰。明代徽州砚工承袭这一传统,只要石材允许,总是尽可能的按式而作。如明长方形云纹歙砚(见图1),长32.5厘米、宽20厘米、高6.5厘米,作长方形式。砚面以卷云纹为地,琢日堂月池相连,有窄砚边,背平、素。此砚石色黝黑,石质极细腻,体量在明代歙砚中实属罕见。造型规整严谨,雕刻极为细腻。又如明长方形一指池抄手歙砚(见图2),长25厘米、宽14厘米、高9.8厘米。作长方抄手式,门字形。砚堂开阔略内凹为使用痕迹,砚堂上部琢一指砚池,宽砚边,以侧壁为墙足。质地也是细腻且坚润厚重,石色黝黑,砚堂有鱼子纹。明之方正砚式较宋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砚边、额堂、四壁等部位褶勒处不见挺直、锐利之态,线条处理上表现得圆润而柔美,砚面地子和砚边,多采用古器物之夔纹、云雷纹和几何纹饰等,整体造型表现得典雅、简洁和大方。2.明以前,随形歙砚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歙石大料居多、成材较易,加之传统使然,使得砚工无需随形而制。而明代歙石来源困窘,锥凿之余难得大料,所以砚工在裁取上显得极为不舍,尽量保持石材的原貌,雕琢上就尽力配合石材本体的表现。如明随形蛙蜥栖穴纹歙砚(见图3),最长21厘米,最宽13.5厘米,高4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有阔眉纹。砚作随形,砚堂宽阔略内凹,墨池于砚堂上部琢出,砚工依照原石形态在墨池、砚额巧雕出泥淖洼地,并在墨池中浮雕一青蛙,砚边左右各浮雕一蜥蜴,两相呼应,构思精巧。砚背基本保持原石形态,略做打磨。又如明随形卵石纹歙砚(见图4),长15厘米、宽12.5厘米、高4.5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通体细眉纹。砚作随形,以天然卵石为材,稍事雕刀。砚堂浅平,以石之眉纹作水波地,堂上琢出墨池,围绕砚面在池中、砚额和砚边琢出卵石纹饰,整体似山涧之态。砚背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和石纹。传世的明代歙砚,尤其是随形砚的砚石多呈现出极其温润的特质,质地较其他时期更显瑞泽,有犹如玉石籽料般光泽和润度,这是由于砚材长期经过水流冲刷、浸润的原因。因此,砚工虽片石亦不忍舍弃,极尽巧思随石而琢,从而造成很多明砚形小艺精的状况。3.在明代,由于社会赏砚及藏砚之风甚盛,文人已经参与到砚式的设计中,所以砚式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出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这一时期,徽州文化整体表现出一种对精雅、宁静、婉约的精神诉求,因而魏晋时期以龟兽等吉祥寓意的仿生砚式被摒弃,转而采用取意高洁的蝉、鹅等式样,尤其蝉形是明代歙砚中极为常见的。如明蝉形三足眉纹歙砚(见图5),最长35.7厘米、宽20.5厘米、高7厘米,石色黝黑,光洁莹润,纹理缜密细腻,抚之如柔肤。砚作蝉形,以蝉首为墨池,蝉身为砚堂,墨池深凹,砚堂平阔,有眉纹。自砚额部压塘起砚边,雕刻出蝉的形态,线条过渡得流畅自然。砚背刻有叶梗,叶梗弯曲由砚中至下横贯两端,形成底部两足,首部落地形成另一足。又如明鹅形歙砚(见图6),长16.4厘米、宽8.3厘米、高3.2厘米,石质细腻,色青黑。作鹅型,鹅背做砚堂,上琢出墨池,于墨池中琢出鹅首并延伸至砚额部,砚边刻划鹅毛纹;背以鹅足为两足,头部落地自然形成第三足。这两方砚分别借蝉饮露之生习和羲之换鹅之意,表达出不趋俗和不媚金的文人节操,抒发出清新脱俗的高洁雅意。琢制者对这种立意把握得十分准确,布局合理、线条工整流畅,手法表现得驾轻就熟。可以看出明代歙砚雕琢在探索写实手法和自然风韵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三、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特点
砚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雕琢,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连,直接反映出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领域的变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歙砚雕琢,其艺术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布局上比例尺度合理,充分考虑实用功能和艺术性的统一,在表现艺术美感的同时,不失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基本功能。说明明代歙砚,已开始从单纯实用器逐渐步入装饰工艺品行列。2.雕刻上以简洁的浅浮雕线刻为主,所琢之图案纹饰惟妙惟肖,手法细腻纤巧;不见繁琐的立体镂空雕,偶在局部出现的深刀雕刻,也是出于和池、堂相呼应的目的,因而显得十分协调。3.装饰上采用绘画技法的现象已经较普遍,而且极为注重结合器物的形体特点,适应了整体布局的需要,因而不显突兀。同时,明代徽州文风昌盛,很多砚工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设计美学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诠释,能够在琢制过程中更好地体现这一意图,这使得很多砚台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4.得益于加工工具的提高,使得各种线条的处理和加工成为可能。如在随形砚、仿生砚中就常使用卷边的制法,即砚边向砚堂内弧线内卷,这起到了很好的实用作用:既阻拦墨汁外泄,也使砚的造型更显美观。又如在边、角的处理上多呈现圆润的弧度,曲线的表现更加流畅,打磨程度也比较高。5.注重石材美。为了充分突出体现石材的色泽纹理,避免喧宾夺主,尽力不加多余的装饰,呈现出素雅朴质之美。五、明代歙砚雕琢中体现的艺术思想明代的歙砚雕琢艺术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其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炼的程度,具有端庄、雅致的特点,可以用“洁”“约”“健”几个字来形容。所谓洁,是立意上高洁而不落俗;所谓约,是造型上简洁而不繁复;所谓健,是手法上利落而不赘疣。这些特点和明代文化思想的变革密不可分。明中后期,宋元以来的程颐、朱熹派的理学已经没落,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新理学得到流行,讲求实用、注重实践的观点对歙砚的制作思想影响深远,使得歙砚的雕琢更加趋向自然、朴实和贴近生活。因此明代歙砚更为注重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结合,细节处理上讲求精益求精,相较于宋砚的简洁和清砚的繁复,明砚的质朴和典雅,更符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学观点。
四、结语
虽然遭受了歙石生产史上两次最大的厄运,但在明代徽州经济、文化的强大支撑下,歙砚雕琢艺术仍然保持着顽强的向上势头。徽州砚工以其质雅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琢制技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艺术精品。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歙砚的雕琢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定型,形成了独有的地域风格和流派特色,并最终发展出“徽派砚雕”这一重要的砚雕门类。所以明代是歙砚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值得我们重点挖掘和研究。
作者:姚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