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作品鉴定依据问题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潘天寿作品鉴定依据问题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造型

书画作品的造型，通常能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审美习惯和用笔习惯，因此在书画鉴定中也应作为主要依据。潘天寿的毛笔画和指墨画作品的造型标准，也反映了他的这些个性特征和艺术高度异于常人。通过对潘天寿传世真迹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画家长期兼擅毛笔画和指墨画两个不同工具材料与创作手法的画种，对他的造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识者以为，潘天寿有意识地将毛笔画和指墨画因为工具材料的差异而产生的特殊造型效果，作了兼容互补。简单地说，是潘天寿的毛笔画造型兼收了指墨画的固有优势，竭力使毛笔画的造型偏向生涩、钝拙；反之，他的指墨画造型并蓄了毛笔画的长处，也尽力让指墨画的造型圆婉、灵活。在潘天寿不同工具材料创作的两种画中，造型主观、客观并蓄，形神俱佳。其形象特征奇峭、冷峻，画面组织构成完美，点、线、面的处理对比强烈，各局部构成之间必有内在关连性，具有现代设计理念特征，很难再做进一步的变动、更改，这种强烈的形式感也体现了他的审美习惯。在《濠乐图》中，（A）与（B）所画的鳜鱼形象相近，但细看并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别：前者细微处的形有生硬造作之嫌，其笔画一到转折与衔接处，就有些欠婉约与自如；再如鱼头部出现的三四处断笔，由于其形、势的松散状态，局部结构就含混不清；自鱼头到鱼背上或大或小、或偏方或偏圆的斑点形状很无序，与鱼身内外轮廓线的组合、搭配不尽妥帖，整条鱼宛若是没有体积感的一平面；在鱼身上下的鱼鳍和鱼尾的形状、位置，尤其是鱼背部成扇架形的鱼鳍，已经脱离原本的结构。此外，造型的大小、取势与编排位置、画面的空间分隔等，在整体的章法结构上也不尽充实完美。相较而言，画中题款的书法在造型上略好于画，但也不是没有漏洞：隶书“濠乐图”三字字形失严谨，上下编排位置亦有不适；“图”字往右倾，与后面结体也偏于涣散的行书小字组合后，总体款字的连贯性和紧密度不够；字形的大小、正斜、体势不统一，款字作为画面构成元素的效能不能不受影响。而将上述这些问题拿到后图上作比较，情况大有不同：塑造大鳜鱼的形象，细节处多见曲折状笔线和偏方形的转折，基本不作圆弧形，勾线与大小、形状不同的（斑）点、（体）面做有理有序的组合后，局部形态就十分完美。加上鱼鳍、鱼尾和鱼眼三部位能抓其特征，取其精髓，若画龙点睛，整体造型能神似鳜鱼的体面结构，达到艺术处理的“曲”尽其妙，也让《濠乐图》（A）相形见绌。大鳜鱼鱼头前、左右两侧的三条形貌各异的小鱼，不仅造型生动有趣，而且与大鳜鱼的形状、大小、聚散及空间构成形成有机的联系，章法因此而完美。题款的隶书“濠乐图”三个字字形方扁，上下编排严整，与其他行书小字字形的大小、正斜、扁长统一起来；题款总体呈凝紧、收缩状态，与指墨所画趋于“松”的造型形成对比，画作的章法也因该题款的存在而锦上添花。

二、辅助依据

印章与著录在书画鉴定中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近年书画作伪者通过电脑制版的方式来仿制近现代名家的印章，弥足乱真，已使印章的取信力锐减。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业的改革，也使得著录的情形相差无几，国内一些出版社出版名家作品集册近乎于“泛滥成灾”，鱼龙混杂处真伪不辨。因此在《濠乐图》二图的鉴定中，依凭《濠乐图》（A）上的朱文“天寿”印章与该画家某印谱是否吻合或拍卖行说明此作曾在2010年公开出版，征信程度已经不足信赖。在笔墨、造型以及题款等主要依据已足够充分的情况下，印章与有关著录问题已不具有正面的说服力，甚至于反而是个“现实”疑点。作为一种辅证，《濠乐图》二图共署的画题“濠乐图”倒是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濠乐”二字语出《庄子•秋水》，即“濠上之乐”[3]，这段著名的论辩主题即是水中游鱼悠闲舒适的情趣。庄子与惠子所论之濠梁，后来也多半被引申为一种自然之地，鱼多作群游；又兼及潘天寿的品德和所接受的儒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思想，《濠乐图》中营造一种自然的野趣群游较为合理。潘天寿凭借自身在文学功底上的精深造诣，借用典故将画题定为“濠乐图”，如描写一种孤独、野僻的“独乐”就失于常情了。

另一可以按常理来推测的，是两幅画的同一上款人问题。上款人张克威（1916—1993年）生前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南京药学院院长等职，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曾与当代许多著名书画家有过交往。以常情而论，画家同年送给同一受画人两张画面外观及款字如此接近的二幅画并不合理。这种画面相近、题款文字内容相似同署一上款人名的两件画作的出现，在书画市场上的绝大部分情况是，其中必有一件是假或两件全假[4]。联系《濠乐图》（B）画和题款的艺术水准和原装老裱件上赫然粘贴着原收藏人张克威的亲笔题签“潘天寿指画鳜鱼图”，可以辅助证明《濠乐图》（B）的真实可靠。结语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濠乐图》（A）并不是潘天寿的真迹，而是一件以《濠乐图》（B）为母本仿制的伪作。该伪作赝制过程中作伪者曾根据笔墨与造型及题款的相对逼真状况做了相应的小范围裁减及一些变通性的处理，导致伪作与其母本的尺寸及画面局部细节的略有不同。《濠乐图》（A）在市场上的高价位成交，提醒投资者今后要对拍卖行营销性的推介文字、口头说明要更加警醒，对画作中的印章、有关著录和具体上款人信息要采取更加审慎对待的态度。在更进一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濠乐图》（B）曾在2003年北京嘉德拍卖行春季拍卖会上投拍过（拍品号39），这一拍卖记录让人遐想《濠乐图》（A）作伪来由似有章可循。

作者：黄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