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饰件赏析及文化探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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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艺术造型

最下部为方形基座，基座中空，共分三层，各层的四面均镂刻人物活动场面及其他繁复的纹饰。正面上层有一仆人赤身站立，盘发插笄，左手持杯，右手上举，持一容器。下有一壶，周身饰花纹，壶口大开，似乎满盛美酒，仆人正要将美酒舀到酒杯中。中层也有一盘发插笄、赤身站立的仆人，双手抓一肥禽，右手提头部，左手托臀部，双腿微蹲，呈用力图3饰件上部奏乐仆人细部状。肥禽头部低垂，双腿无力，好像马上就成为主人餐桌上的佳肴。下层饰云雷纹（见图5）。背面上层和中层纹饰大体相同，各有一头戴小冠、赤裸上身的仆人，双手摆弄一只小鹿。小鹿眼睛圆睁，双耳阔大，体形修长，身上有不规则圆形斑点，蹄形足。不同的是，上层的小鹿昂首扬颈，无辜的眼睛望着前面，被仆人握着双腿，温驯而又无助。而中层的小鹿则被倒拎着，眼神空洞，双腿下垂，似已死去。下层饰云雷纹（见图6）。左侧纹样上层及中层均有一盘发插笄、身着右衽衣衫的仆人。上层的仆人右手持杯，左手托杯底，杯中似有美酒。中层的仆人右手托盘，盘中装满食物，左手持杯，正在行进。两人想尽快把美食送到主人身边，却又担心食物洒落，故而小心谨慎，形色匆匆。下层饰云雷纹，有一直径0.3厘米的圆穿（见图7）。右侧上层和中层纹样大体相同，各有一头戴小冠、身着右衽衣衫的仆人，手抓飞禽。飞禽鸟喙形嘴，有翅膀及尾羽，爪有倒勾。不同的是，上层禽鸟昂首张目，展翅挣扎，中层禽鸟则头朝下，身子弯曲，已然死亡。下层饰云雷纹，有一个直径为0.3厘米的圆穿（见图8）。综观楼阙形铜饰件，主人端坐中央，心安理得地接受众人的侍奉。奴仆或跪或站，或抚琴奏乐，或沽酒以待，或捉禽备菜，造型动作均不相同。飞禽、动物、怪兽等比例得当，极富神韵。整个布局尊卑有序、等级分明。饰件不仅真实还原了战国时期权贵阶层的实际生活情景，而且充分证明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发达，展示了匠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饰件虽体量不大，却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二、历史价值

1.楼阙形饰件可能为坞堡建筑中“瞭望台”的原型饰件基座中空，下部两侧有直径0.3厘米的圆穿。笔者推测，中空的设计，有可能是插在某物之上，圆穿则用来固定。饰件的形制与河北安平东汉壁画墓（见图9）和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中坞堡的“瞭望台”非常相似。安平壁画墓中的建筑为坞堡，是一种防卫性建筑，出现于王莽天凤年间。汉代豪强地主为求自保，常聚族而居，四周环以深沟高墙，内部房屋毗联，四隅与中央另建塔台高楼。大型坞堡的规模超过村落，较小的如宅院。堡门一般开于南墙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主要建厅堂、楼屋。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瞭望台多在建筑的制高点。安平壁画墓中的瞭望台上为庑殿式顶，下部基座为方柱型，有三个窗口。根据这三个窗口和上下各一层来推断，整个瞭望楼应为五层高度。楼顶正脊的两端有鸱尾。最上一层楼的四角有柱，周围画有栏杆，于西后角处竖一旗，西侧立一扁圆形大鼓。旗杆顶部有一黑色长尾、迎风而立的鸟形物。旗帜的位置高出屋脊，上有四条飘带，正在迎风飞扬。旗帜的前端挂一横杆，横杆的两端和中部连在鸟身上，这样就可以风吹旗飘，鸟随风转。这种鸟形物应为“伺风鸟”，用来辨识风向。旗可能是“测风旗”，射箭时以辨别风向和风速。《古今注》记载：“伺风鸟，夏禹所作也。”《中华古今注》有“伺风鸟，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为恒式”的记载。恒式即为恒矢，用于习射。禁中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而东汉末年僭越之风盛行，豪强地主都有大量武器装备，其坞堡建筑的瞭望台也设置伺风鸟，随时准备征战。从结构上看，楼阙形铜饰件与瞭望台同为庑殿式顶，正脊两端装饰小鸟，相当于鸱尾的设计。上部有栏杆，底部有基座，尤其是中部四面矩尺状饰物上端的鸟，更与安平壁画墓中的伺风鸟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推测，楼阙形铜方形饰在制作时吸取了古代“伺风鸟”的灵感，很可能是“瞭望台”的原型。

2.证实矮凳的使用不晚于战国时期仔细观察楼阙形饰件上部，有主人端坐于矮凳之上。一般认为，汉代以前没有凳子，且凳子对汉族人来说是舶来品。而这一细节至少证明，矮凳的使用不晚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三国，人们多席地而坐，以席、几、床、榻为主要生活器具。东汉末期，因征战及民族融合等因素，一种名叫“方凳”的高型坐具及可折叠的胡床才传入中原，但也仅流行于宫廷与贵族之间，在当时家具品类中等级较高，并未广泛使用。胡床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随着北魏佛教的兴起，西方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渐普及于中原。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也要带在身边以备临时休息之用。另外，汉代有一种塌，无栏杆，无围挡，形制较矮，四足落地，通长只坐一人，用于日常起居或接见宾客。直至唐代，史籍中才有了椅子的记载，唐明宗时期出现有靠背的椅子，到宋代出现交椅，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五代至宋，高型坐具空前普及，椅子的形式也多起来，出现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同时根据尊卑等级的不同，椅子的形制、质料和功能也有所区别。楼阙形饰件上的矮凳清晰可辨，为长方形，四腿粗矮，两侧边缘翘起，巧妙围城“凹”字形，美观协调，紧凑舒适。尽管这件坐具已具备凳子的雏形，而这一时期却还没有“椅”“凳”的称谓。如此看来，凳子的出现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并非远道而来的舶来品，而是土生土长的“国货”。矮凳虽不大，却直观生动地再现了战国中晚期矮凳在仕宦贵族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将凳子的使用历史提前了几百年，丰富了社会史、家具史的内容。

3.为战国时期建筑形制的宝贵例证中国的建筑历史悠久，早在距今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利用天然崖洞作为栖身之所。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利用黄土为壁体，并用木架草泥建造了简单的半地穴房屋。商周时期，已有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宫室多建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木架结构逐渐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春秋末期的《考工记》中记载了当时重要的建筑制度，如王城的规划思想以及道路、门墙、宫室的标准尺度等。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建筑的观念日渐明晰，崇尚以土筑垒的高台建筑，如赵国的丛台和燕国的武阳台、老姆台等。这一时期的木构建筑多已不存，存世多为遗址或台基。浙江绍兴狮子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的云纹铜屋，为三开间屋，屋顶有棱柱，上饰伏鸟，柱及屋顶均饰勾连形云纹。屋前有柱，左右壁镂空，后壁中央有窗，底缘也饰以勾连形云纹。屋内跽坐男女六人，有的抚琴，有的吹笙，有的击鼓，反映了战国贵族玩乐声色的生活，为研究战国时期建筑形制的宝贵资料。另有故宫博物院藏采桑猎钫上刻有《宫室图》，记录了战国建筑的形制，证实了当时技术的发达。屋下有高基，上为木构。屋分两间，有立柱三，每间各有一门，门扉双扇。上端有斗拱承枋，枋上有斗拱作平坐。平坐四周似有栏杆，平坐两端向下斜垂代表屋檐。

两汉时期，建筑中大量使用成组的斗拱，楼阁层数逐渐增加，砖石建筑逐渐发展。与战国时期一样，汉代木构建筑今已不存，现存实物只有墓、石室、阙等。阙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为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装饰性建筑，多立在入口的两侧。目前所知全国有遗留至今的汉代石阙约20余处，主要分布在四川、河南、山东地区，尤以四川雅安的高颐阙最为精美。高颐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主阙13层，高约6米，子阙7层，高3.4米，均用岩石叠砌，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有角柱、枋斗。阙身浮雕有出行图、神兽、历史故事等，并刻有隶书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等二十余字。另外，河南南阳西汉画像砖中有不少建筑图，其中一处长144厘米、宽57厘米（见图10），上部刻楼阁，有柱础、斗拱，采用庑殿式屋顶，厅内有双柱相承，其上有双层望亭，厅外两侧各植柏树一株。屋脊、树上刻五凤，以示吉祥。厅内正中处刻一尊者，戴冠正襟，扶案危坐，其右侧一侍卫侧身而立，左侧一人戴冠、着长袍，躬身向主人作恭拜状。画面下部刻铺首衔环。画像砖对厅堂、楼阙、柱枋、斗拱、栏杆、门窗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描绘，忠实准确地再现了西汉建筑的形制。由上可见，随着建筑的发展，春秋时期已建造重屋和高台建筑，战国开始建造二、三层的房屋，为两汉多层楼阁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自上古至先秦，文献与实物资料皆极缺乏，虽然殷周以来城郭宫室已有多处遗址经过考古认定，但尚无实物可考。两汉建筑的形制也只能通过古籍资料或考古出土的明器、画像石、壁画等管窥一二。这件战国中晚期的楼阙形铜饰件，无疑是研究战国时期古代建筑的极重要实物资料。

作者：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