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戏服饰的多元化民族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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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杂志》2015年第五期

藏戏是藏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结晶，主要流传于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及国外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藏民族居住区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西藏藏戏是藏戏的母体，其服饰主要从西藏本土的日常生活服饰和宗教服饰发展而来，具有“肥腰、长袖、大襟”且喜爱用兽皮、珠宝、玉石等作为饰品的藏民族服饰风格。笔者发现它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等其它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民族特征。由于学界目前尚未有人对西藏藏戏服饰进行系统论述，①本文仅是抛砖引玉之作，意在引起更多学者关注，从而加深对西藏藏戏服饰的研究。

一、汉族服饰在藏戏服饰中的表现

藏戏服饰中的汉族元素主要表现在戏服质地、样式及装饰图案等方面。藏戏中的国王、王子、大臣、王妃、贵妇和新娘等角色演出时主要穿丝绸锦缎制成的戏服(参见文末图片)。这些丝缎质地的戏服体现出汉族丝帛对其深刻的影响。唐朝时期，汉地绸缎大量进入吐蕃后直接影响到吐蕃王室贵族的服饰习俗。唐时吐蕃人所用衣料“包括以下三类:动物皮革、毛纤维纺织物、丝麻类织物。”②其中动物皮毛和毛纤维纺织物系本土所产，汉族文献《册府元龟•外臣部》中记载吐蕃人“养牛羊取乳酪而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③可见，吐蕃服饰以当地所产的动物皮革为主要材质。同时，毛纤维制品也已出现在吐蕃平民的衣饰当中。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缚戎人》中写到一个被掠入吐蕃多年的汉人，归唐后讲述自己“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谴著皮裘系毛带”④的悲惨遭遇。这些诗句一方面叙述其流落吐蕃多年、令人同情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用毛纤维编织成的腰带在当时吐蕃平民中已被广泛使用的珍贵文献资料。吐蕃所用的“丝织品基本来自于唐朝、西亚和中亚”。①其中唐朝为其丝织品主要来源地。追根溯源，汉族丝绸大量传入吐蕃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蕃带进的大批丝织品关系密切。公元7世纪，李渊父子推翻隋朝统治，建立大唐帝国。此时，青藏高原上的雅砻部落联盟首领松赞干布征服了周边各部落，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据《旧唐书•吐蕃上》记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朝和吐蕃正式交往，松赞干布派使臣向唐太宗请婚，未许。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

②文成公主入吐蕃时携带有大量的丝绸锦缎，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③松赞干布对唐朝华美服饰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他与文成公主回吐蕃后，自己率先“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④带头脱掉皮毛服饰，改穿唐朝的绸缎服装。可见，唐朝丝绸服饰对吐蕃王室贵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成书于公元1363年的藏文书籍《红史》中也记载了金城公主入蕃时“陪送绸缎许多万匹，各种工匠，许多杂技乐人”⑤等。除此之外，“唐地丝织品也通过赐物、互市及民间贸易、战争掠夺几种渠道传入吐蕃，成为吐蕃人极其珍视的衣料。”⑥其中唐王朝的赏赐是吐蕃绸缎主要来源。汉族文献《册府元龟•外臣部》中详细记录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六月，唐玄宗和皇后用彩缎赏赐吐蕃王室及大臣情况:“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⑦以上赏赐绸缎共计5880段，由上可知，当时唐王朝主要用汉地绸缎来赏赐吐蕃君臣且数量巨大。另外，互市和民间贸易也是吐蕃王公贵族获取丝绸锦缎的主要渠道，唐蕃古道上络绎不绝的丝绸运输成为当时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中唐文人独孤及在《敕与吐蕃赞普书》中用“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⑧的句子对“安史之乱”之前唐蕃通好时期双方使节来往密切、金玉丝绸贸易频繁、两地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形做了生动、形象地描绘。

唐时汉地的丝绸大量运入吐蕃后，深受吐蕃王室和贵族的喜爱。但单薄的丝帛绢锦难以抵挡藏地寒冷的气候，聪明的吐蕃民众便用本地生产的动物皮毛、毛织物和丝织品混合使用来缝制服装。这种情形可以从中唐诗人元稹《西凉伎》中的诗句“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⑨中看出。诗中“翠茸裘”中的“翠”字和上句“赤汗马”中的“赤”字相对应，并非单指“绿色”，可以代表“各种色彩”。因此“翠茸裘”可理解为用动物毛皮为里面，各色锦缎为表面的裘袍。从唐朝汉地运入的丝织品和吐蕃本地所产的皮毛、毛纺织物混合使用，既可以适应寒冷的高原气候又可以起到美化装饰作用，为吐蕃王室和贵族的服饰文化增添了美丽的色彩，成为藏族服装的一个大变革时代。宋朝时期，在吐蕃部落及其割据政权与中原汉地之间的“茶马互市”贸易中，锦缎布匹所占比重逐步加大，主要用于满足贵族不断上涨的服饰需求。在元代，从中原输入的丝绸锦缎成为西藏贵族阶层及寺院中等级较高僧人做服装的主要材质。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著名的东方学家G•杜齐教授在萨迦寺看到博纳地藏的“中国织物的残片，可能是元朝的，上面绘着一群侍女。”

①从萨迦寺所残存的元代丝织物可以推测丝绸锦缎类服饰在当时可能主要用于寺院和贵族。明清时期，丝绸锦缎服饰依然多为藏族僧俗官员和贵族所穿，而一般平民则以当地产的氆氇等为主。大约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汉文书籍《西藏志•衣冠》中指出了“西藏衣服冠裳多用毛毼、氆鲁，富者亦穿绸缎、布匹”②这样的藏族生活服饰特点。戏剧来源于生活，戏剧服饰也与生活服饰息息相关。西藏藏戏中国王、王子和大臣等上层人物角色服装主要来源于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时期四品以上俗官在朝见达赖喇嘛和法王或在重大节日、举行庆典时所穿的夏装。国王一般身穿织有云彩、山岩、水纹、衮龙四种图案的深蓝色四相缎袍“甘希文波”，或穿用虎皮黄色、彩云腾龙锦缎袍“霍尔达熏”，腰间系有金光锦缎带。王子大多穿黄色虎皮衮龙的“霍尔达熏”缎袍。经济条件较差戏班饰演王子角色的演员有时也穿黄色团花缎袍“传干赛波”。王子腰间同样系金光锦缎带。大臣的戏服一般是用奶油色、绘有原西藏地方货币章嘎图案或者紫红色、黄色团花锦缎做成的藏袍。藏戏中的管家和佣人则穿用各式较低等级团花绸缎做成的藏袍。剧中王后、王妃和贵夫人的服饰采用噶厦地方政府四品以上官员夫人所穿夏装服饰，基本用汉族的丝绸锦缎裁剪做成。藏戏中王后和王妃的服装由蓝色、深绿或血青色的花缎制成带袖或不带袖袍服。盛装时两种藏袍一起穿，腰间系邦典。

贵夫人的戏服和王后等人相同，但在腰间系的邦典上沿腰部用象征其丈夫官位品级的红缎带压边。社会地位较低下的女仆一般穿用较低等级团花绸缎制成的藏袍。开场戏角色拉姆(仙女之意，笔者注)过去常穿五件不同颜色的绸质衬衫，并将其五色领子全翻出来;现在演出只穿一件丝绸衬衣，但将其领子配成五色。下衣内穿衬裙，外系“邦典”。全身加套一件用蓝绿等花色绸缎做成的无袖长褂。藏戏中国王、王妃、贵族官员及夫人等角色服装材质都用丝绸制成。可见，汉族丝绸织品大量运入西藏，对藏族贵族社会生活服装及藏戏服饰影响深远。另外，藏戏服装中也有汉族服装式样和装饰图案的展现。在传统剧目《苏吉尼玛》中，国王达唯森格去找外道神主求神问卜，途中要渡过大海，为他摆渡的两个船夫穿着清朝侍从兵勇的服装，说着夹杂有汉语词汇的藏话，逗笑着进行摆渡舞蹈表演。

又如，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演出的藏戏中常穿插表演一种叫“甲羌”(汉舞之意)的舞蹈。舞蹈中，穿着清朝官员服饰的一位将官带着一个翻译指挥着一队士兵进行操练。这些士兵的服装完全是清朝兵勇的穿着打扮，其背后还绣有汉字“清”或“寿”的篆体字样。③汉族中的“万”字、“寿”字、“吉祥结”、“古钱币”和“长城连纹”等常作为藏戏服饰的装饰图案出现且蕴含着丰富的民俗观念。“寿”字是汉族民间“五福”观念的主体，传入西藏后，藏族服饰的主要部位常出现“团寿字”、“长寿字”等多种，代表了人们对生命长度的期许。“寿”字“还常与卷草纹、雍仲纹组合构成，寓意生命长久无限。表达了生活在青藏高原恶劣条件下的藏民族对生命的崇敬和珍惜。”④如上述昌都藏戏中清朝士兵服装背后所绣篆体“寿”字便蕴含此意。“万”字寓意绵长不断，富贵不到头;“古钱纹”为福寿双全之意;“长城连纹”常组成连续图案，表连绵不断之意。汉族中“寿”字纹和“万”字纹等吉祥图案出现在藏戏服饰中，不但体现出汉族服饰图案对藏戏服饰的深刻影响而且折射出藏、汉人民“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共同的民俗心理以及人们对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平安幸福的美好期盼。

二、蒙古族服饰在藏戏服饰中的再现

藏戏中国王和王子头上戴的江达帽、脚上穿的虹纹靴以及管家和仆人等角色所戴的索夏帽都来源于蒙古族服饰(参见文末图1、图2和图3)。藏戏服饰中的这些蒙古族元素与明末清初蒙藏联合政权共同管理西藏关系密切。13世纪，蒙古族结束了中原长期动乱混战状态，建立元朝。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统释教”①。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公元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金印及左右同知两部衙署，并将公主墨麦卡顿嫁给他，此外还让他穿蒙古服装，任命他为藏地三区法官。”②公元1270年，忽必烈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赏赐给他“刻有‘萨’字镶嵌珍宝的羊脂玉印章。此外，还赐给黄金、珍珠镶嵌的袈裟、法衣、大氅、僧帽、靴子、坐垫、金座、伞盖……”③等。此时，藏族服饰中开始出现一些蒙古族服饰元素。明末清初，西藏的局势动荡混乱。前后藏各地方势力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相互利用，分别援引蒙古各部争夺前后藏的政治统治权。

1618年，辛厦巴家族的彭措南杰建立了统治前后藏的第悉藏巴政权。第悉藏巴政权与噶玛噶举派联合进入青海的蒙古族喀尔喀部却图汗及康区白利土司共同遏制格鲁派势力的发展。而格鲁派的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则向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求助。1642年，固始汗带领蒙古军队打败第二任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结束了第悉藏巴政权在西藏20多年的统治地位，并以达赖喇嘛驻锡地甘丹颇章为名，建立了由蒙古和硕特汗王与达赖喇嘛联合管理西藏的甘丹颇章政权。1721年，康熙皇帝废除了这种蒙藏联合政权体制，实行由四名噶伦共同主管西藏地方事务的噶伦制。在第悉藏巴政权和甘丹颇章政权等蒙藏联合势力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100多年中，蒙古服饰籍制度、风俗等更深入到藏族服饰中。藏族服饰中的“库伦装”、“恰珠恰堆”短装、红缨穗帽以及圆头靴、虹纹靴等都来源于蒙古族服饰。张怡荪在《藏汉大辞典》中指出“库伦装，旧时西藏贵族所着蒙古盛装之一”。原来蒙古士兵所戴的“土比利帽”在17世纪传入西藏后成为西藏贵族经常戴的帽式之一。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贵族官员常出现“上身作蒙古人装束，下身作藏人装束”④的穿戴方法。西藏地方政府时期的官员不但身着蒙古袍服、帽子等，而且向达赖喇嘛所献供物中也有蒙古服饰。曾担任30多年噶伦的多喀尔•策仁旺杰在1731年所著的自传《噶伦传》中提及自己向七世达赖喇嘛进奉的供物中有蒙古官员服饰、用普拉皮做的蒙古式样的短褂以及用黄缎做的库伦装等。⑤藏族的一首民歌也指出了蒙古族、汉族对藏族服饰的影响。层培•洛布松保，头上装饰有什么?有蒙古江达帽，是达官贵人的装饰。层培•洛布松保，身上装饰有什么?有镶玉的金耳环，是祖辈们的装饰。层培•洛布松保，身上穿的有什么?有汉地金丝绸缎衣，是富贵人家的装饰。

层培•洛布松保，脚上穿的有什么?有蒙古高筒靴，是富商们的装饰。⑥从上面这首民歌可以看出蒙古族的江达帽、高筒靴及汉族的丝绸服装对藏族生活服饰的深刻影响。藏戏服饰主要来源于生活常服。戏剧中国王和王子的服饰来源于噶厦地方政府四品以上俗官在朝见达赖喇嘛和法王或重大节日时所穿的夏装。饰演国王或王子角色的演员头戴帽顶覆红丝缨，帽檐呈扁平圆形的“江达”帽①;身着深蓝色四相缎袍“甘希文波”或者虎皮黄色彩云腾龙缎袍“霍尔达熏”，足蹬做工精致考究的虹纹靴。剧中角色的江达帽，脚蹬的厚底翘尖的具有彩虹般花纹的虹纹靴都来源于蒙古族服饰。同样，蒙古族士兵平时所戴的平顶圆形垂穗红缨帽传入西藏后称为索夏帽，噶厦地方政府时期成为西藏贵族家中男仆所戴帽子式样，从而成为藏戏中管家、仆人所戴帽子。时至今日，在西藏农牧区的赛马比赛和许多传统舞蹈中依然可以看见人们戴着索夏帽进行表演。

三、回族服饰在藏戏服饰中的展现

佛教僧侣认为佛教是内道，佛教以外的宗教和学说统称其为外道。藏戏传统剧目内容由于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对信奉其它宗教的角色全部称其为“外道”且常进行贬斥丑化。藏戏中“外道”角色的服饰大多呈现出回族服饰文化色彩。传统藏戏《白玛文巴》中不信奉佛教、想方设法欲害死白玛文巴父子的国王罗白曲钦被称为外道国王，其出场时头缠白布，面部戴骷髅型白面具，身穿经过艺术加工的回族长缎袍(参见文末图6)。《苏吉尼玛》中新任国王达唯森格遵从父王命令去朝拜外道主神自在天王并请求加赐。在外道主神对新国王进行加赐的庄严仪轨中，穿着回族服装的主神侍从对主人的各种命令阴奉阳违、插科打诨、调笑逗趣，活跃了演出气氛。藏戏中外道国王和外道主神及侍从所穿戴服饰都融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的服饰元素，这与藏传佛教对藏戏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此外，还与藏民族重农牧、轻工商的传统价值观有联系。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农牧业经济是其立足之本，每年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对农牧业非常重视，而对与农牧业关系不大的工商业一直充满排斥心理，认为其发展会危及农牧业生产。因此，在旧西藏，从事工商业的工匠和商人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工匠世代家传，地位非常低下，其儿女一般不能和其他平民家庭通婚。藏族民众认为小商贩做生意是以谋利为根本，靠投机取巧来发财，人格低下，因此对商人持鄙视态度，“好男儿不出门，大丈夫不经商”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②。他们同时认定一个人拥有太多财富以后会经常面临灾难和烦恼，如《萨迦格言》所言“钱财积得过多，钱财就是催命鬼，富翁常遭祸害，乞丐反倒安康。”

③由于上述传统观念和风俗的影响，在西藏民主改革胜利以前，藏族人很少做生意，在拉萨等地做生意的主要以回族人为主。据清朝乾隆年间的汉文献《西藏志•市肆》中记载“至市中货物商贾，有缠头回民贩卖珠宝，其布匹、绸缎、凌锦等项，皆贩自内地。有白布回民贩卖氆氇、藏锦、卡契缎、布等类，皆贩自布鲁克、巴勒布、天竺等处。”④由此可以推测，最晚在18世纪，用白布缠头的回族商人已经在拉萨做绸缎、珠宝等生意。他们从中原运来丝绸、锦缎等到拉萨做买卖;同时还贩卖来自不丹、尼泊尔和印度的氆氇、藏锦等类商品。藏民族认为商人做生意就是贪图钱财，而佛教思想认为贪欲是人产生无明烦恼进入六道轮回的首要根源，因此，藏民族对信奉伊斯兰教做生意的回族商人称其为“外道”且常产生贬斥心理。戏剧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回族商人的装束与藏族的服饰迥然不同，再加上藏民族对商人固有的歧视心理，很自然的把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外道”商人独特的服饰移植到藏戏服饰中来塑造信奉佛教之外其他宗教的角色，这也许是回族服饰成为传统藏戏中外道角色服饰的主要原因吧。

四、结论

唐朝与吐蕃正式交往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蕃时带进的大量丝织品丰富了吐蕃王室和贵族的服饰材质。随着藏、汉两族人民的进一步友好往来，汉族的丝绸锦缎、服饰样式和万字、寿字等装饰图案被汲取到藏族的生活常服中，进而对西藏藏戏服饰产生深刻影响。戏服中的江达帽、虹纹靴和索夏帽这些蒙古族服饰元素则与西藏在元朝归入中国版图及明末清初蒙藏联合政权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100多年密切相关。信奉其他宗教的“外道”角色服饰所呈现的回族服饰色彩体现出藏民族的宗教心理及重农牧、轻工商传统价值观念。由上可知，汉族、蒙古族和回族服饰籍民族交往、政治制度、宗教习俗等因素对藏族的生活服饰产生了深刻影响。戏剧服饰来源于生活服饰，西藏藏戏服饰在本土日常服饰和宗教服饰发展基础上又广泛吸纳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等其它民族服饰文化营养并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使其水乳般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从而形成多元化民族特征并折射出藏民族的审美情趣、宗教心理及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藏戏因至今仍保留的广场戏、面具戏和仪式戏演出形态而被称为戏剧活化石。2009年，藏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藏戏很多方面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对西藏藏戏服饰的研究一直无人问津。本文寥寥数千字亦仅触其冰山一角，笔者期待有更多学者深入此领域进行挖掘，进一步推进藏戏和中国戏曲史的研究。

作者：李宜 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