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中的旱灾描述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现当代文学中的旱灾描述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抗争选择与苦难景象

如前所述，求神祈雨只是农民面对旱灾时的一种应对手段，是基于文化习俗流传下来的约定习惯。在祈雨不灵或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人们自然会转向依靠人力或先进技术手段戽水抗旱、引水浇田。由此可见，中国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并未完全屈服认命，他们为保活命的种种选择及行为，透露出意志的坚韧，且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实用理性”色彩。但这种抗争限定在人力可以争取的范围内，一旦遭遇酷旱却又无水可引，灾民只能承受逃难或隐忍求活的悲惨命运。洪深的《青龙桥》中，沙小大、庄炳文等人坚信自己的力量，努力把坑里的每一口、每一滴水都车到田里去；在林公达的开导下，村民认识到机器洋龙相对于人力的优势，从县里要来洋龙抽水抗旱。开港用洋龙引水的情节也出现在《五奎桥》和田汉的《旱灾》中。茅盾的《戽水》中，不同村庄的人相互协作，挖沟开渠、建蓄水池，表现出了“可惊的坚强的意志”。高沐鸿的诗歌《蝗旱》中，面对“此乡彼县赤地千里，秋无收来夏无种”的旱灾，千万群众生产救灾一条心，开渠、引河、打井、组织剿蝗军。赵树理的《求雨》和康濯《灾难的明天》，表现了旱灾时政府主导的生产自救。前者开渠、打井、担水保苗，以实际行动将迷信祈雨的群众争取过来；后者积极组织生产救灾，贷款开展运输、纺织，贷种籽准备冬耕，带动了全村人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无粮可吃的现实难题。林漫的小说《家庭》，钟纪明、李维翰的戏剧《三石粮》，艾青的诗歌《吴满有》同样描写了生产救荒和农民崭新的精神风貌。郭超人的通讯《驯水记》，写亿万群众在辽阔干旱的北方，依靠科学分析和努力实践，在被判为“贫水区”和“非宜井区”的山丘和高原打井灌田，彻底结束了“旱则遍地生烟”的历史。阎连科的《年月日》渲染了极端环境下人的抗争，在千古旱天庄稼绝收所有人都逃荒避旱的情况下，先爷抱着死在村里的念头，经历与老鼠抢食、与狼争水，甚至为维持生存吃老鼠肉等磨难，最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做为肥料滋养了那颗代表希望的玉蜀黍苗。这种对自然环境极致化及宿命性抗争的露骨描写，“形成肉身伤痛的奇观，以致勾引出受虐欲望”［5］。其中对于人性坚韧和生存智慧的赞赏，对于信仰坚守和命脉延续的书写，不能不令人感叹。

面对旱灾时的抗争反映出中国农民的生存意志和存活智慧，而外在政治形势和社会制度也会影响到抗争救灾行为的开展和成效。当旱灾极度酷烈导致无水可戽，或缺少政府的尽力救助和现代科技支撑时，受灾者就不得不面对无粮绝收、生命难顾的现实苦难。傅尚普的诗歌《灾后》写了主人公在井水旱干，只能吃树皮、观音粉的情况下，逃到异乡依然难以摆脱大人小孩一齐卷入死亡地狱的命运。艾青的诗歌《吴满有》写吴满有一家人从横山逃难到延安，荒旱却追到延安，“太阳是一个大火炉，把禾苗都烤死，种庄稼的没饭吃———大家吞糠皮，吃榆树叶子”［6］。结果婆姨被饿死，自己也因交不起租钱、维持费被绑到城里。吴组缃的《天下太平》里，村民王小福一家遇上旱年，母亲病死，孩子饿死，自己拆掉房子去卖，无奈之下偷了邻居的半罐米，被鞭打后毙命。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柳青的《创业史》写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陕西大旱，“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地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创业史》中，拖儿带女的饥民充满了下堡村的庙宇、祠堂、碾房、磨棚，雪后的几天，村民每天都带着镢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就像苦难的集中营，灾民孕妇临盆之际仍乞食城中，只好以厕所为产房；灾情紧急时，灾民蜂拥入城内，争剥梧桐树皮；乡下人将养不起的子女带到城中寻饭吃，弃之街上导致灾童满街无人照料；政府以工代赈，每人每日所得不够自身一饱，甚至被征调到远方修公路，备不起口粮，既无住所又无医药，只好一批批地告别人间。流萤的《豫灾剪影》对河南1942年大旱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人们不得已吃草根、剥树皮、嚼树叶，捡油渣、鸟粪，结果消化不良，贫血浮肿迅速死去；卖儿女、卖老婆，甚至掘食死尸、煮食女儿，一家人集体自杀。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余华的《活着》、谈歌的《天下荒年》、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莫言的《丰乳肥臀》、刘庆邦的《看看谁家有福》和《平原上的歌谣》等都写到1960年代北方的旱灾，灾民靠吃清水萝卜、玉米皮、红薯秧、麦秸甚至树叶和树皮维持生命，无奈被饿死或逃荒死在路上。灾害带来的苦难成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显示出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柔弱与宿命。宣示抗争和展示苦难作为文学书写灾害的不同倾向，其背后关联的是具体时代语境和作家个体选择。

二、阶级对立与人性展露

逃荒命运与苦难折磨是人面对自然“暴力”的无奈之举，也是人在强大自然力量牵制下的有限选择，人的生存也由此被还原到生物意义上的进食需求，以及需求无法满足时的卑贱死亡。令人愤然的是，在旱灾的肆虐和贫民的挣扎下，依然有人凭借自身地位和手中权力，脱身于酷灾之外，并依靠灾民的血汗巩固自身利益。面对灾害，灾民在生存还是死亡的茫然间、隐忍还是反抗的选择中、利己还是成全的两难时，展示着人性构成的善恶美丑。现代以来的文学叙述中，旱灾的发生往往夹杂着“人祸”的因素。鲁迅杂文中的上层阶级一例不思作为，或征粮收捐，中饱私囊；或敲诈掠夺，手段恶劣；或假公济私，借机敛财。田汉的《旱灾》写灾年捐税重，田里稻干死，又遇上地主逼账，只好在家中上吊自尽。徐盈的《旱》中，干旱夺去了农民的收成，王老爷却跟县长借了兵来收租。石灵的《捕蝗者》写在连遇旱灾、蝗灾之时，县警察队依然下乡催缴清乡费，强行扣押三老爹家的耕牛和儿媳，三老爹本人在田里终日捕蝗，闻此消息不幸丧命。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中，遭逢因大旱籽草无收、报荒县政府不准的年头，收租的粮食上交捐税还款，政府还商议镇压佃户的退佃，并增加田租。沙汀的作品《土饼》《苦难》《灾区一宿》《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县长》等，一边写灾民的生存艰难，一边讽刺当权者的自私无耻，如喝酒吃肉、吞赈灾款、征税派夫（《苦难》），让老百姓出钱买票据以获得一个合法的灾民身份（《县长》）。京剧《松花江上》讲赵瑞、桂英父女打渔为生，因天旱水浅打不上鱼，丁二爷坚持要收渔税，赵瑞反抗杀死丁二爷，随抗日联军攻打县城。当灾害与人为压迫并行而来时，受灾者和施压者的身份对立得以突显，灾害有时候会成为阶级革命的直接诱因。卢梭曾在致伏尔泰的信中直言：“大自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痛苦远不如我们自己添加的那么残忍。”

这种残忍既来自政治层面的阶级压迫，也来自普通民众内心的自私与恶欲，尤其是在灾害这一特定环境下。鲁迅曾讲述过农民因迷信求雨害人性命的事例：浙江余姚某乡，农民因旱荒迎神求雨，路经各处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一名60多岁小学校长，因劝阻激动众怒，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9］。马烽的《村仇》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村民之间争夺水源以致结仇，甚至致人死命。《川灾勘察记》对争抢食物的描写颇具意味，灾民不管河水的深浅和溺死的危险，一齐涌向江中不敢靠岸的运萝卜的船只，有抢得萝卜之饥民，警察强其退还，乃将萝卜每个皆猛咬一口，意使物主无法再卖，或可因而惠赐以供一饱。《豫灾剪影》中，一黄瘦中年人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被头发雪白的老人抢去，在两人争抢之际，旁边10几个人加入争抢，几秒钟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相关作品《豫灾剪影》《川灾勘察记》《温故一九四二》《雕像》对旱灾时吃人行为的描述更将人性之恶推向极致。洪深的《青龙潭》中关于“吃大户”的记述，透露出灾难下的另一生存现实：乡下人实在饿不过，一窝蜂到大户人家的仓里抢米。“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有时他们自己组成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

如果说灾难中的争抢残忍带有情景性和无奈感，显示出生存层面的浅层鄙陋，那么灾后人的作为则反映出文化传统的深层惯性。《温故一九四二》中，灾害亲历者对过往记忆的无意或选择性遗忘，固然说明灾害的常发以致让人达到“麻木”的程度，同样显示出文化机制的欠缺及人对于灾害的实际态度。当然，人性的自私与阴暗并不是灾害时的唯一表现，人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处于选择的两难位置。自我的需求与对他者的成全不能兼顾时，更能显出人心的复杂构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李铜钟面对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乡亲，不得已从公社粮站拉回了储备粮而被抓。违法粮又是救命粮，现实生存与党性原则及个人良心的痛苦纠缠，身陷囹圄仍不忘他人的胸怀，使得人物形象丰厚而饱满。现实当中，应对灾难的临时之举往往会造成其后的困难处境。道德与良心的制约，情感与现实的矛盾，成为检验人物精神存在的重要砝码。孔厥的《受苦人》讲述了旱年逃荒时许下的婚姻造成的取舍矛盾，贵女儿从情感上无法接受一个比自己大10几岁、身残神衰、相貌丑陋的男人，尽管他真心诚意并为她家出过力。牛正寰的《风雪茫茫》中，金牛在灾荒年代收留的逃荒女子，在为自己生下孩子3年后，回乡探亲竟一去不回，寻去的金牛才知道这女子在家乡原已结婚生子，为了活命才欺骗了他。自己的现实需要与他人的生活所需注定是一个不能两全的选择。碎叔（高建群《饥饿平原》）与一逃荒的女子结婚，实则这女子已经婚配，只是为了保活肚里的孩子不得已嫁给碎叔，真相大白之后，一家人迫于法律的威严，放走了女子留下了孩子，良心的愧疚与情感的割舍实难避免。

总体来讲，现当代文学中的旱灾描写，充分履行了文学的现实承担使命，忠实记录了灾害境况下民众的生存苦难，透过灾害当中人的行为选择，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构成及现实困境。旱灾描写当中涉及的文化、苦难、阶级、人性等维度，一方面见证着灾害的日益频发、影响弥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文学创作中灾害主题表达的多重视角。但上述视角在操作层面更多指向人之在世生存的现实境遇，“作家们写农民的苦难，又以写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物质上的苦痛为主”，缺少对灾害的独立审视和非现实化观照，以致当下的灾害书写呈现出表面性、模式化特征。整体文学创作至今没有出现书写灾害的经典之作，这与西方文学中灾害题材创作佳作不断形成鲜明对比，更与中国民众的深重灾难遭遇以及当下灾害的日常化和非常规不相适配。从这一意义上讲，灾害主题的中国文学表达尚有突破提升的空间。赵园对乡土文学中“愈益人化、精神化了”的“大地”意象的界定，李继凯对秦地小说“在生态层面和心态层面都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废土’现象”的评价，共同提示着超越物质性和事实层面的创作取向，或将带来灾害书写视野、主题、风格的别一种形态。

作者：周惠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