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众化的实践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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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大众化探索之一：新瓶装新酒

延安“文协”推动文学大众化的方式之一，就是文学新内容与新形式相结合，即当时流行的叫法：新瓶装新酒。这种“新瓶装新酒”的做法具体表现在文学形式上就是街头诗朗诵运动，而街头诗朗诵运动则最早肇始于战歌社。“战歌社”的名称和组织，最早出现在陕北公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晚，在陕北公学的大操场上举行了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晚会。参加晚会的除陕公的同学和教职工外，还有校外的一些同志。人们团团席地而坐，当中留出了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张桌子和一盏汽灯，这就是讲话和表演节目的地方。陕公的同学刘御朗诵了一首写于一九三六年的较长的诗：《咱们不干谁来干》。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深入农村唤醒民众的宣传活动。诗人后来回忆当时他朗诵的场景时说“我的朗诵不是念稿子，故不必埋头纸面，而可以面向听众。我的朗诵没有依靠扬声器，故不必定定地站在一个位置上，但必须放大嗓门。在朗诵中，我的眼睛，我的手足，我的喉咙，自然而然地听从诗情的支配，有动有静，有缓有急，有高有低，有时是平平叙事，有时是娓娓说理，有时是嬉笑怒骂，有时是大声疾呼……在持续五六分钟的朗诵中，多次激起听众的掌声，这掌声正是台上台下思想共鸣的反映。朗诵完毕，当我退出‘舞台’时，有的同学热烈地同我握手，表示满意。这一次诗歌朗诵的尝试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2]对于这次成功的原因，刘御认为并非偶然，无论时间、地点和条件，对于这次朗诵都十分有利。他总结了以下三点主要原因：首先，在纪念“一二•九”的晚会上朗诵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诗歌，诗歌的中心内容与开会的意义和会场的气氛是十分合拍的。其次，晚会的主要听众———当时的陕公同学，多半是从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诗歌的思想感情完全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还有，朗诵者同时就是诗作者，他与听众之间又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斗争经验和思想感情，在朗诵中，他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他吐露他们的心声，台上台下的呼吸与脉搏，自然而然地统一起来了。应该说，刘御的总结是非常全面、准确的。

第二天，便有几位诗歌爱好者，前来联络，商议成立“战歌社”。后来，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建议以陕公“战歌社”为基础，再吸收其他单位的诗歌作者参加，在文协领导下，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战歌社。这一建议，得到大家赞同，便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召开了成立大会。柯仲平兼任社长。对于战歌社成立初期的一些活动，骆方在《诗歌民歌演唱晚会记》一文中有较为确切的记载。自从战歌社成立以后，战歌社即以开展新诗歌朗诵运动为中心展开工作。根据骆方的记载，战歌社成立一个月来几乎每次晚会（中央大礼堂的或陕北公学的）都有新诗朗诵的节目，“人们都以极大的注意注视着这一个新的运动的前途，都以极大的热心帮助这一个新的运动的开展。”[3]由于战歌社发起的诗歌朗诵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文艺界对诗歌朗诵运动开始关注。《新中华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边区文艺》第四期专门开辟“关于诗的朗诵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林山、雪苇、沙可夫、柯仲平等人的有关文章，三月十五日又发表了黄药眠的《我对于朗诵的意见》。二月二十六日，战歌社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诗歌朗诵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这些文章和讨论，一致肯定了诗歌朗诵运动是文艺（特别是诗歌）大众化的实践和途径，是时代的需要，应该发展；诗歌创作要大众化；朗诵要改进。在战歌社的积极带动下，延安的诗歌朗诵运动日益蓬勃发展。柯仲平是这一运动的带头人，群众集会、周末晚会、大街小巷，都是他诗歌朗诵的场所。为了积极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战歌社经常配合延安举行的各种重大社会活动开展工作。1938年6月18日，延安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高尔基逝世两周年大会，在纪念会场，战歌社布置了“纪念高尔基专号”的诗歌墙报，与会者争相观看抄录，反映良好。战歌社青年诗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他们除了办诗墙报、写朗诵诗外，还成立了朗诵队，编油印的社刊，积极推进延安的诗歌运动向前发展。在诗歌朗诵运动的基础上，战歌社还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发起了街头诗歌运动。1938年8月7日，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表了著名的《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并定八月七日这一天为“街头诗歌运动日”。当天，由柯仲平、林山、田间、史轮、邵子南等30多位诗人创作的街头诗，贴满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大街中心悬挂的几幅红布耀眼夺目，上面也写着“街头诗运动日”。同时，他们把诗写在墙壁、岩石和门板上，并散发诗传单，搞街头诗朗诵。街头诗运动日的诗歌有9首被登在1938年8月10日的《新中华报》的“街头诗选”上，它们是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骆方的《我们向你们敬礼》、贺嘉的《岗哨》、余修的《开大会》、敏夫的《边区自卫军》、史轮的《儿歌》、柯仲平的《保护我们的利益》、刘御的《小脚婆姨》和季纯的《给我一支枪》。“街头诗运动日”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街头诗创作进入高潮。抗战文艺工作团的高敏夫最早把延安的街头诗带到了晋察冀，《抗敌报》文艺副刊《海燕》也开始登载街头诗。在晋察冀，战地社的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等人与铁流社的钱丹辉、烂矛等合作，共同组织了一次街头诗运动日。

由于街头诗运动的蓬勃发展，对街头诗运动的理论探讨也进一步深入。1938年8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林山的《关于街头诗运动》的理论文章。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为什么提倡街头诗；街头诗在战地；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和成绩。两个月后，1938年10月26日，史塔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上发表了《关于街头诗》一文，文章分为“街头诗在陕北”“行动的街头诗与形式”“边区的诗歌工作者到街头去”三个部分。史塔认为，街头诗就是把诗贴在街头上，写在墙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以引起大众对诗的兴趣。这不仅是利用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同时也是使诗歌从学校里、课堂上、文人的会议席上、少数的知识分子中解放出来，使它真正的大众化，成为大众的诗歌。这种街头诗，决不是诗人在象牙塔里的低吟慢唱，而是参加在大时代斗争的行动里面的人，奏出的大时代的群众的旋律；同时又是正确地指导群众行动的，故街头诗是充满着行动性的行动的街头诗。史塔又以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为例，指出街头诗虽然具有相同于政治口号与标语的意义，然而它又不是口号与标语，而是一种利用“旧瓶装新酒”的特殊形式的新诗，负有“在旧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形式，创造明朗通俗口语的任务”。史塔号召诗歌工作者不仅要写诗，更要自觉广泛地开展伟大的抗战的街头诗运动。①街头诗的兴起既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现实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同时也是对新诗及新文学大众化传统的自觉传承，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诗人们在诗歌领域的有益尝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在语言和情感等方面显示出大众化的发展方向。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用典”便舍去了文学的陈腐艰涩，“不避俗语俗字”便容许了大众话语进入文学作品，使文学变得更加清晰、通俗、明白，有利于平民大众的接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继之而起的文学研究会在1920年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中已把民众具体化为工、农、商、学、兵以及其他下层民，并初步探讨了文学与民众的结合问题。1923年开始的革命诗歌提出了诗歌与工人、农民和士兵相结合的口号，后来中国诗歌会曾提倡创作“大众歌调”，代表诗人蒲风就曾尝试创作方言诗、明信片诗等。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可以视为上述新诗大众化、平民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它比上述运动更深入民众，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更广。对于街头诗的内容和兴起的意义，周巍峙作了很好的概括。边区街头诗认真地实践了街头诗的宣言：“让诗和人民在一起。”并且在作品上、在活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以抗战的、大众的斗争生活和抗日与民族存亡为根本题材，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现实，鼓舞和帮助人民前进”。它揭露敌人的阴谋，控诉日寇的暴行，歌颂战斗英雄，赞扬劳动模范；号召农民多打粮，鼓励军工多造手榴弹；讴歌民主生活，赞美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支持妇女婚姻自主，夸奖儿童站岗放哨；痛斥封建老顽固，批评懒汉二流子……总之，凡与人民相关的现实生活领域，无一不有它涉足其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街头诗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历史功绩显著。街头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次创举，是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传统的发展和飞跃。

街头诗主要采取了自由诗体，它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宣传性，诗体短小精悍，语言明白晓畅，画面形象生动，节奏分明，韵律整齐，洋溢着热爱家乡、抗战杀敌的激情。这是街头诗歌的优点，但不可避免的，街头诗也带有尝试中的一些不足。于中国新诗先天就带有形式过于欧化、语言过于直白的弱点，街头诗也存在着艺术上的某些不足。以田间为例，由于其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其街头诗“形式的最大特征是在利用诗句的分行（读起来的时候就是中止和间歇）形成急驰的旋律，在旋律的起伏中间使读者的呼吸紧张起来，使读者对诗人所歌的意象获得强力的感应，激动起感情的涌流”[5]。这是从褒扬田间街头诗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他的诗歌也有勉强分行、不够自然之嫌。难怪杨云琏在给胡风先生的信中说：“我非常奇怪田间先生为甚么毫不选择地，把一个完整的句子截成数段来安排。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印象吗？加重感情吗？抑是为了顾全形式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故地斩成数段来安排，也许是美观一点，但却失去了生命！”[6]因此，杨云琏把田间分行过多的诗歌比喻成“多节而乏汁的甘蔗”，似乎点中了初期抗战街头诗的形式弊病。

二、文学大众化探索之二：旧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的工作主要是由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来完成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亦称边区民众剧团，简称“民众剧团”，1938年7月4日成立于延安，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柯仲平、马健翎先后任团长。它是运用陕西地方戏剧艺术形式秦腔、郧鄂等，编演革命现代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艺团体。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产生的。陕甘宁边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广大农民的头脑，这其中固然是千百年统治人们思想的正统封建思想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与传播封建思想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有很大的关系。利用旧的文化艺术形式，代之以新的革命内容来宣传革命思想、革命主张，对于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在革命文化战线工作的同志提出这一要求的，他所主张的“旧瓶装新酒”观点也是基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的现状和农民的思想实际所提出的。对于这一点，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有清醒的认识，如艾思奇就认为边区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有高度的大都市的文化，（这主要是指延安的革命文化而言）另一方面还有着极落后的文化，（这主要是指延安周围农村的封建文化而言）延安城的文化高度和边区其他各县的文化高度是有着相当距离的。因此，艾思奇认为，边区文化工作应该稍稍转一转方向，加上一点新的质量。提高的工作要和深入群众的工作相配合：“民众中间现在还保存着许多有地方特色的，然而为俗流低级的趣味所腐蚀了的文化生活，在年节的关头还做着男女调情之类的空洞无意义的舞蹈的表演，文化工作者应该走到他们中间去给以指导、教育，改善一些低级的东西，发扬他们的特色，加入抗战的内容。”据黄俊耀回忆，剧团的成立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

成立的当天，剧团在延安的火神庙演出了秦腔《一条路》《回关东》。这两出戏的内容，都是唤起民众抗日的意识，指出中国人只有坚决起来抗日才是唯一的一条生路。演出很成功，屋顶树杈都坐满了人。群众看戏后很受感动，演出轰动了延安。从此，古老的秦腔，开始注入了抗日的新鲜血液，以宣传抗日救国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但是这一剧团在当时的性质是业余的且仅限于延安市内，因此演出以后，团员多数回到生产上去了。延安市各民众团体及该会认为此种组织欲使其深入民间，担负教育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之职责，必须加以独立与扩大，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有立刻着手组织职业化的民众剧团之必要。经过边区党委和中央文委的研究，任命了将要成立的民众剧团的负责人，并且配备了必要的人员。团长柯仲平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所写的团歌道出了剧团的宗旨：“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已活了几千、几万年。我们是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区，我们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要叫胜利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团歌。他们沿着一条文艺为群众服务的道路，自己背着背包，行小路，过泥滩，涉河流，走沙漠，踏遍了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遇到难行处，全团上下，一齐上阵：扛驮子，拉毛驴，甚至修路铺桥，坚持到部队、村寨，为工农兵演出。边区人民称民众剧团是“咱们自己的剧团”。有一次演出，群众送给他们一副对联，贴在舞台上。“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他们在宜君县店头演出后，煤窑工人赠给剧团一面锦旗，旗上写着：“有说有笑，红火热闹；尽情尽理，意味深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民众剧团的戏，内容是革命的，来自现实生活，语言是大众化的，群众能听懂，形式是民众熟悉的，群众喜欢看。1939年2月13日，他们第一次从延安出发，带着马健翎创作的《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那台刘》《有办法》和张季纯创作的《回关东》等秦腔现代戏，途经延长、延川、安定、子长、张家畔、定边、盐池、靖边、志丹、高桥等三十余处，行程二千五百里，为群众和部队演出近百场。同年6月16日返回延安，历时四个月零三天。出发时全团不到三十人，返回时已扩充到四十一人。《新中华报》称这次到各地巡回演出为“小长征”。1940年春，民众剧团兵强马壮，声威大震。他们带着一批新节目，开始了第二次“小长征”———挺进关中。在这次长达一年的“小长征”中，他们逢村献艺，遇镇搭台，足迹踏遍了边区的村庄市镇，唱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全团同志受到极大教育和锻炼，比第一次“小长征”收获更大。柯仲平在《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一文中，也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演出备受边区老百姓欢迎的情况：“我们民众剧团，勿论走到哪个乡村里去，都受群众热烈的欢迎。这一乡的群众还不肯放我们，另一乡早派代表来邀请我们，说是‘已经准备好欢迎你们了’。”

老百姓喜欢民众剧团演戏的主要原因，据老百姓自己讲是“教我们娱乐，还教我们知道打日本的事情”，“不止看个红火，还要看个情节。”而地方宣传干部也认为民众剧团给老百姓唱三天戏的效果赶得上他们三、五个月的宣传教育工作。这当然是与民众剧团采取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戏曲形式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从文学大众化的实际效果看，旧瓶装新酒要好于新瓶装新酒。文学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到文学自身发展的艺术规律，同时也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特别是在风云激荡、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在民众文化水平极低甚至不识字的情况下，文学要想走向大众、发动大众的确是值得艺术家探索的问题。从这个方面上来说，延安艺术家对文学大众化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张根柱 单位：临沂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