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视域下茅盾的创作分析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商业文化视域下茅盾的创作分析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指出：“尽管社会从未为单独的个人着想过，但只要个人进入了社会关系，他就必然根据社会的‘逻辑’来进行思考。”[3]这种思考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乃至社会经济范畴的社会现象。在二三十年代，茅盾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嘉兴—乌镇这三个城乡间活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外来经济的入侵，改变着曾经保守落后的乡村。茅盾身陷这迷离变幻的时局之中，他特别关注社会人的生活基础———经济问题的研究，“人的思想乃受社会环境所支配，而社会环境乃受经济条件所支配”[4]。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茅盾的创作才具有了深广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价值。他的笔多方位地触及“被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发展、资本运作、市场争夺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触及了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困境。

从清朝起，中国的农民就不是纯粹的农民，还搞点小商小贩，也搞点小手工业，形成小农意识，看重自己的钱财和眼前利益。茅盾从经济层面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其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现实人生中的金钱逻辑。茅盾作品所揭示的经济关系是多维的、立体的，是经济链上纵横交错的关系。如《林家铺子》《春蚕》《多角关系》中经济细节犹如日记账本一样清楚。如《子夜》在欲望都市网里派生出工厂罢工、农村暴动和公债斗争等多条线索。如果将茅盾的作品做一个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城乡之间、生产与资本之间的经济链。茅盾的散文《陌生人》和《上海》可以说是直接记录并挑明了这层关系。《陌生人》讲到洋蚕种和肥田粉等洋货是如何登上并霸占农村舞台的，农村的金钱又如何流入了都市流到了外洋。《上海》讲到大大小小的银行储蓄部如何吞噬那些来沪避难的乡下资本，银行又如何操纵着证券交易所和公债市场。《春蚕》中老通宝已经感受到了外来货对中国或者说自己生活的影响，归纳出自从来了小火轮及各类洋货后，自己的产出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他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还没有觉悟到自己正受剥削和压迫，更没想到反抗。

《子夜》中通过高利贷盘剥农民而起家的冯云卿，因政局不稳带着可观的家业来到大都市上海，限于财力和能力，虽用尽办法，最终在变幻莫测的公债市场上搞得血本无归。吴荪甫则奋斗在工厂、乡镇和交易所中，最终三条经济战线全部沦陷。《林家铺子》中上海打仗罢市，银行钱庄封关，小镇上的恒源钱庄成了没脚蟹，林老板不仅告贷无门，还须归清旧账。可以说茅盾文本中的世界就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缩影。茅盾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和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他所处的日夜变化着的社会人生，清醒地意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决定了经济问题在文学作品中的叙述功能。茅盾的创作不是机械地、公式地揭示贫富差异悬殊等社会问题，而是展示金融危机中经济链上大小各家的困苦挣扎。在他的作品中，人们（无论都市还是乡村）的财产性收入都无甚指望。辛苦劳累获得了丰收的老通宝却入不敷出，收益不抵成本；精明能干的吴荪甫有着振兴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但他的企业虽苦心经营却多开一天工就多亏一天的钱，出产的中国丝堆在仓库里变质腐烂，最后倒闭了事。其他的文本也都与上海的经济相关，钱庄、银行和交易所更是成为现代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形成资本中心的现代经济运作模式。资本交易的魔力———利益与风险共存。吴三太们指望着银行钱庄的高额利息，冯云卿们盼望着交易所的一本万利。他们都将生命与金钱的交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兴奋与挣扎都与利空利好相关。就连老实巴交的老通宝也脱不开这一状态。

如果说种桑养蚕是一种投资，那么老通宝抵押桑地贷款买叶就可以说是一种投机了。他痛恨洋鬼子也不是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眼看着洋布洋纱、洋油等洋货来到镇上后，自己土出的东西越来越不值钱，镇上的东西却越来越贵。每天的辛劳只落得负债累累。老通宝既不知桑蚕业的萧条，也不懂得根据外界环境变化作出调整，只知道根据老经验冲动地决定在自家桑叶出产只够供养一张蚕的情况下养了五张蚕，在桑叶价格离奇疯涨之时，又冒险借债甚至抵押全家最后的田产来买叶养蚕。这种疯狂行为接近于押宝赌博。赌博是一种经济行为，在交易和投机间博弈，不讲道德。然而思想守旧、信息不通的普通农民，如何能与专营奸诈手腕的买办们相较量呢？社会生产与资金需求之间的正常映照关系被赌博过程所屏蔽。金融链上的搏斗脱离了真实的生产过程，资本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人们的贫困乃至破产，并非因为他们不够勤劳，不够精明，不够节俭，而是在经济交换环节出了问题。老通宝押田借债全家废寝忘食，最后蚕花丰收却倒欠了一屁股债。《子夜》中吴荪甫等几家企业主的主要精力不在生产的发展，而在资金的筹集和运作。所以，城市乃至乡村的经济发展不是来自创造性的工农业劳动，而是纯粹的资本流动。为村人所羡慕的老通宝家，一向信誉良好的林家铺子，实力雄厚的裕华丝厂尚且挡不住经济危机的洪水，更别提其他人家了。老通宝、朱三太、冯云卿等被卷入经济危机中，沦为最底层的承受者。

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以积累财富为根本目的，最终以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德国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说：“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对金钱的精打细算和无边的追求，使得金钱逐渐成为划定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的价值和可靠性的唯一尺度。茅盾强调经济因素对人的控制，善于在一连串的经济细节中发展故事情节，展示人物的微妙心理，使得人物形象饱满，主题表达深刻。亲情、友情、爱情、偷情都物化为对经济利益的情。人人都有一本经济账，养儿育女、择婿选妻、交友等都成了一种投资。借用《虹》中刘遇春的想法就是：从前自认为梅女士是完全属于他的一件东西，现在则认为仍须用金钱来换取她的欢心；从前自己是封建地主的思想，现在则改变为资本主义的商人。梅医生抱怨儿子留洋归来独自享乐没给家里半点好处，他诅咒儿子就像破产的人诅咒那些欠他陈债而硬不肯还账的暴发户，父母供养儿女读书就像放债。《动摇》中胡国光与陆慕游的交往也同样具有功利目的。胡自然知道陆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既没手腕也无资望，请他帮忙不过是口头上的官面话。然而，陆慕游有本县权势人物的人脉关系，又可以到处走，可以刺探到各种消息。一句话，金钱左右了人们的言行。

夫妻、父子、父女的首次出场也往往夹带金钱关系，几乎没什么亲情可以说。《动摇》中胡国光的儿子基本不在家，回家也是为了钱，今天两吊明天五吊，不给钱就嚷骂打人摔东西，认钱不认人，连父母也不放在眼中。《虹》中梅老医生的儿子倒是没出场，但是老医生第一次提起儿子也是因为钱，谈自己如何变卖家产送儿子去美国读书，替儿子运动差缺，但儿子却自己在外边快活，早先是电报一个个向家里要钱，现在不再要钱了，电报快信也没了。《子夜》中曾家驹首次亮相就是问老子曾沧海讨几十块钱请客。曾沧海很反感儿子的无所事事，不乐意给钱，但是一听说儿子成了党老爷，立马大方地给了他一百元。而且自己也舍得花钱请请老世交，以显摆自己的身份。其实儿子的国民党党员证什么也不是，只是儿子逼老子掏钱的新法子。冯云卿的女儿冯眉卿也是一出场即问老爸要一百元钱，冯云卿回绝了。《多角关系》中唐慎卿因为需要五百元钱而迫切希望第一时间见到其父亲，并精心编织花钱的理由。人与人的交流简缩为满足某种欲望的功利手段，一个个全都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日不轻易出门的王荣昌特意拜访表兄胡国光，为的就是县党部通知中的附表。唐子嘉（《多角关系》）回乡避难兼过年时拜访的第一位就是城里最大最殷实的宝源钱庄经理钱芳行，两人老交情，然而唐子嘉此行目的不在叙旧，而在贷款周转。

茅盾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实反映，所以笔下人物的经济地位、物化命运更是直接受到了他的关注。《春蚕》中老通宝们养蚕过程中表现出宗教般的忍耐和虔诚。这份虔诚来自对经济前景的热望。因为养蚕犹如押宝，好的收成可以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反之则会置他们于“死地”。看似铤而走险的“卖地养蚕”“买高价桑叶”等孕育着老通宝的希望，而且事情也正如想象的那样逐步走向“希望”的实现———绿油油的桑林，丰收的蚕花，雪白的蚕茧。看到这些，他们就好像是看到了白花花叮当响的洋钱了，想到了洋钱就想到还高利贷，赎衣物，买柴米油盐甚至奢侈品如黄鱼之类。读书人抱素（《幻灭》）为一百元的津贴而挖空心思地四处暗探效忠“帅座”；胡国光（《动摇》）戴了革命的面具，实做营私舞弊的营生。

大学教授李玉亭（《子夜》）期望着金玉婚姻，算计着发财致富，及时行乐。在金钱面前，人格贬值，事物和生命都失去了色彩。从经济视角去透视城乡各阶层在破产时期所面临的共同的经济困境，这些作品映照着历史事实，成为茅盾特有的洞见。在商业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来重读，不仅可以感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亦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袁芯单位：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