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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对商业现象及消费生活乐此不疲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里面缺乏某种自觉的意识,缺少价值判断的学术研究在披着艺术与文化外衣的商品与消费面前好像心悦诚服,他们从中找到了一个话语开拓的空间,而没有看到,貌似开拓的话语空间中其实潜伏着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当我们用学术的理路与知识的传统来想当然地分析这些以“艺术”“审美”“文化”作为表征的商业与消费现象时,同时也在消解着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层累而成的知识,因为这二者之间或许并不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一个的本质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一个是以对对象的超越审美特性作为己任。两者之间的方向犹如南辕北辙,以经典的审美性概念来权衡当下充满着欲望的商业与消费现象,自然二者之间格格不入。
当下的学术研究存在着这样的弊端,它不是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是在现实面前随波逐流,使学术的逻辑理路与现实变化之间一一对应,如果学术变成了对现象的表征的研究,而没有自己的根基和价值立场,这样的学术价值在哪里?被一些学者诟病的本质主义,元理论,中心主义等学术概念,其实都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是开放性的话语空间,而不是封闭性的。正如天体物理学所建构的宇宙起源于质点爆炸理论,质点就相当于宇宙的本质,而之后泛澜无涯的宇宙无不在质点当中,一些研究者预先望文生义的将这些开放性话语设置成封闭性的话语区间,以达到抛弃这种学术传统来迎合变迁现实的目的,当一个失去根基的学术飘飘荡荡地浮游向光怪陆离的现实时,它可能没意识到到自己正被蛊惑着走向一个陷阱,就拿刚才提及的商业艺术化,审美化来说,商业审美化只是现代性中的一个噱头,市场机制下的商业生产与消费顶着审美艺术的外衣是为了推销产品,绝不是为学术提供试验品,学术研究却为这个并不是处处留情的商业消费投怀送抱。
我很理解童庆炳先生对本质主义的一番辩解,他撰文指出,文学的本质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文化的语境的作用下不断变化着,童先生举例指出:《诗经》最初就不是一部文学著作,它是君臣之间交谈的语言,一直到魏晋时期,由于特定时代历史文化的作用,《诗经》才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童先生以此说明,文学的本质并非亘古不变的,而是被历史性的建构起来的。[1]从童先生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被攻讦为本质主义者的他其实并非如此,相反,童先生还能以开放的视野看待非本质主义,赋予非本质主义以一种合理的历史意义。当下商业消费文化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审美与艺术外衣带来的只是人们感官欲望的满足,而不是属于心灵上的慰藉,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其首要目的应该是对此做学术上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慌忙不迭的因为商业文化的审美外衣就否定文学的本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要肯定审美化的商业文化,就必须得拿掉文学本质这个障碍,因为它们二者之间是矛盾的,要是坚守文学的本质,就意味着对商业文化的研究不能获得学术上的合法性。
说到底,在商业大潮中急于否定文学本质的研究者无非是在争取一种话语的权力,这无可厚非,学术研究有时候就是一种话语权力的争夺,合理有序的话语变迁可以使学术研究获得生命力,而不止于一潭死水。问题是,我们不能为争夺话语权而失去对学术自身的坚守,学术与现实之间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个互相对应的关系。笔者认为,学术有自己的研究逻辑和历史生成的脉络,它对于现实的变化需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学术预先需要对生活和社会现象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认识,它应该对现象有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失去价值判断的学术是可怕的,它会让学术在光怪陆离的现象之前失去方向,从而变得举步维艰,变成现象的附庸。笔者绝非反对将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也不是主张回到先前的学术路子,固步自封来研究学术。当前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活力,但是,由于当前的商业文化具有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形式感,从而使它的内容变得隐蔽,如果说过去的商业文化直接表征是赤裸裸的消费诱惑和商品交易关系,那么现在的商业文化在审美外衣的遮掩之下变得扑朔迷离,如若不加分析,缺乏一个价值立场和学术判断,学术既无法深入现象的本质,也无法使自己获得知识的积累。
当前的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各种学科之间界限的消弭,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比如文化研究就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江湖的学术逻辑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实不然,尽管文学和文化研究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藩篱,越来越向外扩张,这不过是学术研究方式的一种变化,作为学术内在极为重要的成分,它的立场和判断却没有随着这一学术领域的扩张而失去自己的意义,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作为学术内在约束与制约的价值立场与判断,才使得文学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维系着自己独特的维度。我们不能因为多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就忽视自己的学术理路,虽然现代学术主张“去区隔”(de-differentiation)和“去界域”(de-teritorialization),但它绝不是要求取消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判断,多种学科的交汇应该是强化而不是弱化文学和其他学术研究的内核,杂取种种的目的是合成一个,那就是强化各个学科研究的独特性。现代学术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变得逐渐精细化,这种学术态势要求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必然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本质属性,而避免凌空蹈虚,因此文化研究的内核应该是文学的审美和价值观念,虽然它是多种学科衔接交汇的结果,但以现代学术的视野来审视它,必定会要求它有一个自己的逻辑理路和立场,这不是简单的拿多学科交叉就能敷衍了事的,多学科交叉只是说明它在研究路子方面的特征,而没有说明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对待文化研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虽然他的研究立足于现实生活,但这种研究的背后是坚实的学术思维和立场。在《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再思考》中,针对当时学术界对文艺学应该研究什么众说纷纭的现状,高小康教授指出,真正导致学科“越界”问题发生的原因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态度和方法。
那些研究广告、电影、流行音乐的文艺学研究者,他们的研究其实看得懂的还是文艺学圈子里的人,非其他领域的学者。[2]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论点从一个角度挑明了文艺学研究的主旨,即研究如果能坚持学术的立场,就不会被不明真相的现象牵着鼻子走,事实上,高小康教授涉及的领域十分开阔,从各种时尚到社会问题,都有论及,但他没有一味围绕着现象兜转,而是剖薪析理,运用文艺学的思维去分析研究,从而不拘泥于事实,赋予研究一种深度。高小康教授的研究路子具有启示性,比如他对都市文化的研究就不停留在用理论去剪裁现实的粗陋层面,而是在经典的文学与美学理论的烛照下发现都市文化建构中的问题,这种研究方式既避免了使理论成为现象的附庸,又避免了拿理论套现实造成圆枘方凿的尴尬。
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卢卡契的研究方式也值得当下研究者借鉴。卢卡契所处的时代适逢现代主义兴起,表现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和意识流文学的文本中,现实变成了碎片,艺术失去了对现实完整的把握。现代艺术似乎无法在碎片化的现象面前去把握内在本质,持这种观念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不少。卢卡契却没有被这种趋成大势的学术态势所迷惑,他坚持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出发去研究现实。卢卡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看似变得四分五裂,溃不成形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个部门的联系仍然紧密无比,这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每当一个部门出现问题,就波及到整个社会。
卢卡契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因而真正的艺术总是向深度和广度追求,它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这种学术观念自然有某种先在的理论模式的预设,但在预设的理论模式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何以在众人皆云“去中心”,“去本质”的学术大流前,卢卡契能坚持这种不入主流的研究立场?这就是一个学术立场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和我前面提及的文化研究如何在审美泛化的商业文化面前保持学术的精神有内在关联。在向学术抛着媚眼的商业文化之前,文化研究如果一味屈从,简单依据打着艺术、美学幌子的现象就将其纳入研究之彀中,缺乏学术的价值选择与立场,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将可能形如敝屣。
作者:赵洪涛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