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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
(一)环境哲学实践的背景环境哲学起源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它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日益加剧的境况下的“智慧之思冶。环境哲学从萌生之日起,虽然一直以来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其大多时候仍然是站在理论的层面上。为了真正地实现其价值,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个人与公共生态社会互动的道德选择的产物冶,环境哲学不应只拥有理论指向性,还应具备实践指向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PM2郾5超标、森林锐减、地下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这种情况急需环境哲学对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指导,因为,环境哲学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造成环境破坏的物质与技术,但是它能影响开发使用这些物质与技术的人的思想价值,进而为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自觉而清晰的理论、理念指导和更具现实操作性的实践理念设计。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冶。把生态文明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把“美丽中国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说明生态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哲学作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必须与生态文明的科学思想与伟大实践相融合,必须回归并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实现环境哲学新的飞跃。
(二)环境哲学之实践的理论基础环境哲学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其实践的理论基础归根到底也应是对这一关系的阐释。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环境哲学的关键词是“人类中心主义冶,许多人否认自然价值。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环境哲学发生了新的转向,在21世纪环境哲学变革的时代,否认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逐渐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替代。环境哲学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实践指向性,必须要充分认可“自然价值冶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环境哲学百家争鸣、流派繁多,诸如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倡导动物解放,呼吁人们从道德上关怀动物;以施韦兹的“敬畏生命冶理论和泰勒的“敬畏自然冶理论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拉斯洛克的“盖娅假说冶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以凯伦•J.瓦蕾、范达娜•席瓦等为代表的生态男女平等论;以亚当•沙夫、威廉莱易斯、卢西那•卡斯特林纳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些新环境哲学思想都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冶或“自然价值冶观念的萌生,并在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对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其理论精华与现实实践相结合,成就了环境哲学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环境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实践指向性的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指导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为21世纪生态环境变化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展现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才能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1郾理论意义“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冶[4]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创新,环境哲学也是一样的,即使其已经用来指导实践,也必须在实践中促进环境哲学理论发展。首先,理论层面上,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研究能深化国内生态文明研究,建立或重塑生态哲学理论体系,明确环境哲学的价值理念,使其更加贴近现实。其次,在价值与效应层面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环境哲学与自然环境的中介,能通过最高层级的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反思来不断拓新人的本性的境域,使人类的价值观念在转变过程中得到升华,由正确价值指导的实践活动就更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2郾现实意义长久以来,我们过分看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统一。如今,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都在生态层面体现了环境哲学的现实意义。首先,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改变人们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价值观;其次,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冶发展方式的实现,促进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转变
环境哲学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很多古代学者的思想中都透露着环境哲学的理念,这些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当地人们的行为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强。
(一)农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农业社会是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最弱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环境哲学思想,如儒家、道家、佛教的一些思想理念中都包含了环境哲学思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冶,认为人应体会自然运行法则,以达“天人合德冶,如此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冶;道家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冶。佛教思想中也有环境伦理思想,主张“佛者,觉悟之意;性者,不改之意。一切众生皆有不变不改的觉悟之性,名为佛性冶;“无缘大慈摄众生,犹如一子皆平等冶。但这一时期,由于人类的知识能力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环境哲学思想主要是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以求风调雨顺,其实践指向性较弱。
(二)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工业社会时期“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着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体现了这一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虽然工业革命让人类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冶,使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当人类还陶醉在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享受“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带来的成果时,人与自然关系越发紧张,进而限制了人的发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和技术把世界变成了人的自我肯定冶,以便对自然实施全面控制。现在看来,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念带来了对社会实践的错误指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不是自然在惩罚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在惩罚自己。整个工业社会时期,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没有真正地融合共生过,我们反思这种生产实践、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的错误,从思想和实践上更加注重调节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平衡。
(三)后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如果说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主要是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已经开始作用于处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与大自然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澳大利亚生态学家W.福克斯认为,人们相信人类中心论,是因为人类中心论是一种自助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的重要性,反映了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人类中心论观点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具有危险性。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西方国家在这样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下,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实践,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群众性的生态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绿党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政治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生态文明新阶段已经初见端倪。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也涌现了众多生态实践。顾悦把环境伦理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他认为,西部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呼唤生态伦理道德,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在这类环境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西部建设了一批生态县、生态城,成就了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落地经验。如地处贵州西部高原乌蒙山腹地的威宁县,按照西部大开发和威宁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冶的要求,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协调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陕西省商洛市、青海省贵德县等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践行了生态伦理道德。在后工业时代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应继续坚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环境哲学价值理念,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
三、建设生态和谐社会:新形势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
(一)建设生态和谐社会这一实践指向的优越性首先,生态和谐社会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和谐社会在哲学上是非常深刻的,突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既体现局部,又强调全局;在价值观上是全面的,认为人与动物及其他生物一样都有价值和利益;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拓展到了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生态和谐社会完全摒弃了人主宰和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等旧环境哲学理念没有的优越性。其次,生态和谐社会能实现价值和现实的调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生态和谐社会尽量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尽管对自然的保护必然会损坏部分人的短期利益。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可以在现实利益和长远价值观出现矛盾时,提供一种调和方式和手段。价值与现实是不同的,价值具有主体性,它是多元化的,人的价值判断应该以主体为尺度,即使是在生态和谐的社会中,人的生态价值也会与现实利益发生矛盾。同时,现实与价值也是不能分离的,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从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且还必须以客观事物和规律为根据。如果人类总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依然在沿着“人类中心主义冶的老路走,那么人类也将继续在困境中挣扎。但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能调和环境现实与生态价值,使主体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时,既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能了解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无现实根据的价值决策,显示了其调节矛盾方面的生态优越性。
(二)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哲学属性生态和谐社会以和谐为灵魂。“和谐冶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是生态文明追求的目的,它指导生态建设的实践,蕴含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生态和谐社会是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基础之上,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是地球生物圈之中的对立统一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为人类提供栖息之所,供人类繁衍生息,发展生产。同时,人类逐渐认识自然规律,并通过行动改造自然。当代工业文明将反自然推向极端时,人类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我们能否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伦敦动物学会组织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给出的数据表明:“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负荷的25%,我们早已不再依靠地球的‘利息爷生存,而是在挥霍大自然的‘本金爷。照目前这种消耗资源的速率走下去,发生生态崩溃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冶人类的智慧让我们找到了“和谐冶。“生态和谐冶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将通过它打开生态和谐社会的大门。毕竟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则是生态和谐社会的哲学属性。
(三)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人类须敬畏自然,更要善待自然。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冶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在减轻已出现的“报复冶,避免新的“报复冶产生。在实践上,生态和谐社会以走绿色道路为主要途径,实现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综观世界各国的建设,美国2009年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有1/8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减税政策,以实现能源战略的转型;英国2008年下半年公布的发展蓝图显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至15%,继续发展核电的同时将风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这次英国发起的绿色能源革命将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变革。而中国在超越传统GDP理念的同时,更须采取实实在在的生态行动。自1996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方略,如我国“十一五冶规划中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规划,确定了多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及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并实行了严格的节能减排分省考核制度。“十二五冶规划中将绿色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等。这些实践措施都是以绿色实践为中介,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把环境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联系起来了。所以,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恰恰符合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是21世纪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目的和动力。
四、结束语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现实,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价值理念为基本出发点,立足于科学发展与绿色发展,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建设生态和谐社会是21世纪的中国环境哲学实践指向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只有通过明确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改变目前存在的不科学、不合理的生产生活实践,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的环境问题,直面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通过生态环境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而在此过程中,观念的引导能起到强大的杠杆作用,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社会,环境哲学对公众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实践也已经初见成效。但现实的环境问题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我们每个公民都为之付出努力。
作者:周国文杨冬霞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