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的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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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数量比较少，研究主题集中在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即在媒体在“一带一路”的作用；媒体报道中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效果。已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描述总结多，实证研究少。今后可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一是学理层面的研究，提升研究层次；二是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如媒体如何针对不同区域、国家、受众进行传播，并总结规律；三是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结合国际政治等知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一带一路”；新闻；传播

2013年，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路线图的正式公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本文将评述“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试图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发现问题与不足，并探讨今后的研究方向。笔者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库中进行检索。首先以“一带一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得2813条结果。然后分别将关键词设定为“传媒”“媒体”“传播”“新闻”，在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删除重复的、不是论文的结果后，得到84条结果。可见，从新闻传播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文献较少（占3%）；这些论文涉及多学科领域，除新闻传播学外，还有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笔者还检索了相关的学位论文，在这些已有文献基础上，梳理“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已有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

一、媒体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这一主题的研究是把媒介作为传播主体，探讨媒体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何种作用。对我国媒体而言，媒体不仅能够发挥“传播先行，文化渗透”作用，而且能够发挥舆论引导、信息检测、舆情研判、危机公关等优势，更好地服务企业，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1]媒体以“一带一路”为话语中介，勾连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内激发民族主义共识、建构一种身份共同体，对外打破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宣传，塑造一个和平崛起、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国形象。[2]“媒体合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与“一带一路”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的合作历史，分为曲折开展期、恢复开展期、稳步发展期以及战略机遇期。[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的意义是：能够还原沿线国家的真实形象，营造舆论氛围，促进媒体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合作，发展沿线国家特色媒体产业，增加沿线各国文化产业收入等。[4]但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比较不发达，只有少数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媒体也比较发达，如卡塔尔、俄罗斯、塞尔维亚；各国媒介生态复杂，传媒体制与政策等方面有较大不同；各国在意识形态、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沿线各国媒体合作面临不少困难。赵永华、王硕（2016）把“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放于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下，使得这一主题的研究更具学理性。全球治理中媒体合作的条件是多边平等协商、灵活、网络化；合作的现实基础是依靠各国媒体之间的跨国合作，需要市场和国家都发挥作用，“一带”沿线的媒体合作以政府为主导，“一路”沿线可由媒介组织自身发起自由合作，政府与国家体制提供辅助。[5]二、媒体报道中的“一带一路”这一主题的研究是把媒体作为传播载体，分析传播内容，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国内外媒体如何呈现“一带一路”，以发现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另一类是通过研究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以研究媒体所在国对该倡议的态度。前一类研究多出自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多采用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框架分析法，也有语言学研究者采用话语分析、语料库分析的方法，侧重新闻业务探讨、对外传播实践；后一类研究多出自国际问题研究者，侧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

（一）国内媒体的报道

廖杨标（2015）选取《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日报》（非洲版）的相关报道进行研究，这两份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对外传播媒体，信息有权威性，但对外宣传色彩也比较浓。[6]孙洁（2017）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相关报道建构的话语意义是：重塑世界格局，国内各地积极融入国家战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一带一路”建设新引擎，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等，这些意义的建构是由媒体属性和受众定位决定的。同时报道存在以下问题：新闻来源单一、新闻选题单一、新闻视角狭窄、新闻空洞而缺乏深度。[7]比较《人民日报》国内版“一带一路”专题与海外版的相关报道，共同点都是内容权威性高，可信度高，信源多是党和国家的决策、方针，以及专业或权威认识的观点。国内专题的报道主题重视政策宣传和成就展示，重在正面的舆论引导。[8]海外版的报道主题侧重各地区、个人在各领域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以及相关的会议和活动，重在提升号召力的效果。整体看来国内专题版和海外版区别度不大。这就提出一个课题，即如何更好的针对国内受众和海外受众，做好“一带一路”倡议内外有别的有效传播，特别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如何掌握和利用世界话语传播“一带一路”。比如说，面向国内受众对“一带一路”进行政策解读，体现党报的权威性，但是同样的思路面对国外受众，依照对外宣传的思路，就显得僵化教条。相比之下，《中国日报》（非洲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它在信源使用上摆脱了以往“一边倒”的现象，信源引用呈现国际化特点；在新闻文本形式上引入“特约评论”，以达到多元阐释；报道策略具体表现为通过理性分析引起“共鸣”，进而尝试建立“社会共识”；通过利用不同角度讲故事营造“通感”，进而尝试达到“正溢出效果”。[9]一些媒体的有益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新华社采编了《“一带一路”100个全球故事》，都是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如新华社驻吉尔吉斯斯坦记者采写的《玉米地掘金记》写的是一名普通的吉尔吉斯斯坦农民依靠中国高科技玉米发家致富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了包括英、俄、西等七种语言版本；《华尔街日报》在线开设了专栏，以视频、文字和图片展示“一带一路”100个全球故事，这成为新华社引导国际舆论的一个成功例证。[10]“澎湃新闻网”运作的外宣新媒体平台“第六声”(SixthTone)，它是地方媒体参与探索对外传播创新路径的尝试。传播受众上，“第六声”定位于全世界的“中国观察家”；传播内容上，“第六声”讲述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讲述人性化的故事；传播主体上，“第六声”借助“外脑”“外口”，聘请来自国际主流媒体的外籍员工直接参与新闻生产，以多元化的视角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总之，从国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分析看，报道侧重政策性内容，信源权威但单一，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境外媒体报道

据统计，从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共2500余篇，中文报道共1000余篇。研究者们对境外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既有美、英等非沿线重要国家的媒体，也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他们比较一致地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呈现出多元化的舆论生态，既有积极肯定的声音，也有消极疑虑的声音，主要是以冷战思维主导的评论，归根结底是各国的国家利益。

1.非沿线重要国家的媒体报道“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相应，也离不开域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支持。美国仍然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因此学者们关注美国的态度。研究者们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相关报道，发现一是报道数量较少，《华尔街日报》从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共18篇[11]，《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从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共25篇[12]。CNN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相比涉华报道总量不相称，表明西方媒体有意无意冷淡处理“一带一路”倡议。[13]二是报道框架偏负面，基调偏疑虑和担忧，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误读。如报道切入点是新疆问题和亚投行，关注点是新疆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冲突，设立亚投行是对美方的不友善。[14]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和发展需要，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多重动机。三是由媒体报道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警惕和防范心理，与此同时少数报道持一定的客观和积极态度，反映美国既想参与其中分享获利，又暗怀遏制中国崛起之心的暧昧态度。[15]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呈现也值得关注。朱丹丹（2015）研究了2014年下半年日本三家主要媒体的相关报道，不仅分析日本媒体如何呈现“一带一路”倡议，更有价值地分析了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其背后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读卖新闻》对该倡议的解读有两种倾向：一是“一带一路”倡议是执政后，中国领导集体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口号，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途径推行将中国打造成超级大国战略意图的具体表现；二是中国推行相关战略有在亚太地区牵制甚至抗衡美国之意。这种解读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过于强调中国最高决策者追求强国梦的意志力和绝对控制力。[16]王超（2016）使用臧国仁的高中低层次框架结构的方法，比较中、美、英三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存在不同框架：作为该倡议提出者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直接从经济结果层面建构出合作共赢的媒体框架；《纽约时报》奉行专业主义的新闻理念，建构出富有冲突意味的竞争与挑战报道框架；《泰晤士报》报道相对简单，从事件建构角度展示了行动与影响的媒体框架。[17]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报道阿拉伯国家媒体上的“一带一路”报道中正面报道83%，中性报道12%，负面报道5%。[18]负面报道反映阿拉伯国家的某些忧虑，但报道措辞不激烈，不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原因是中国自身的对外政策性宣示尚不充分，许多阿拉伯媒体深受西方媒体影响较深[19]。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总量少，报道强度与中国政府推动成正相关；报道信源上过度依赖欧美西方智库和发言人；报道议题以经济和政治为主，经济报道更为正面。由此反映澳大利亚在亚太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中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澳大利亚在中美澳三角关系以及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身份定位和战略选择，将始终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国际行为的判断与态度。[20]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误解。新加坡的《海峡时报》认为“一带一路”是中美争霸的工具，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担心它会破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印尼的《雅加达邮报》过于关注中国崛起，怀疑倡议的实施动机，同时对南海领域的中国“威胁”保持警惕。[21]相比之下，华文媒体更加重视“一带一路”，对该倡议的解读和中国政府更加一致。印尼华文媒体《国际日报》仅2015年上半年就有179篇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报道数量比较多，报道内容客观丰富，但也存在转载多，原创少，报道滞后的局限。[22]“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关，被认为是“一带一路”的“钱袋子”。越南通讯社网站对“亚投行”报道数量比较大，内容全面，且总体展现出积极正面的倾向性，这体现了越南强烈的经济诉求、微妙的政治权衡和大国平衡的外交策略。[23]综上，这一主题的论文相对数量较多，主要分析媒体如何呈现“一带一路”，及其背后反映的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单纯分析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价值有限，结合国际政治形势来进行分析背后的原因才能使得研究更深一步。

三、“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效果

（一）传播效果现状

这一主题的定量研究较少，一类是根据媒体上“一带一路”的报道做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推论传播效果，见本文第二部分，比较一致地认为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传播效果有待提升；一类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问卷调查，测量传播效果。相比之下，第二类研究更有说服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于2015年调查了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研究者在沿线国家共回收有效问卷1482份，样本涉及6个区域46个国家、31种母语人群；发现多数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评价积极肯定，但不同地域、性别、年龄的评价有显著差异；从调研数据看，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的影响力尚欠佳，传播与接受效果不理想，实质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不高。[24]电影作为有代表性的文化产品，这一研究结果比较尖锐地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的提升，但是文化影响力没有获得与中国作为大国相匹配的地位。由于地理环境及自身特点，历史上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缺少传播意识与交流意愿，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影响较小。[25]有研究者对北京市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有效回收问卷203份；发现很多海外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一层次上，应在传播倡议中，把中国型塑为传承、创新、富有时代精神的大国形象；来华留学生存在着以偏概全认知中国的“刻板印象”，应鼓励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引导他们认识更加完整真实的中国。[26]以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从2009年开始陆续入驻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和视频分享网站。但存在的问题是，海外受众关注度不高，海外受众受西方媒体影响更大。在用户专注度指数上，西方主流媒体的数据通常在40%到50%之间，而中国媒体大部分账户在20%以下。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上中国的相关信息，44.72%来自于国际主流媒体，10.92%的内容来自中国官方媒体，3.75%和1.59%的分别来自于中国商业媒体和中国社交媒体平台。[27]

（二）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

据统计，截止2015年7月底，中国的英文主流媒体发表“一带一路”报道将近一万篇，但是传播效果不尽人意。研究者们也认识到此问题，因此如何提高“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效果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王秋彬、崔庭赫（2015）认为，在外交话语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最受关注的国际流行用语，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最成功的外交话语表达。“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建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传播领域，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播平台过度依赖官方媒体，受众有排斥心理；二是传播内容片面追求外宣目标，报道内容抽象，行文中充满外交辞令；三是传播效果上，报道总量很大，但受众有限；四是在应对他国话语上，中国媒体竞争意识不够。[28]

（三）改变现状的建议

目前对外传播的现状已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要求。综合前人成果，建议提高“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效果做到以下五个转变。

1.转变传播理念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传播主体需要认清“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目的。“一带一路”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中国方案。赵永华、王硕（2016）提出“一带一路”传播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宣传的范式，而是应放眼于世界传播体系，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媒体合作格局。[29]葛剑雄（2016）认为首先做的是全面的开放；其次是主动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30]在“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中，中国不应只做文化的传播者，还要做接受者，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袁赛男（2015）提出了“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弱化政治色彩、强化文化吸引”“弱化同一传播、强化差异传播”等对外传播策略上的适时转向路径。[31]

2.转变传播方式“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要适应和把握国际传播规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靠中国自己的积极推进，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响应，还有大国的支持。在传播中，考虑不同区域、国家、受众的特点，采用差异化策略，多换位思考。传播方式上，多积极主动应对，不能回避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政治、南海争端、国际反恐、边疆治理等硬话题高度相关，主动回应相关国家的顾虑和期望，如挤压民族企业，迫使弱小国家“选边站”等，把握国际舆论的主动权。一些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语言学专家还建议注意“一带一路”翻译中的问题，在话语体系构建上，要多用软词和中性词，尽量少用硬词，如“一带一路”initiative（倡议）比strategy（战略）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3.转变传播主体国外受众介意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认为传播内容是宣传，所以比较排斥。建议吸引外籍人士、民间人士，通过民间渠道进行对外传播。如邀请国外媒体、专家学者等来中国访问，让他们亲身理解感受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出发点，他们是作为国外受众的把关人，由他们向所在国受众进行信息传播，效果会更好；国内的专家学者为国外媒体撰稿，如北外教授薛庆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上撰文，提出“一带一路”像丝绸一样柔软[32]，用更为柔性的方式向海外受众传播。

4.转变传播渠道在新媒体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年轻受众依赖新媒体时，必须多利用新媒体渠道对外传播。一是中国媒体利用新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吸引和培育年轻一代海外受众。新华社利用海外社交媒体（简称海媒）传播中国声音，在推特和脸谱的总粉丝量达3500万。二是传播手段多元化，如信息可视化。中英文时评栏目《中国三分钟》推出的“关注南海问题”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广受关注。

5.转变传播内容一要实事求是。媒体对外传播应作客观地介绍，内容不拔高、不矮化，一面宣传是不符合传播规律的，只会让国外受众更加排斥宣传。二要深化内涵。当前中国文化输出“快餐化”，内涵缺失，一提起中国，外国人就会想到茶叶、武术、大花脸，但更深层次的茶文化、功夫文化、京剧文化却并没有被了解；造成短时间内提高中国文化的辨识度，但内涵的缺失却难以真正吸引人。[33]三要扩大外延。改变传统外宣产品只有书刊、音像资料等固化思维，通过各种文化产品传播“一带一路”，文化产品会潜在地携带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基因，通过“润物细无声”地方式影响。[34]文化只有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才能形成软实力，才能服务于“一带一路”。四要微观具体。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但媒体把“讲好中国故事”当做套话说得多，却比较少研究如何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35]传播内容多注重人性的共同点，多传播普适的价值观念，减少中国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多讲具体的人和事，更加符合国际受众的信息需求的特点。如微视频《新华社外籍记者说：单车上的“一带一路”》，讲述英国外专Helen穿越沙漠、古镇、港口、铁路、工厂、城市的旅行，串起了一个老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对海外网民来说既有代入感，又有亲近感。

四、结语

（一）已有研究不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也在逐步展开，成果数量比较多。“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的研究不足主要是：第一，成果相对比较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少，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第二，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开拓。已有研究多探讨在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呈现、提升“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效果，按照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研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都有新的研究课题。第三，新闻业务探讨多，学理层面思考少。应增强“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的理论研究。第四，描述性研究多，解释性研究少。已有研究描述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现状较多，但是比较少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问题、影响。第五，总结经验多，实证研究少。实证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多采用内容分析、框架分析去探讨媒体报道内容，其他研究方法运用较少。第五，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何做好“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工作，尚需要“精耕细作”的研究。

（二）今后研究方向

“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到底还可以研究什么？陈力丹（2016）指出，“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也是传播学研究大有可为的领域。他提出几个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可能方向：一是“陌生人理论”的调用和身份的问题；二是文本流转：翻译与跨文化；三是跨文化传播策略；四是冲突：跨文化传播实践批判。[36]程曼丽提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沿线国家的舆情研判研究；二是研究多种传播渠道，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等向结合。[37]除此之外，“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一是学理层面的研究，提升研究层次，指导新闻传播实践。二是深入到更微观细致的层面研究，媒体如何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受众进行传播。三是结合国际问题研究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单纯分析媒体报道内容等已经是比较浅层次的研究，需要结合国际政治等领域知识进行深入分析。

作者：王芳 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