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哲学思想及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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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嵩焘作为近代史上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本身有着丰富的关于外交、洋务等方面的思想，但究其根源来说，郭嵩焘哲学思想的深刻性是不能否认的。郭嵩焘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首先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次是古希腊和西方近代英、法哲学。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知幾、审幾、明乎理势和提倡实学，讲实效。其中贯穿了他的理势观、知行观，更有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郭嵩焘的哲学思想一方面为他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指导，被用来处理军事问题和外交事务，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其洋务思想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郭嵩焘;哲学思想;影响

郭嵩焘(1818－1891)作为近代史上湖湘人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经历也反映出了近代中国在被迫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遭受的一系列挫折。郭嵩焘在清朝后期的巨大变动之下，担任了近代中国第一位派驻外国的使臣，这使得他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郭嵩焘的洋务、外交思想为人所重视，而其哲学思想则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郭嵩焘的哲学思想内容和影响方面加以分析，进一步厘清郭嵩焘哲学思想与其洋务、外交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郭嵩焘哲学思想的内容

(一)知幾、审幾、明乎理势

从郭嵩焘哲学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范畴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于“幾”和“理势”等范畴的运用。郭嵩焘认为所谓的“识”是处理天下之事的根本，他曾说:“处天下事，以识为本”①，而“知幾”、“审幾”、“明乎理势”是人们增强自身能力，尤其是“识”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幾”的把握就十分重要了。

1．对“幾”内涵的界定“幾”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对其内涵有不同的界定。郭嵩焘深受历史上周敦颐和王夫之这两位思想家的影响，对“幾”的分析，既有继承传统的方面，又有创新的一面。首先，是对“幾者动之微”的分析。这出自《周易•系辞下》:“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中的这一观点，目的就是要人们注意观察事物的变化，找出事物出现前的征兆，以此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因此，《周易》中特别强调所谓的“君子见幾而作，不俟终日”，也就是要人们抓住机会，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又说“知幾其神也!”郭嵩焘对于“幾”理解，正是对《易传》上述论断的发挥。他指出:“一动之幾，而忻然以起。”②但是同时，他又对《易传》中所说的“幾”有所发展，明确指出“幾”是“理势之自然者也”。其中的“理势之自然”就是说“幾”的出现是事物的客观必然趋势所造成的;并且作为这种必然趋势所造成的“幾”是可以通过“知微之显，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等具体物质运动的发展趋势而加以把握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郭嵩焘不认为“幾”是“术”。他指出:“幾者，动之微，圣人知之以神其用，贤人审之以妙其施者也，事与理所不能越也。幾岂可以术论哉!”①“术”在中国古代是帝王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手段和策略，所以又称为“权术”。权术的运用根据的是统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和需要，所以郭嵩焘说“术者，非事与理之所宜，而假术以运之。”①“幾”则不同，它的出现与存在是由客观的理势所决定的，所以郭嵩焘说它是“事与理所不能越”的。“幾”的出现和存在虽然是客观的，但人们能否认识和把握它，在实践的效果上却又是大不一样的。所以郭嵩焘说“圣人”知之便可以“神其用”，“贤人”审之则可以“妙其施”。一个“神”字，一个“妙”字，把知幾、审幾对人们的指导作用说的恰到好处。在郭嵩焘之前，王夫之认为“幾”是历史运动中必然之理。郭嵩焘继承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将“幾”说成是“理势之自然者也”。其次，郭嵩焘对“诚、神、幾”三者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在他之前，周敦颐和王夫之对于“诚、神、幾”都有一些论述，他们的论述偏重于个人的自我修养，是从道德修养方法上立论的，而郭嵩焘一方面把“诚、神、幾”的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体用关系的理论分析了“诚、神、幾”之间的关系。郭嵩焘指出“诚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动静之间。”③也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诚”，即“实有”，其作用是诚的运动变化条理。在此基础上，他还研究了“介乎动静之间”的“幾”，使其思想和行动具有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2．知“幾”的重要性郭嵩焘对知幾、审幾重要性的论述之中，最根本的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在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他说:“幾一滞而百端为之壅塞。周子屡言幾，诚哉其知天人之变而妙理势之通者也。”③他认为，具体来说，知幾的好处有以下几点:第一，有助于增强人的预见性。郭嵩焘指出:朱子(熹)谓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子(敦颐)言幾。争辨之不可不早也，故横渠(张载)言豫。圣人之治天下，幾而已矣。黎民于变时雍，幾也。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幾也。……圣人研幾以成天下之务;豪杰审幾以赴事机之会。④“豫”通预，对于天下之事，预见性是关键，无论是圣人还是豪杰，只有真正“研幾”、“审幾”才能增强人的预见性，从而更好的处理事务。而在这其中，“幾”又是关键因素，人们必须要关注，也就是郭嵩焘所说的“争辨之不可不早”。第二，对于个人的进退、身心修养有好处。郭嵩焘曾奉旨于山东检查税务，很有成效，但是受到了官僚们的“群起而挠之”，他指出:于是观化审时，以有悟于盈虚消息之理，而慨然奉身以退。周子知道之用者，曰诚曰幾。天下有大幾焉，一事有一事之幾焉。愚者昧之，相与持其成毁得失之迹，以议其后，君子弗尚也。此兄之志也。④在郭嵩焘看来，所谓的愚昧者只能“持成毁得失之迹”，也就是说只会做事后诸葛亮，而不能够做到进退有度。“君子”则不然，他们善于“观化审时”。所谓的“有悟于盈虚消息之理”，即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及时把握天下之“大幾”，在政治上做到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慨然奉身以退”。第三，有利于增强人们处理问题的能力。郭嵩焘的“大局之远识，周子之谓幾也”，其中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郭嵩焘反复论证“知幾”、“审幾”的宗旨是希望“幾一转而全局皆活”，也就是说对于清末的混乱时局的感慨，渴望出现更多的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知幾”的人才，来挽救清末的危局。

3．理势观在郭嵩焘那里，“知幾”、“审幾”固然重要，但是要想准确的把握“幾”，是离不开理和势的。所谓理，郭嵩焘说过:“理者，条理节文之谓。”⑤这样来看，理与道可以互通。他指出:“宜于己，弗宜于人，非道也。”⑥在他看来，理或者道，是一种通行于人或事物之间的普遍法则或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个理或道，才能合理应对各种不断变化的局势。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势”是表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范畴。也就是说，势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并且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势力。郭嵩焘指出:“势，轻重也”，明确地把势描述为一种客观的可以量度其轻重的势力。他在论述势的过程中，谈到了“地势”、“事势”、“国势”乃至“权势”等，但其中更多地是指“时势”，这是因为势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它必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关于理势关系，首先他认为一切事物都离不开理、势，超越理、势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其次呢，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而理则是相对稳定的，即“一时不能违者，势也。万世不能越者，理也。”⑥因此从长远来看，人们更应该注意把握事物的理。这样一来，人们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能以理来判断是非。第三，当形势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固然要讲理，当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更要通过理来战胜对手。这些观点表明郭嵩焘在理势关系上更为重视的还是理，认为只有在把握理的基础上才能因时度势去争取主动，克服各种困难。

(二)提倡实学，讲实效

郭嵩焘的哲学思想中，突出强调务实，反对虚骄之气，强调实学、实用和实行。

1．批评虚骄之气郭嵩焘不满于当时吏治的粉饰，他认为，从乾隆中期开始，社会矛盾便逐渐尖锐，不仅人多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也连绵不断;而以和珅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及各级官吏却贪污腐化，吏治废弛。他在论及时事时说:“朝廷多取浮言，不求实济，决非天下之福。”⑥郭嵩焘对于清谈家们的“以议论相胜”是极为反感的。

2．务实行，讲实效郭嵩焘十分重视实行和实效。他在上朝廷的奏疏中曾提出:“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④可见，他对于知行统一是十分重视的。郭嵩焘继承了王夫之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批判的基本精神，其中有两点内容:第一，他肯定“知者，以行为程者也”。所谓的知“以行为程”包含有实践行动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意思在内。他强调“忠孝之谊”和“中庸之道”都要通过“行”才能具体反映出来。因此，郭嵩焘的论学论治历来都比较注重实行。第二，郭嵩焘指出要取得“真知”并不容易。因为人的认识有感性与理性之分，所谓“一端之闻见”正是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感性认识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性认识则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宋代哲学家张载曾提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真知)的区分，实际上也是看到人们的认识有感性与理性的不同层次区别。郭嵩焘继承了这一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多处提到“闻见之知”和“真知”，他肯定“闻见之知”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不赞成停留在闻见之知的阶段，因为这样会使人“未达”事理。

3．对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古代、近代哲学的统一理解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出使英、法期间，对于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均有所接触，并且在日记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郭嵩焘指出，在哲学上，“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同时记述了古希腊一些著名哲学家及其主要哲学观点。他指出:有退夫子(泰利斯)论人伦、治术、文章、算术、天文、地理，亦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有毕夫子(毕达哥拉斯)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声音节奏。有琐夫子名琐格底(苏格拉底)，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有巴夫子(柏拉图)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论神有三位:头一位是自有的，称为“一”者，亦称为善者;第二位从“一”出来，称为“道”，是创造世界的;第三位天地万物之精气，是从“道”出来的。皆在耶苏四五百年前。巴夫子有一学生，为亚历山太(亚里士多德)先生，名亚夫子，言学分里学、外学，里学是奥妙的道理，外学是伦常、治术、文章。言天地万物原来的动机就是神，这个动机不能自立，有一个自然之势，教他不得不然。⑦这段话是对于西方古代哲学尤其是古希腊一些哲学思想家的简单介绍，包括了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以及古希腊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段话之后，郭嵩焘还介绍了西夫子(色诺芬尼)、安夫子(安提西尼)、杜知尼(第欧根尼)等人。这些记载，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接触古希腊哲学的记录。而且，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不仅接触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还接触了英、法近代哲学。在他的日记中还谈及孔德哲学。

郭嵩焘在探讨西方哲学时，其特点如下:第一，在探讨过程中注意思考西方学术的源流。在之前那段记述古希腊著名思想家的文字的最后，郭嵩焘指出:“近世格致家言，希腊皆前有之。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太(亚里士多德)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⑦他在探讨西方近代哲学和实证科学之源时，则认为于培根。郭嵩焘认为欧洲各国富强源于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即“相去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⑦这里的“考核之功”值得就是从牛顿以来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第二，郭嵩焘力图把握中西哲学的共通之处。在这一点上，他一方面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如“性理之学”、“心性”、“理势”、“实学”等来描述西方哲学，另一方面郭嵩焘试图在比较中把握中西哲学的共同思想。他在日记中曾记载过一位英国学者“论孔孟佛老及耶稣异同之旨”，这位学者认为:“推而言之，希腊、罗马各种学问，皆归本于心。心即天也，此天下各国心理之同然者也。”郭嵩焘认为这位学者的话是有道理的，他颇为认同。第三，郭嵩焘还力图探讨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他在中西文化交往的初期便提出这一问题，体现出其思想的深刻性。郭嵩焘出使英、法，标志着他对中国传统实学的认识发生了飞跃。这种飞跃，不仅在于他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格物致知思想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统一起来加以认识，而且在于他高度赞扬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认为只有它们才堪称实学。首先，郭嵩焘出使英、法过程中，感受到西方民众务实的态度。到了英、法两国之后，郭嵩焘经常应邀参观各种工厂，赴许多学会参观或听讲演。通过较长时期与英、法人民的接触，他深感西方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务实，这也是他实学思想转变的阶段。其次，郭嵩焘对西方实学的内容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这时所讲的“实学”，就是指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郭嵩焘认为这些学科“大抵皆务实之学也。”⑦第三，郭嵩焘认为西方科学发达的原因，在哲学上是突出强调实事求是的作用。郭嵩焘将“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加以运用，即通过对实际事物的研究，以掌握其规律。

二、郭嵩焘哲学思想的影响

郭嵩焘将他的哲学思想运用到了实际事务中，指导其政治实践，同时，也成为他洋务等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对其政治实践的指导作用

郭嵩焘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实践有两件事，一是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打击太平军;二是奉旨出使西方，任第一任驻外公使。在这两次实践中，都能看出其哲学思想的影响。

1．用哲学思想处理军事问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郭嵩焘担任湘军中的幕僚。他在处理军事问题的过程中，深刻领会了知幾、审幾与明乎理势的作用，提出兵政“同源而异用”⑦的策略，把军事问题放在国家全局之下进行分析。第一，就政教与军事的关系来说，政教为本，军事为末;就练兵与军事人才培养的关系来说，则人才为本，练兵为末。郭嵩焘强调政教为本、军事为末，是从整个国家自强的轻重缓急次序立论的，而绝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军事建设。郭嵩焘的这种“后先次第”论表明，他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当农民起义危机统治者的地位之时，就必须运用军事上的手段来处理。在人才为本、练兵为末这一点上，郭嵩焘指出为将者必须志气过人、具备“廉耻”的品格和不忌功、不妒能。第二，郭嵩焘对于八旗兵、绿营的弊处作了分析，他认为晚清原有的军队之所以缺乏战斗力，是因为缺少训练和临战的实践经验，指出军队要以务实为重，实行严格的军纪和进行有效的训练。因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柱石，军队注重务实，认真训练，就可以有备无患，使政权巩固;而通过有效的训练，军事人才自然就会养成。第三，审幾在战略战术上，更要懂得“幾”之内涵，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获胜。郭嵩焘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行军之法，因敌而胜”，他指出战略战术的制定一切都应从实际出发，不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

2．将哲学思想与外交实践结合一方面，在出使英、法过程中，郭嵩焘怀着一种会通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多方面接触西方先进的思想、科技、教育等等，并且加以记录，在他的日记、奏稿中，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是了解西方的先行者之一。另一方面，郭嵩焘作为第一位驻外公使，其对于外交工作的论述中也透漏着哲学意味。第一，郭嵩焘对于外交工作的时机十分重视，认为在外交工作上掌握时机，就是要“知幾”，也可以说是“知时审幾”，对“幾”的把握不仅关系工作的成败，甚至会影响到事件的性质。例如，在外交工作中，如果不能见“幾”而作，就可能丧失时机，变主动为被动，变成功为妥协失败。他认为要做到知时审幾，就要克服好名好利之心。第二，郭嵩焘提出“以理制胜”，对外交工作中的“理”十分重视，认为能否据理而行，是外交成败得失的关键。

(二)奠定了其洋务思想的理论基础

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当时一般洋务派官僚，他的洋务(自强)思想是以其全新的中西文化观为基础的。要分析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必须要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首先，他提出“知己知彼，评断中西”。郭嵩焘对中国朝纲之失和吏治腐败的情形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对自强有着更加迫切的要求，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潜心研究“洋情”。他对于西方的认识，不仅经历了一个从间接了解到亲身考察的过程，而且经历了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他对于中西文化不同特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首先，他痛斥朝臣和士大夫的虚骄自大，指出他们不了解西洋的情况而一意诋毁，郭嵩焘认为像洋务这样的新事物，如果不了解“洋情”，又何谈办理?他还进一步指出，士大夫之所以拒绝了解“洋情”，是因为害怕知道西洋的“长处”，从而打破他们的妄自尊大的虚骄心理;第二，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此，人们不仅要看到这一大变局，而且要尽力去把握这个历史的必然，促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其次，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郭嵩焘提出“以通商为本”、“以政教为本”、“以人心风俗为本”，这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他指出“以通商为本”，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对西方社会制度，特别是其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郭嵩焘不仅要求朝廷效法西方各国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主张让商人参政。至于“以政教为本”，郭嵩焘在长期的洋务实践中懂得，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上的改革，否则要发展商业是很困难的。郭嵩焘提出“以人心风俗为本”，则是明确的指出了道德、人心、风俗的重要性，预见了中国必须有一个从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的阶段，这正体现了其对时局以及大势的思考。最后，他认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中国学习西方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以求实效。

三、结语

近代中国时局之下，郭嵩焘不仅继承了传统中国哲学，而且，在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哲学思想有了相当多的吸收。郭嵩焘对于“幾”的论述、他的理势观、知行观等等，既发挥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内涵，也结合了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的因素，同时还针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对于今天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马旭垚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