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选择性传播与文献编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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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典性文化传播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所提出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见元典即元创性的、在某一文化模式定型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对未来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的古代典籍。“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因《乐》亡佚，中华元典实为‘五经’。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1]之所以称五经为中华元典，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以和为贵、求善精神、忧患意识等等。追溯“五经”的来源，是社会动荡之时，文献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素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强烈使命感的孔子，因仕途不畅，便立志担负起继承文化的重任，开始了对当世所存先王档案的系统整理工作，进而编《诗》，辑《书》，定《礼》，正《乐》，赞《易》。孔子在“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2]正是因为孔子的编纂理念符合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因而得到社会的推崇，其意义被发掘、肯定、阐扬，并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的得到新的阐释，经历代读者不断的“具体化”与“重新阐释”，最终其理论核心成就了中国的文化元典。可见，孔子的文献编纂工作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承前其后、继往开来的地位与价值：他编纂的“五经”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保存了“元典”；同时一直影响着历代乃至今天的社会政治与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

二、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性传播的发生机制

“人类传播表面上是符号意义的传播，实际上都是精神内容的交流，即意义（meaning）。”[3]文献编纂在传播机制中存在着选择性，因为参与的不仅是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有编纂主体的文化选择意义、受众的文化选择意义、传播情景的社会语境意义。

（一）编纂主体的文化选择意义文献编纂者是文献的传播者。在传播行为中，他们通过符号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义。编纂过程中，尽管编纂主体都有意识要“述而不作”“实录直书”，但期间都贯穿着编纂主体的自身意义，即根据由自身的学识、经验而形成的文化观、价值观，为达到一定的传播目的，对浩瀚的编纂客体的价值进行筛选，或摒弃、或选择、或创新、或强化，加工整理成精华内容并加以传播，从而扩展文献原件的时空跨度。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主体意义的形成过程，即编纂主体的文化选择过程。“一部汇编从选题、选材、加工、编排到注释、加按、作序等各个环节，都必然会体现编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性。”[4]如孔子编纂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过程中，对于三千余诗，只选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而删《诗经》，对《春秋》的修订，更是倾注了较鲜明的主观意志和政治理想，不合周礼者皆以删除，褒贬之意，蕴含其中。在这个过程中，编纂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把关人”，决定什么样信息能过进入社会传播领域，而这些选中的信息都是主体意识的表达。可见，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编纂主体扮演者“把关人”角色。任何文献编纂活动都是编纂者主观意志的表达，编纂成果受编纂者思想意识、价值观以及编纂者文化水平等主体选择的制约。

（二）受众的文化选择意义对同样的符号所组成的信息，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这说明传播者所传达的意义和受众所接收到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而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便是受众自身的选择意义，这种选择意义既有个体性，又有一般性。受众总是选择自己所熟悉和期待的东西，形成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具有个性，又一般性。个性是指受众会根据自身的喜好、经验、文化背景来获取、接受信息，并自主建构形成自己的文化意义，这种自我选择首先导致了档案文献受众群体的圈定，进入圈内的受众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接受与发展档案信息。如儒家经典的最初的受众群是儒家子弟，而这些儒家学者又都有自己的文化意义，如孟子的“政在得民”“民贵君轻”；董仲舒的“天赋人权”“天人感应”、朱熹的理学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再到如今的“新儒学”，都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自主建构。一般性是指社会受众对于信息把握的总方向是一致的，即社会对某一对象认识一致或接近一致。正是由于受众选择意义的存在，一方面使文献的受众的得以界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献的信息选择性接收，进而导致了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性传播。

三、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性传播的意义

（一）保存史料，传承文化文献作为人类活动的客观记录，是历史的记忆，也是人们历史的唯一真实凭证。正如《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和积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总之，历史的发展证明，文献是追溯历史的有效凭证，是保存史料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

（二）社会价值的形成与维护社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个人对社会的意义。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支撑，它体现着社会共同价值理性，是关系着社会群体“应该怎样”的一种智慧，引导者社会的发展方向，协调和调整着整个社会的合理价值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作用。而自古以来，档案文献编纂推动社会形成并维护着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文献进入社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流通消费的过程，而是担任着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文献编纂拓宽了档案的时空范围，实际上为档案利用这开辟了一条简便的利用路径。它还原历史记忆，传播丰富的文化信息与知识，为受众所阅读、接受、吸收，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促使受众自觉的维护这种价值观。

（三）社会记忆的建构社会记忆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文献编纂活动起了很大的建构作用。编纂并非简单的整理，而是在原件整理的基础上的“编纂记忆建构”，是对社会记忆的一种重新激活和整合，进而形成新的记忆体，体现出很强的“形塑性”。

作者：刘艳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