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人》的性别意识与国别意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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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绪论

进入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浪潮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创作阵容迅速扩大，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创作的作品也迅速增加，成为中国文学研究者进行学术角逐的新领域。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阵容，通常被学术界分为五大版图，即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华文学，以及澳华文学。①海外华文文学中，最早受到研究者关心的是台港华文文学，之后又逐渐扩大到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而最近，北美华文文学异军突起，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重地。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而且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像做现当代文学的学者那么的多;在韩国，这样的情况更是明显。但是，在韩国，海外华文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也是有的:在翻译方面，有釜山大学金慧俊教授翻译的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有王恩哲翻译的哈金的《GoodFall》等;在研究方面，有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关于香港移民诗人黄河浪的论文《故乡为主题的华文散文:以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为中心》，韩国外大专任教授朴南用的《许世旭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学观点和中国意象研究》、《香港梁秉钧诗中出现的都市文化和香港意识》及著书《中国现代诗歌世界》，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香港文学的政治性和后殖民主义》，以及徐榛的《新移民诗人黄河浪诗歌创作初探———以〈风的脚步〉，〈海的呼吸〉，〈披黑纱的地球〉为中心》等。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研究也是有的，但是，其中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还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美国、欧洲地区的严歌苓、哈金、高行健等作家。由此可以发现，对于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学界，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全球的视野下，美华文学也在和世界接轨。在美国学界，还是主要以英语文学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华文文学还是被认定为少数族裔的文学，但是，华文文学在国内却是得到了重视和研究。

正如上文所说，韩国也是对一些旅美作家进行了关注和研究，虽然还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但也有为扩大华文文学的研究做出新的尝试。韩国外大的朴宰雨教授，在去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大洋的此岸与彼岸，邀请了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的华文作家及评论家等，在此之前也邀请了美国华文作家协会主席吕红来韩国外大进行交流。回首美华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北美“草根族”文学，台湾的“留学生文学”和大陆的“新移民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华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由早期的华工到留学生，再到华裔、新移民，从旧金山老作家黄运基时代的“海外孤儿”到台湾白先勇等留学生的“失根之痛”再到今天严歌苓为代表“一代飞鸿”的广袤移植，这是历史发展的痕迹，也是美华文学发展的轨迹。不管怎么说，美华文学的发展在以英语文学为主流的西方文化语境中，避免不了地被划分到少数族裔的文学发展范畴之中，于此，带来的问题便是“边缘书写”的精神特质。作为异族，亦或是少数族裔，“边缘书写”在所难免，那么就会涉及到身份认同、文化交战与融合、生存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了海外华文作家共同追寻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成为他们的创作源泉。“旧金山作家群”重要作家吕红的新移民代表作品《美国情人》，和别的美华文学作品一样，都关注文化身份的问题，但是，在“地球村”的全球一体化的广阔视野下，吕红又和别的华文作家不同。在共同的大主题书写下，更关照个人的经验书写，而这种个人的书写并非说是私人的，而是一种个人的心灵领悟的过程，上升到文学领域来讲，是一种人性和民族性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也正是吕红本身的精神特质，在旅美的生涯中，从女性的角度，借助女性的形象来阐释在异族文化语境(西方文化语境)下，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国别意识(民族情怀)。

在韩国，有关这方面的参考资料甚少，对《美国情人》研究做了一个初略调查，相关文章也为解读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吕周聚的《生命困境中的人性表现———评吕红的〈美国情人〉》②重在讨论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表现跨越文化的普遍人性;杨青的《从吕红的〈美国情人〉看北美移民生活画卷》③重在表现北美移民对身份进行思考，通过这个过程展现北美移民的生活情景;庄园的《穿行于东西方的性别之旅———评吕红长篇小说〈美国情人〉》④重在表现主人公在遭遇残酷的性别场景时，在异域生存环境下没有被打倒，而是坚强走下去的思想内涵;程国君、韩云的《“所有移民迁徙原因”———由〈美国情人〉看新移民小说的现代内涵与叙事创新》⑤重在表述这篇小说把移民书写从简单写实的经历及其历史反省书写转换到其心灵史和哲学的高度，以及电影叙事模式的创造;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张炯的《海外移民的生动画卷———评吕红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⑥重在表述某些新移民如何找到身份认同的经历，向读者展现北美新移民的生活画卷，这一篇报告也成为了吕红《美国情人》一书的“序”。从上述论文可以发现，众多学者对吕红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的叙述视角大都还是定位在“文化身份”这一主题上，大多是持有如下观点:女主人公作为新移民，在异域的文化语境之下，进过了磨难和炼狱，一反以往传奇经历的书写，经过自己的努力，表现了真实的人性世界的同时，最终实现了身份认同。

二、“情人”与“丈夫”———女性之出路

女性视角一直是女性作家进行自我阐释或是放眼看世界的一个基点，不管是诗歌创作还是小说书写，女性作家都不会错过这个表达女性意识的机会，那么，作为华文文学的作家们，在同是“边缘人”身份的话语下，女性意识的迸发多少会呈现出一些相似点。比较来看，吕红更为机动和智慧，她没有将女性强烈的性别意识泛滥于作品之中，没有无病呻吟，也没有大肆宣言，而是用“情人”作为参照物，来展现女性的性别地位，这就使得有关性别意识的问题变得复杂而更加有趣了。芯完全是一个现代新移民，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所以她本身就和以往的历史经验的书写不同，更具有“现场性”。芯在国内已经成家立业，有完整的家庭，并且也是国内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化人(电视台主播)。在外人看来，芯具备了女性所追求的一切，完成了一般女性想要达到的梦想。但是，她抛下了一切，坚持只身来到太平洋的彼岸金山来闯荡。对于芯来说，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异域，也是文化异域(包括语言/种族/文明等)，更是精神异域(她处于毫无依靠的境地)。吕红在安排芯的命运的时候，把新移民的“现场性”的经验描写铺陈得非常详尽，并且将芯在空间异域、文化异域和精神异域下面临的焦虑都体现出来:语言不通，身份不定，情感不稳，事业不利等。然而，芯没有被这些磨难所打倒，而是经过努力奋斗，最终找到了她的身份，获得西方世界认可的杰出贡献成就奖，昂然站在了人生、社会和生命的最高点上。

正如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就像是沙漠中生命力极旺盛的植物———仙人掌，或是人们形容的‘有九条命的猫’!即便在逆境中，仍能找到自身价值，焕发出独有的魅力。她认为朋友的凤凰涅槃是女人之歌，更是华人之光。”⑦所以，芯作为新移民，来到一个异域空间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最终是成功女性被接纳的一个姿态。吕红的《美国情人》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存在着女性主义的影子。这部小说也直接用“情人”这样的字眼作为标题，正如上文所说，“情人”是作者展现女性性别意识的一个参照物。但是，芯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她不是离婚的女性，她是一个有合法丈夫的女性。曹菁的《爱情信仰论》认为:情人是一种爱情伦理关系，区别于婚姻伦理关系。婚姻是管控型伦理，有管控方介入，爱情是自愿型伦理，没有管控方介入。婚姻是男女关系的社会制度。不管是结了婚的爱情还是没有结婚的爱情，神圣性都来自于爱情伦理关系的产生。⑧所以，芯实际上是交织于爱情伦理关系和婚姻伦理关系之间的女性主体，更简单地来说，芯是纠缠于“情人”和“丈夫”之间的女人。在上述有关《美国情人》的论文中，焦点都是在表述一种观点，即芯的丈夫如何的尖酸刻薄，如何的小鸡肚肠;情人皮特是如何的虚情假意，如何的背信弃义，认为芯是一个忍受着婚姻痛苦和情感伤害的坚强女性。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不要一味地将焦点指向男性如何的不通情理，把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是将芯作为一个主体焦点来说，可能会有新的发现。首先将芯来作为主体焦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对比的现象，即，“中国丈夫”和“美国情人”的对话。其实，这个问题扩大来讲，是在两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一个对比，即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对比。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婚姻伦理中有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违背文化思想道德的行为;但是可能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情人和婚姻者是不冲突的。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考察的重点，而我们应该关注到的关键问题是:无论是“中国丈夫”还是“美国情人”，都没有完成她想要的情感寄托，也就是说，芯无论是在东方文化语境中还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最终都是被离散者。具体来看，芯离开丈夫来金山之前，并不是因为丈夫的种种毛病而迫于逃离，而是在感情没有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开始旅美生涯的，这就说明了一个指向，芯不是因为东方文化构建中的父权体制而离开家庭和国家的。父权体制是一套两性基于生理的差异而应遵循的言行举止以及角色分工规范。⑨从小说来看，不是这样的原因。那是因为什么导致芯的离开呢?有学者提出，新移民的新的移民动机是改变/自我追寻。⑩从具体的现象来讲，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再仔细想来，芯作为一个已经成功的女性，为什么还要飘洋过海从头再来?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女性意识的驱使。社会性别则是基于生理差异而衍生的概念，也就是社会制度与文化所构建的两性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而芯为了突破社会性别对女性的限定，走向更为复杂和更能颠覆女性社会性别的文化语境之中，这是极有可能性的。当然，在芯走向西方文化语境之后，丈夫的各种挽留和中伤其实是情有可原的，他只是不想失去芯而已，但是相反，在给芯带来精神抗拒的同时，也增加了芯义无反顾的决心。与此同时，当芯在脱离东方文化语境的同时，她领略到了西方的浪漫和清新，她也似乎认识到了真正的情感寄托的方向。美国情人皮特，给了孤独中的芯无比浪漫的爱情，并且游戏地称别的白人是“洋鬼子”，并为芯的离婚尽心尽力。而芯在经历事业打拼中的苦痛之时，她想放弃现在的工作，选择和皮特结婚，皮特却消失。这里就出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1)芯想回归到原始父权体制下女性的社会角色;(2)西方男性似乎不太接受女性这样的社会角色的倒退式转换。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波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瑏瑢也就是说，女性是由社会构建而形成的。芯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女性主体，在要脱离父权体制，逃离东方文化语境，进入西方文化语境的同时，再次要回归到父权体制下的女性性别角色，这时女性意识体现为从迸发到抑制的过程，所以，芯的女性意识的转变就显得极具戏剧色彩了。其次，还要注意的另一个女性人物就是芯的好友蔷薇，蔷薇的感情发展也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她和芯都是以“情人”的身份存在于西方社会之中，所不同的就是她们的情人对象身份的不同，这也就是第二个对比现象，即“纯粹的美国情人”和“同为漂流者的华人情人”的互照。吕红设计的这个角色是别有用心的，这是在给女性寻找填补精神空洞的可能，也是对性别意识的再一次拷问。具体来说，芯和皮特的关系上文已经有所说明，不予赘述。再看蔷薇，她就好似芯的一个替身，代替芯来体验另外一种两性关系的可能性。林浩和蔷薇一样，也是漂流于西方社会的边缘人，他个人的恶习无关紧要，至少也是一个比较勤奋工作、期待能够生活好的人，但是他和蔷薇还是格格不入的。他有家庭，只是分隔于大洋两岸，他也是需要填补精神和情感上的空洞，他和蔷薇表面看来比较平淡而别无波澜，但是实际上两人的差距还是无法跨越的。芯和蔷薇周边的朋友，包括有一定社会地位却无时不想揩油的华人老柠、做按摩女的霎霎和林浩一起打工的华工等等，构成了一种有别于东方文化语境而流散于西方社会中的华人两性的众生相。女性无法从纯粹的美国男性那儿得到性别意识的认同，更无法寄托于同为边缘人的华人男性，所以，女性在同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下的“纯粹的美国情人”和“同为漂流者的华人情人”关系中，都没有完成精神寄托。

通过细读，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作为边缘人的女性主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首先自愿选择成为离散者，因为她选择身处于异域文化语境中;(2)女性在“生为女人”和“成为女人”(或者说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是存在犹豫和矛盾的;(3)女性别无选择，现有的两种可能的文化语境(东、西方文化语境)，都指向女性独立的标题———这是吕红作为女性作家，在异域文化语境下，在书写和表现女性意识时，为女性分析和设计的唯一一条可行之路。其实，上述都是建立在具有强烈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视角基础之上的解读，但是，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如何确认女主人公芯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仅仅因为是她放弃了所有的成功，或是来到完全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重新挑战自己，实现自身价值吗?看起来这个理由并不十分可靠。如果说女性实现自身价值需要通过移民、跨越文化语境的界限才能完成，那么，对女性的束缚和要求未免显得太严苛了，女性几乎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西蒙波娃提出“第二性”，强调女性主义的参照物，是和男性霸权相对的，是女性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解构和重构。吕红的《美国情人》是具有极其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它区别于以往的华工移民和留学生移民，但是新移民的女性不是因为父权体制而进行逃离和对抗，那么，追溯女性新移民的本源是什么呢?联系作品本身来说看，也就是要回答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来唤起她强烈的女性意识。

三、身份和文化冲突下的选择

当“离散”(diaspora)经验在20世纪对中国形成巨大影响的时候，与之就会带来的“文化母国”的介入和“民族性”的思考。而文化母国的介入和民族性都指向对身份的认同和界定，身份问题也成为了海外华人首要关心和期待解决的问题。生于香港，现任教于美国大学的周蕾在其论著《写在家国以外》一书中，通过对香港文化的管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她在《代序》中写到:“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文化吗?还是黄土高原的中原文化?”周蕾更有理由拒绝当“如假包换的中国人”，而自认为是“文化杂种。”可以发现的是，周蕾是承认美国实际上是她的身份归属，但又不放弃香港身份，是在以焦虑的眼光关注着香港文化的自我构建。而反观吕红的《美国情人》，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吕红认为:“以敏感反映移民社会生活和移民情绪的海外华文文学，身份焦虑愈来愈多成为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瑏瑤身份焦虑到底是在焦虑什么?这是首先要具体化来回答的问题。海外的华人最要解决的是生存者身份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身份的问题。身份的另一个指向，即文化身份，或者说民族性，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民族性的不同而被视为异端的异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其实不是融合的问题，而是维系并存的问题，文化身份的焦虑其实是少数族裔的文化和主流文化在怎样的形式中维系并存的问题。吕红非常清楚这一点，她在小说的开端就明确了自己的民族性，这时她既作为讲述者又作为被询问者，她说:“IamChinese．”

这里，她非常明确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就是从“中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芯所经历的故事，已经不是说怎么融入西方语境中，而是怎样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作家写到芯在经过重重痛苦的磨难之后，通过了移民申请，在和友人通话时，这样写到:“有了新的身份，该将以新的精神在这个世界打拼……如今满世界都是漂泊人，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都有不少的漂泊一族。有的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仍然不能算扎根了，无论从身份，从口音，从对当地的情感来看都有差异……在社会急速流动的今天，人的矛盾身份也在不断游移，没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换句话说，移民身份焦虑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和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自我身份的建构，自我实现，不如说是如何在身份中获得认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新移民女性为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而不断奋斗，在获得政治身份认同之后，还是存在现实焦虑和匮乏感的，而且此时，新移民女性已经不是在仅仅追求自我实现，而是更要求一种文化身份的确信。文化身份才是新移民们或者说文化视野与认识较为丰富的人真正的诉求。在小说故事的最后，作家写到芯获得了“专门为美国各少数族裔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多方面取得成就，做出特殊贡献的人”

设立的奖。我们能够发现，作家这里强调的文化还是“少数族裔”的文化，然而它被西方文化融合了吗?不是，而是被具备本民族文化身份的离散者维系着。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作家提出了关于文化身份的见解:“究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还是多元文化一体论?西方轴心论是黑格尔根据基督教提出的，认为历史的大门是从西方开始。雅斯贝尔斯重新进行文明的反思，提出世界轴心期文明有多种，中国，印度，西方，还包括以色列。中华文明古国早就有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人类各种不同文化，在未来发展中产生文化的交汇融合。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是人类整体文化的一极。人类文化就像太极图般地呈现出互补结构，西方的阳刚与东方的阴柔互补，才能达至阴阳平衡，找到超越人种，肤色，民族，国籍以及宗教派别的人类心灵的共同点，从而达到和谐发展的远景。”

芯的这段获奖感言，其实就是作家吕红对文化身份的一种认识和判定:(1)她是以东方文化为主体性进行西方文化讲述的;(2)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并存的文化两极;(3)文化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是并存发展的;(4)她在西方文化的大语境下，没有做“文化杂种”，而是为维系少数族裔文化做争取并获得成功。所以，在政治层面上，新移民面临着身份焦虑，因为这是他们得以能够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在文化层面上，其实新移民华人的民族性和文化身份非常确定，就是东方文化的身份，他们本身具有的民族性不能因为政治身份的改变就获得身份认同，甚至说是拥有了归属感。我们可以考察的是在主流文化语境中，在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中，怎样能够维系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怎样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吕红似乎在为20世纪末的新移民女性发声，正如前文所述，吕红的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极强烈的女性意识，男性反而成为让女性不断挑战自我最终实现自我的参照对象。新移民女性的精神诉求和文化身份诉求在吕红笔下显得极为强烈和迫不及待，而吕红也真正地诠释了新移民女性知识分子对社会性别的判定和文化身份的理解，这一点非常有意义，这是包含多元文化语境、女性主义、民族性、身份认同等多种问题意识的思考，在内容上，较之以往的创作来说，问题意识也变得丰富和复杂起来。其实，我们在阅读和思考文化身份问题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在吕红在通过新移民女性的视角来再次讨论文化身份的问题时，在她说“IAmChinese”的时候，如果换成“IAmChineseWoman”，会不会更有爆发力更具独特性呢?

四、结论

美华文学蓬勃发展的今天，书写主题也越来越扩大起来，从原来“草根族”文学、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创作，到现在大陆新移民文学的书写，可见美华文学的作家们对华人生活历史长卷的关注和倾心。吕红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篇幅较长，和以往的书写还有所不同，故事空间的转变也是比较大，可以说真正做到跨空间、跨时间、跨文化、跨民族的书写。“情人”成为她表现移民人生的参照物，新移民女性成为她叙述的主体，女性意识成为她表达跨文化书写的方式，文化身份成为她最终追寻的精神诉求，所以，吕红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地以女性视角探讨新时期移民者的文化身份诉求。书写的笔触非常细腻，虽然没有做详尽的阐述，但是不得不承认，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描写和心理活动的刻画，是深刻的，尤其是在女性面对婚姻和爱情方面、女性对婚姻的憧憬和男性对爱情的欺瞒等方面，都鲜活有力。读完整部作品以后，还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即新移民书写的“新”到底新在哪儿?不断的漂泊是一种新，还是什么“新”。新移民的移民动因是什么?有学者提出，和早期的草根族文学、留学生文学、华人和留学生的移民文学不同，新移民文学中的移民的动机是实现自我价值。那么，早期的华工和留学生难道不是在实现自我价值吗?为了生存做出努力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吕红创作的故事性非常强，但是或许把太多的目光集中在情感宣泄上了，对怎样经历万难获得“政治身份”关注的较多，而对“文化身份”的觉醒则显得匆促。

作者：徐榛 王乐 单位：韩国檀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