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角下北京形象变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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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杂志》2015年第二十二期

京味文化固然形成了一些被人们所认为的固定特征，如独特的京味语言（京片儿），以胡同、四合院为标志的建筑，但是，也从来没有停止变化的步伐。于是，“他者”视角成为考察京味文化变迁的一个合理有效的角度。京味文化的形成是在汉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化，并经多年融合、转化形成一样，京味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在与其他地域、民族、国家文化相互磨合、碰撞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内容与表现形态的。因而，从城市移发的“他者”视角对京味文化的变迁进行研究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对京味文化及北京形象变迁的研究，在王一川教授的著作《泛媒介场中的京味文学第三代》及其相关论文中已有所涉及。王教授认为，随着媒介从纸媒向影视等电子媒介的快速转换，京味文学第三代借影视文学蓬勃发展，但是在完成了从高雅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之后，“作为一种以品味故都流兴或残韵为集中标志的现代地域文学现象，京味文学终结了。”王教授最后以充满期待的心情写道：“不妨预期，小区与胡同和大院的并存及小区与周边城镇或乡村的交错，多种多样北京的人交汇，形形色色北京话、普通话或外地方言等的交响，都注定了会成为21世纪新京味的有力的生长场。当故都流兴已成绝响，新京味何以发生不妨拭目以待。”①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新京味到底表现出哪些特点？新京味与传统“京味文化”有哪些关系？随着新京味的出现，北京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语言：从京片儿到“南腔北调”

提到“京味文化”，其鲜明特征首推北京的语言，被称为“京片儿”的北京话。从老舍《茶馆》中地道的北京话，到陈建功《鬈毛》里那句“敢情！”再到王朔的小说中主人公带有几分油滑的调侃语言，北京话都是作为京味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人们所称道的。“北京人如珍视其文物古迹、珍视其胡同四合院一样，珍视北京话。”②《京华烟云》《城南旧事》，老舍作品中的人物都表现出对北京话的迷恋。地道的北京话，不仅是语言内容的载体，更是北京人性格、情绪的体现与表达。作为明清时期的帝国中心，北京城中并非只有北京话一统天下，但与其他方言相比，北京话的优越性，却是十分突出的。“京师人海，各方人士杂处，其间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线，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亦间掺入满、蒙语……又有所谓回宗语、切口语者，市井及倡优往往用之，以避他人闻觉，更子后则往往掺入一二欧语、日语，资为谐美而已，士大夫弗屑顾也。”③这里虽然写出了旧京亦有“南腔北调”甚至外国语的现象，但是更突出强调的，应该是其中的“各有界线”，因“久习者一闻而辨之”，“士大夫弗屑顾也”。

这种状况，到了现当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帝制的废除，人民政权的建立，将人从三六九等的等级制度下解放出来，全都成为社会的主人。在语言方面，也将带着鲜明等级的官方、贵族语言与普通大众的语言解放出来。1956年前后，普通话的全国推广行为，也对北京话起了不小的冲击作用。老舍的京味文学那字里行间透露的北京味，演变成只言片语的残留，再到王朔的调侃式北京话，普通话的成分更大，而地道的北京话，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北京话的变味，首先表现在普通话代替了北京话。近些年来，故事发生在北京的影视剧，多采用普通话。《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的爸爸妈妈，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医生。但是他们的语言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北京话的痕迹，而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北京青年》中土生土长的北京四个堂兄弟，何东、何西、何南、何北，甚至他们的父母亲一辈，其语言中也难觅一点老北京话的足迹了。其次，各地方言、港台味与北京话混杂。影视剧中用方言的现象越来越多，如唐山话、河南话、山东话屡屡出现在影视剧中，在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中，虽然主要还是王朔色彩的调侃味语言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李琦表演的山西厨子那个桥段里面，已经流露出一些“南腔北调”的味道了。贾樟柯导演作品《世界》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展示的是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的生活状态。其中的山西方言、贵州方言，已经渗入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其他如范伟的东北腔、李瀚祥的河南味、黄渤的山东口音，等等，与北京话相互混杂在一起，人们也见怪不怪了。《杜拉拉升职记》中的王大伟操着一口港台普通话的现象在影视剧中已经屡见不鲜了。在一个以北京为背景的故事中，创作者们不仅不避讳各种口音，甚至热衷于用“南腔北调”来展示京味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北京的语言经历着从“京片儿”到“南腔北调”的转变。

二、城市空间：从大杂院到“大裤衩”

北京作为一座国际性都市，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移民”投入其中，他们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形成独特的“移民”文化。从明清时期的人口大迁移，到近现代文人从四面八方在北京聚集，再到现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引发的外来人口涌入北京。这些城市“移民”在北京寻求他们的发财梦、明星梦、仕途梦、城市梦等。如同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游荡者”一样，他们观察着城市，发现着城市。北京，在他们眼中，有着全然不同的面貌，构成迥异于“老北京”眼中的城市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功不可没，正在建设的楼群、写字楼里的搬家工、清洁工、快递员，都参演着北京故事的讲述。《北京爱情故事》开场的“跳楼”场景，就在国贸附近的大厦顶上，置身城市之中，远眺CBD楼群，城市空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充满了张力。咖啡馆、酒吧、高级商场、取代了老北京天桥的表演、卖东西的吆喝。北京的家庭伦理剧，将人物、情节限定在单元楼里面，那里面，住着冷冰冰的岳父岳母，歧视外地人的“第一代移民”，住着恶婆婆、凶媳妇。四合院里邻里间的相互忍让、争斗，大杂院里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北京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喜乐悲欢。写字楼里上演着办公室政治，为了地位、财富的明争暗斗。“争职记”、“厚黑学”是当代北京人的处世哲学。

三、人物形象：从“北京爷们儿”到“凤凰男”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北京打拼，纯正的“京味文化”正不断被“移民文化”所冲击的背景下，北京题材的影视剧中体现得更多的是城乡矛盾、阶层差异。如果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京味文学的绝唱，“京味文学中的主人公还沉浸在乐观的自我满足”中的话。之后的北京题材影视剧，更多地展现伴随“移民文化”而来的城乡矛盾、阶层差异。从2006年播出的《新结婚时代》开始，北京题材的影视剧就一改张大民那种在自我调侃中隐忍地过活的主题，变成“凤凰男”与北京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矛盾的大戏，“何建国出身农村，不是城市近郊，比如昌平怀柔之类，是典型的农村：山东沂蒙山区。小西妈曾带医疗队下过乡，太知道那种农村是怎么回事儿了，因而坚决反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剧中对顾小西嫁给“凤凰男”，多少带有一些同情色彩。对农村出来的何建国及其家人身上先天具有的农村气质与观念，丝毫不留情分。《岳母的幸福生活》中麻辣岳母赵慧玲的“三不”择婿标准，“第一不”就是“不找外地的”，因为对于北京女孩儿来说，找外地女婿就会带来“户口问题”、“房子问题”以及“婚姻问题”。特别是外地男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会把父母接来大城市生活，就会产生地域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差异带来的婆媳矛盾问题，势必影响家庭和谐、婚姻稳定。《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小米妈给女儿下死命令，不能找外地人，“非北京男孩不嫁”。《新女婿时代》中丈母娘李桂兰，想尽一切办法，试图阻止丁胜利跟女儿的成亲，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丁胜利在北京土著人眼里是“无房无车无钱”的北漂一族。除了外地女婿受歧视之外，外地媳妇也受歧视，《谁来伺候妈》里林母给开出租的儿子找对象，当得知儿子热恋上东北来京的打工女金巧时，强烈反对，甚至发誓不参加婚礼，因为在她看来，金巧不过是为了儿子的北京户口和房子而已。我们看到，北京就是资本，北京人有着作为优势地区人群的优越感，而这种地域歧视的背后，更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之下的“贱贫”心理的体现，因为所谓外地女婿、外地媳妇的背后，就意味着一个落后的家乡、一个贫穷的家庭。

于是，“地域歧视”中与优势地区人群的优越感相应，还有劣势地区人群的自卑感。《新女婿时代》中丁胜利与向美丽的婚姻，在他自己看来也是癞蛤蟆与白天鹅的搭配，这份爱多少带着自卑，所以甘愿为牛为马把媳妇奉为女神，正像片头曲唱的“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怕累和脏；我睡得比你晚，我起得比你早；擦地洗衣淘米做饭，菜炒得喷喷香；工作家庭两头忙，我对得起孩儿他娘。”更为明显的还有《金太狼的幸福生活》，来自东北的金亮父子并没有强调东北地域的身份认同，而通过所谓的皇胄后裔身份，来拉平北京的“地域歧视”，从而获得象征性的所谓面子和平等。金老头时刻强调“咱们家是皇族后裔”，你奶奶是前清格格，而且还要儿子反复告诉别人细节，你奶奶每次进宫，“走的都是正门”，这一切都要如实地讲，因为“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个面子”。

在这类家庭伦理剧里面，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主人公从纯“北京爷们儿”，变成一个个从农村跳龙门一样跳到北京的“凤凰男”。于是，剧集的主题也从北京爷们的或傲慢，或隐忍的故事，变成凤凰男与北京女的城乡差别。结合“北漂、蚁族、高富帅、富二代、屌丝”等词汇的流行，老北京人身上那种潜在的优越感正在一点点流失，代之而起的，是新京味文化的主人公们在当代社会夹层中寻求生路的辛酸。“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将一系列悖论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展现着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状态。如同正在飞速变化的城市一样，作为城市文化重要标志的“京味文化”无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我们要做的，并不是阻止、反对北京形象的变化，而是在这种变化中分析其时代特征，厘清其背后的动因，把握其未来发展方向。

作者：周春霞 田丽艳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