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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旗下讲话人和听众的姿态与服装主要采用的是图片分析,图片来自江苏省S中学的官网。笔者通过观察这些图片,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讲话时的姿态较为单一。(2)讲话学生的服饰较为正规,大多数为校服。(3)作为听众的学生的服饰也较为正规,学校要求穿校服。(4)作为听众的学生站姿非常齐整。很显然,身体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嵌入在意义的结构之中,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形塑,从而其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提出了关于“身体技术”的观点,他认为每一种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都与身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社会对个体的控制,首先就是要控制他们的身体。学校空间占据了学生身体规划的大多数时间,并通过各种技术作用于身体,使得身体符合社会的统一要求,规定国旗下讲话的服饰与行为,就是技术的一种,换句话说,学校通过规定国旗下讲话的服饰与行为规范来对学生进行身体控制,这具有教化和规训身体的功能,甚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付身体的一种手段。
2国旗下讲话中人的内心世界
笔者随机询问了近三十个S中学的学生,并详细访谈了了高一、高二、高三的各两个学生,其中包括两个曾经经历过在台上进行国旗下讲话的学生。大多数学生表示当他们站在台下听国旗下讲话的时候,经常采取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在台上演讲的学生也往往是长篇大话,言不由衷。毋庸置疑,这不是仅存在于一所学校的偶然现象,考虑到中学生的心理特点,这最起码反映了一部分中学生的心声和他们在国旗下讲话时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国旗下讲话人所讲的内容和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致,一方面听众表面归顺的情态与内心的情感不一致,这都是矛盾所在。在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这本书中,提到了戈夫曼的一个概念“角色距离”,其意思是不太认真地扮演角色,没有当真的意向,而另有秘而不宣的目的。每一种高压的情景都要产生这种的现象。戈夫曼的这个概念推而广之,用于外在角色和内心身份不一致的一切情况。换句话说,行为者在他的意识和角色之间确定了一个内在的距离。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国旗下讲话的相关群体,非常契合,也就是国旗下讲话人及听众在他的意识和表面呈现出的角色存在一段距离,也就是“角色距离”。同样是这本书中的另一个概念——游离,这里的“游离”指置身局外或步出理所当然的日常社会时的那种感觉。一旦他刻意和假装扮演角色而不必用心投入时,扮演者就进入了“游离”的境界,就忘记了“理所当然的世界”。这可以用来解释听众的状态,他们表面在认真地听,内心有可能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不管是“角色距离”还是游离,起初,它们是一种意识状态,但它们早晚会产生行为上的重要意义。从官方秩序守护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太多的人在参与社会游戏时有所保留,那就会出现危险的局面。
3国旗下讲话人的身份
国旗下讲话人主要包括学生,普通教师,学校领导以及受邀请的社会人员。而笔者主要调查的是作为学生的国旗下讲话人。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笔者通过网络等手段搜集了江苏省S中学近几年来国旗下讲话人的相关信息,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讲话学生几乎都存在于重点班;(2)讲话学生几乎都担任班级职务,如班长、团支书等。这涉及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一方面,话语权长时间被重点班班长、团支书等学生干部占有,而不被普通班普通学生所拥有,话语权不平等;一方面,这些讲话学生的话语权也被学校团委老师所掌握,话语权受控制。话语,作为人们日常交流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有这样一个观点:“话语是一种具有历史、社会和制度独特性的陈述、术语、范畴和信仰之结构;话语系统隐性地规定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谁有发言权、谁没有发言权。”在国旗下讲话这个仪式中,学校领导和教师本身就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而存在,他们的话语权对于学生的弱势地位而言也无可非议,在一定程度反映着等级思想。学校领导或老师、讲话人和其他学生之间的关系呈阶梯状,从上到下,相对而言,上面是强势群体,下面是弱势群体,上面控制着下面。这实际上就是说语言系统在情感和思想层面上就对人产生了一种压制;即使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但它在社会中确是一种真实的权力。
4国旗下讲话人的语言
笔者做了一个范围较小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中学国旗下讲话采用的语言是否为普通话,调查的对象是江苏省S中学40名同学,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他们说历次国旗下讲话都是以普通话为唯一使用语言。再回顾自己的所见所闻,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旗下讲话一般是使用普通话,而且对语汇、语音、语调也会做严格的要求。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特点,往往能透露出这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和文化素养等情况。因此,语言常被称为社会指示剂。它不仅传达文字内容,也负载着社会信息。虽然说一进入学校空间,学生就应该说普通话,但是实际情况有时并非如此,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学生之间有时用方言交流。但通过调查,国旗下讲话时,几乎全部讲话人采用的都为普通话。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替代了方言或民族语言,成为国旗下讲话语言唯一的合法存在。其次,教师对于国旗下讲话语言的语汇、语音、语调也做了严格的要求,以此来塑造出国旗下讲话的纯净与庄严。这可以说是教师或学校对国旗下讲话人语言的控制。假设说一个学生平常在学校与同学交流使用方言,而在国旗下讲话时使用的是普通话。这就带来一种语言的“差异”。学校的行动者试图通过“语言”这一区隔行为,尽可能使身体存在的国旗下讲话的场景在差异化的其他学校场景内占据更高的位置。
5结论
从整体上来分析国旗下讲话,国旗下讲话分别可以被看作是群体行为、社会控制的中介和社会产品。首先从表层来看,国旗下讲话这个环节是一种群体行为。群体行为是指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由两个或更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人群集合体。第二个层次,国旗下讲话是社会控制的中介,国旗下讲话具有神圣、庄重的色彩,教育意味十分浓厚。在讲话展开的过程中,通过这种象征行为展示国家权力,使参与者受到精神上的触动.激发生命能量和献身精神,达到情感控制和教育引导的目的,实现对国家、社会,以及主流文化或价值观的认同,从而,社会控制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国旗下讲话实际上可看成是社会控制的中介。第三个层次,国旗下讲话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的社会产品包括制度、政策、知识、活动等。国旗下讲话是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产物,自然是一种社会产品。执笔至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国旗下讲话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时候,这种社会产品对谁有利?或对谁更有利?是不是造福于和这个社会产品相关的所有成员?对于这个问题,答案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笔者想结合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社会团结”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团结是指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纽带。社会团结分为消极团结与积极团结。消极团结是通过物权形式所确立的人际关系系统,是一种消极的、外在的和谐。而积极团结是人们共同协作、内在和谐的系统。积极团结又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指彼此相似或相同而形成的团结,依赖于信仰上、情感上和意愿上的高度同质性,在这样的团结中个人完全服从集体意识。有机团结是每个人都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职能的新的团结形式。国旗下讲话,包括整个升旗仪式都是一种群体行为,群体行为自然需要群体的凝聚力,无疑涉及到“团结”的问题。笔者认为国旗下讲话的目前状况处于消极团结与机械团结之间,那么,希望不久之后学校、社会可以共同努力尽量做到话语权平等,对学生的控制少一些,讲话的内容实际一些,然后实现有机团结,让学生真正地愿意讲,愿意听,愿意参加。
作者:潘越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