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社会学和经济学体制的对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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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差异

经济学和社会学制度分析范式是互补而非替代的。社会学制度分析范式弥补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不足，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同样丰富社会学制度分析范式，但两者的研究视角、分析思路有所不同。

(一)两个学科对“制度“假设不同经济学“制度”假设的出发点是制度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关注制度如何提高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发展。经济学根源于实证伦理学。经过多年发展，它越来越独立于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显学。从重商主义者到古典经济学家，再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经济学因素越发地从非经济学因素中“孤立”出来。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工具。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个常量，不随时间而变化，因而与增长无关。因此，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运行放在一个成熟的、理想的、完美无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加以研究，得出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积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等结论。它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利益驱动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但经济理性对经济行为的作用中间有一个关键的链环和纽带，那就是制度。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制度选择造成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如果比较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中，制度的角色已经存在重要差异。斯密的经济学是制度分析和经济逻辑的混合，而李嘉图进行的是严密的经济分析而不是制度分析。新古典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变迁中，个体的能动性会通过理性算计将制度从一个均衡移向另一个均衡。这种理性的算计实际是经济运行中的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的思维。在制度经济学里，无论是老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开始认识到制度对提高经济绩效的作用。其分析目的依然是提高组织经济效益。社会学“制度”假设的出发点是从制度的产生、构成、类型、功能、变迁的途径及其价值意义等方面考察的，它更关注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以及制度在实现人类理想目标过程中的价值意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内容都是对制度的起源、本质、形式和类型的分析，是对制度的变迁、建构与批判的概括。“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社会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把制度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强调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社会整体运行和秩序的保持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认为制度的功能就是要满足社会的共同需求，维持社会的秩序，增进社会的团结，社会需求的变化引起制度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受到质疑，学者们开始从古典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汲取营养。他们用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制度，使得制度的研究在当代出现了冲突论、常人方法学、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新制度学派等新的制度流派。这些流派一方面承认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对行动者有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认为社会制度是行动者行动的结果，也是行动的纽带，并且努力把这种结果和纽带结合起来。这些学派和理论努力去解释和理解制度，而不是把制度看做是经济的推动器。当代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假设依然存在着差异。

(二)成本—收益与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经济学注重制度在经济活动中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即制度的成本—收益或投入—产出取向的研究。把制度分析中的事实关系研究和道德价值判断分开，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制度分析的主要差异。在经济学中，是否需要价值判断，一直萦绕着经济学家的思考。熊彼特就提出了经济学家们是否应当对他们所分析的现象做出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判断的问题。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等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张五常等，逐渐地认识到制度是影响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等一系列理论。国内经济学者樊纲较早提出了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提出了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的传统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与研究者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高小勇也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时也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来展开的。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用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来推论各种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们的选择行为的。例如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等经济学家都是如此。社会学制度分析往往关注制度产生、实施、存续、变迁所具有的道德指向和价值意蕴。每一项制度制定者、执行者、遵守者、违规者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一项制度在其生命周期内各个阶段的价值指向是什么。这些都是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分析层次的差异社会学在制度分析的层次上偏重于观察宏观层次的社会类型制度，如按照社会文化进化程度将制度划分为渔猎采集社会制度、游牧社会制度、园艺社会制度、农业社会制度、工业社会制度和后工业社会制度;依据物质生产方式将制度划分为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按照传统与现代两分法将制度划分为传统社会制度与现代社会制度;按照社会团结类型将制度划分为机械团结社会制度与有机团结社会制度等;按照社会组织形式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社会学还特别关注中观层次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家庭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经济学在分析层次上偏重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制度观察和生产单位的观察，如农业、工业、商业、市场、财政、运输、国际贸易、公用事业、家庭的行为等这些影响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运行制度。经济学“制度”假设的出发点是制度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它关注制度如何提高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效率，以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发展。在经济学内部，古典经济学家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穆勒和其他一些人都认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对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怎么作用于经济的了解远远不足。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制度的假设也不尽相同，凯恩斯学派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发展经济学家也对制度影响及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但是他们都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收益的外生变量。

总之，经济学假设制度是经济效率的促进器，能提高或者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学认为制度塑造着社会世界，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秩序，制度在实现人类理想目标过程中体现着特定的价值追求。(1)两个学科制度研究的取向不同。社会学关注制度产生、实施、存续、变迁所具有的道德指向和价值意义，而经济学则关注制度的成本—收益或投入—产出取向。(2)两个学科制度分析的范围不同。社会学主要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的制度;经济学则关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3)两个学科制度分析层次上的差别。社会学侧重于宏观和中观层次的制度，而经济学则给予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制度和具体的生产单位制度更多的关注。

二、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差异的成因与趋同

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形成的学科分工制度带来的结果。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社会分工制度体系中“制度化”地带来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差别。国内学者对制度分析的学科边界也提出了学科视角的认识。一门学科有别于另外一门学科的标准就是各自研究的对象不同。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分析的边界应该有明确的标定。它的边界应该是经济领域的制度，这些制度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财富的增长。另外，它的边界还可以延伸到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财富增长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和惯例等。

这种认识其实在强调制度分析的学科分工，也是在强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对制度分析的差异。这种学科分工导致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制度分析时各自学科的缺陷，既不利于人类科学地认识社会制度，也不利于社会科学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单纯经济学制度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以及发展经济学主要代表之一的缪尔达尔，认识到了这种学科分工差异对科学认识社会事实导致的错误，进而向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出了对社会学，尤其是对知识社会学的呼唤。他指出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教学科研人员的一种无奈选择，这种分工不利于真实的和全面的知识的获得。走出这种学科分工带来的知识误区，避免虚假的和片面的知识，就需要业已分化的社会科学学科及其分支的通力合作。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有优势，在检视社会生活领域各种社会事实方面比其他学科更逼真。社会学更应当在社会科学融合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专业责任。

缪尔达尔同时也指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深入细致地研究人们是如何行动的，这些行动的动机何在，以及受哪些因素的制约。经济学要探究对青少年如何受教育，如何有选择地寻求适合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经济学还要考察一些观点和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公共事务管理者、厂长经理、劳务市场或人才服务中心的雇主和雇员、政治领袖及其追随者等等是如何作出生活中的重大决策的。经济学应调查研究人们如何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怎样缔结婚姻，怎样组织家庭生活，其中的一些人又是怎样成为流氓、罪犯或妓女的。简言之，经济学关注人类的行为及其动机，不管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阶级和地理分布如何。他提出，寻求坦途的出路在于知识社会学，因为知识社会学关注因果推理。知识社会学的缜密推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摆脱各种偏见的影响，从而使社会科学获得长足进展。他认为经济学有必要转变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让多学科间的合作研究有更大的空间，更多地希望借助社会学家的研究转向与合作来提高经济学家的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他的呼唤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分析视野的相互转换，也促进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汇。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20世纪80年代也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局限性，指出了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他主张弥补这种缺陷和不足就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经济因素包括了对人生、工作、权威、官僚阶层和行政结构的态度，亲属和宗教的形式，文化传统，土地耕作制度，人们参与发展决策和发展活动的程度等等。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没有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才导致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计划遭遇失败和挫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众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的积累，两种学科关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是实际的扩张主义者。它处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点上，因而很容易进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迪尔凯姆曾经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制度”的科学，而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市场”的科学。但是，这似乎从未限制住经济学家们的活动，经济学家们一直忙于对有关市场制度的分析研究，他们在理解制度的性质、起源和影响上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从事制度研究，他们在寻求一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制度运行的理论概括。为此，他们毫不顾忌学科界限，可以说是无知无畏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工业组织、劳动关系、对外贸易、教育、家庭、法院、监狱、学校、医院、政府，特别是经济体制领域———进行探讨，这使得各领域的交叉研究成为可能。社会学在制度分析中也越来越扮演着经济学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土地制度、劳动组织、政府机构、流行文化现象、大众消费、民族关系、传播媒介、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社会学制度分析的知识要求较广，需要跨多种学科，要求一定程度地了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学科上的交叉性讨论，有助于消除单一学科领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需要汲取社会学的营养。

社会学与经济学两种学科关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种合流同时体现在两个学科中。一方面，经济学开始关注影响提高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效率的制度的价值意义，即经济学开始考察构成制度基本要素中的价值观、各种理念和理论、习俗观念等是如何影响制度的形成，进而影响经济效率的，从而在解释观察到的人类经济行为时，对行为赋予价值意义。其实，这种经济学家的意愿从经济学形成之初就有，而且在其学科发展中，经济学家也不时地想在分析制度时融入价值判断的考虑，①直到最近40年，大批经济学家直接转向了价值判断对经济绩效影响效率的研究。②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考量人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在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制度产生、存在、变迁时的影响路径和程度。两门学科都开始汲取对方的概念、理论、方法、技术路径开展研究。

三、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

范式的融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时间维度考察，社会学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汇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

(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关注制度效率和价值意蕴经济学对制度的分析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古典经济学基本上不考虑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的增长是资本积累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时开始考虑道德风险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在老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个发展阶段，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今许多经济学理论流派的一种综合。这些理论流派从整体的方法出发，把注意的重心从理性选择的个人或机构转移到社会整体上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经济人”假说作为集中攻击的靶子，反对个人理性的先验给定。同时，他们又认同了研究经济决策中的风俗、习惯、利他主义、好奇心、冲动等各种非理性行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它要解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个人、集体和机构对制度变革的反应，融入了社会学关注制度分析的价值观念因素。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在分析制度时引入成本收益的概念。新制度学派要探讨的问题是各种组织的趋同性问题，寻找组织或企业为什么去做很多与生产效率无关的事情的原因，探究为什么组织中的很多机构不是和它的经济生产运行相联系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探索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新制度主义者定义了“制度化”、“合法性机制”和“理性神话”等概念，并用这些概念来解释以上的问题。当一个组织不断受到外在的价值观念、意识和制度的影响，超过了组织内部的技术需要时，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即是个制度化的过程。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致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其基本假设是人们普遍接受所在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价值观念，这些现有的成形的社会事实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且具有强大的约束力。第三个概念是“理性神话”。这是指文化观念常常不是以人为凿刻的形式出现，而是形成一种被神化的东西，使大家不得不接受。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用上面理论概念进行假设和研究，强调制度化的组织是基于外界制度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的组织形式和做法，强调制度化组织的结构和它的实际运作是相分离的。这种分析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指向各种组织运行的生产效率问题。

(二)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研究对方学科的问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就开始了对制度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制度，防止伤害是制度产生的目的;制度运行应该具有效率;制度的价值是坚持正义，个人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自由优于平等;但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社会应对弱势群体给予同情。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就涉猎社会阶级议题。康芒斯直接论述了社会学集体行动的概念及其与制度的作用。哈耶克这位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学分析中直接论述的就是自由与秩序、制度与国家、社会类型与法律等宏大的社会学论题。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持续研究集体行动，把群体行为与搭便车相联系。这些都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互相涉猎到对方的学科领域对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已经明确地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关系(例如自杀、婚姻)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且对家庭这个社会学经典主题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他的分析领域更为宽广，甚至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及到人类的所有活动领域。对劳动分工的分析是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但是迪尔凯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研究劳动分工现象的，他关注的是劳动分工的功能、原因和条件。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经济活动要素———货币———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创立了社会学分支学科———货币社会学。齐美尔分析了货币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对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人内在生活和精神品格的影响。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研究视域更加开阔，直接开辟了经济社会学学科。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把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纳入社会学制度分析范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制度分析中对技术经济进行详尽的分析。美国社会学家维克托•倪(VictorNee)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解释中国制度与组织变迁的机制。

(三)古典大师和当代泰斗制度分析的融合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帕累托、凡伯伦、熊彼特、诺斯、贝克尔、阿玛蒂亚•森等人，都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视角对制度进行了分析。他们既提出制度如何变迁，以及为什么变迁的问题，同时又把它们融入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犯罪学等学科分析当中。在他们研究的视野里和著作中，经济学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范式是不分家的。他们以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视野和宏大的理论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他们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集多种学科智识于一身，很难确切地把他们截然划分到某一专业学科的队伍中，他们自身就是一种学科的融合。当代这种融合也体现在了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制度分析范式上。例如阿马蒂亚•森的思想，他的《贫困与饥荒》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学著作。还有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和《家庭论》，都是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歧视制度等经济学议题以外的领域。这些恰恰是社会学学科分析的主题。在社会学方面，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就是社会学融合经济学的一种表现。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科尔曼用权力、利益、控制等关键要素，取代了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效用，在他看来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社会学。

(四)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融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制度分析的方法上，同时使用整体主义方法。两门学科都认识到了在制度研究中，不能把制度与社会世界和经济世界隔离开来研究。制度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决定社会人的活动轨迹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化了的人们互动过程中被修正和改变。制度也是经济世界的一部分，经济学制度分析中的完全“经济人”假设隔离了现实世界中“社会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对纯粹“经济人”行为抉择的影响。两门学科在当代都发现了这种隔离的纯粹的制度分析不能有效解释人类的行为抉择，开始用整体主义方法分析制度在影响人类行为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分析使用的工具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使用数学、博弈论等分析工具。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极大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吸引，都开始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探索社会和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旨在寻找一种能够被测量的被证实的经济和社会规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工具软件的开发使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普遍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采集数据来分析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各种影响机制。

(五)制度分析层次的融合经济学与社会学开始把宏观社会形态制度、中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微观具体细致的社会规范规则纳入本学科考察视野范围，同时双方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都纳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传统经济学一直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现代经济学则开始涉猎非正式制度———这一社会学一直研究的领域。非正式的制度约束主要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制度分析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出现，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非正式约束制度有用，从而有收益、有需求。一是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它为实现合作创造了条件，通过这种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可以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进一步降低。三是它提供了激励机制。第二个原因，正式约束制度虽然有，但是执行不严，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第三个原因是，非正式制度有成本，对执行者而言成本较低，而对被执行者而言成本很高，远远大于收益。因为正式约束的制度虽然有但执行不严，所以出现了制度供给的不足。同时，非正式约束的制度有用、有收益、有需求而且成本不高，可以顺利执行，所以才能实现其约束功能。

(六)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合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反对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采用整体的和演进的方法，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他特别强调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制度约束的作用。凡勃伦始终用社会学的火炬去指引工业家和商人的工作信条，认为技术和制度决定世界经济成就。同样老制度经济学家另一代表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交易”概念的分析不是用经济学的方法，而是用社会学、哲学、法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的。康芒斯将“交易”概念与正统经济学被一般化了的“生产”概念相对应。

他认为“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了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交易”是“制度”的基本单位。“制度”的实际运转是由无数次的“交易”活动构成的。康芒斯对“交易”活动分类也颇为独特。他认为“交易”有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命令和服从之间的关系;限额的交易，即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三种交易类型覆盖了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所有经济活动。这种分类和关系的研究正是与社会学研究的融合。熊彼特也注意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制度中的融合现象。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察，结合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识，指出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是一种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休谟、亚当•斯密、杜尔阁、贝卡里亚等人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它一些学科熔于一炉是很自然的”。熊彼特将“制度”划分在社会学领域内。他认为，每一本经济学教材总有一章节专门介绍制度，但是介绍的视角不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而是源于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框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学和社会学都绕不开制度这样一个议题，都要对“制度”进行分析。两门学科在此问题上是交汇的。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制度分析”方面的认识是相同的。实际是自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稳步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知名的经济学家与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而且关心得更少。他们双方都喜欢各自用自己粗浅的社会学与粗浅的经济学知识去接受对方专业上的成果，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着，且都没有由于互相咒骂而有所改善。在20世纪50年代———即熊彼特出版《经济分析史》时———的情况表现得依然如此，而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制度分析的合作，将会导致丧失由严格的甚至狭隘的专业化带来的研究效率。

(七)关注的具体问题的融合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包括制度的产生、构成、类型、功能、变迁的途径及其意义，这些都是社会学制度分析的永恒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制度与经济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没有对制度起源及其构成进行深度考察。古典经济学对制度起源的关注并没有像制度经济学家那样对此问题赋予极大的兴趣。制度经济学把经济放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置于动态变迁的社会制度中分析，强调经济活动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改变了用纯经济要素解释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长的分析方法，经济学转向社会学化。在此过程中，新旧制度经济学从社会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尤其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它们关注的问题包括了制度的起源、构成方式、功能特征、变迁条件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体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融合。

总之，社会学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汇表现在两门学科的交叉和互涉。在关注点上，社会学开始关注制度的效率，经济学转向了道德风险和心理意识对制度的影响。在研究领域上社会学开始研究制度的经济效率，经济学涉猎爱情婚姻家庭自杀等社会学经典议题。在研究者身上体现出古典学术大师和当代学界泰斗一人兼容多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社会学家又是经济学家，身份本身就融合了制度分析范式。在方法论和工具上表现为都使用整体主义方法和数学工具。在分析层次上，两门学科都把宏观社会形态的制度、中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微观具体细致的社会规范规则纳入本学科考察视野范围，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纳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在关注的问题上，出现了社会学关注组织和制度构成及其变迁的经济机制，经济学则开始关注制度的起源与制度的构成要素、变迁和价值意义。

经济学与社会学制度分析范式的差异与融汇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就此可以梳理出两门学科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各个理论流派对制度分析的特殊范式和学科的一般范式，在比较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制度分析范式的差异中，彰显各自学科的独特理论特征。这对我们全面科学地解释和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各种制度的产生、功能、变迁和价值意义有着重要的启示，对学科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实践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的一方面表现为实现的最终目标体现出的社会思想，即社会制度的价值意蕴，与早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同;另一方面表现为实现的方式，即提高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与早发现代化国家不同。因此，通过社会学与经济学共同对一个主题———制度———分析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各种制度变革有较为科学的把握。社会学分析使我们看到，社会转型表现为制度的变迁，制度变革是有着极其深刻的价值意蕴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体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和目标，所以制度的变革应该彰显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经济学制度分析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制度变革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成功的改革应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所以寻求一种既要变革又要维护各方利益的低成本的制度变迁方式，就成为改革的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

作者：王胜利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