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学的现代化理念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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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起点:“第四种国家”

第一类国家工业发达，农产品大都不能维持本国人生活，以工业产品销售利润从他国购进粮食。第二类国家从事农业者虽少，但农产品不仅可以自给，且有盈余可供出售，其生活方式令人羡慕，农业生产大都采用机器，农场面积很大，生产效率极高。譬如美国，从事农业者1000万人左右，但1926年所产小麦占世界小麦总量的22.8%，玉米占60．9%，棉花占62．2%。吴景超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生活程度可与美国相颉颃媲美，一是因为美国人—地比例适中，二是因其职业中构成“甚为得法”，故而能够做到农业既足自给，工业也很发达。各业民众彼此交易货品与服务，生活程度因而得到普遍提高。在他看来，俄国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人—地比例之不当，而在职业构成不合理，也就是农民太多，尤其是在“五年计划”以前，俄国农业与美国的最大差别在于机械化水平太低。贫穷系第四类国家之共同特点，“他们主要的谋生方法，既然是农业，但以国内人口繁密的缘故，所以每家分得的农场平均便不很大。他们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劳力，在农场上做工，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温饱两字。一遇凶年及灾乱，便有冻馁之忧。他们的收入既然不多，所以除却衣食住的消费之外，便没有别种享用可言。他们终年碌碌，所为何来，无非为自己要吃饭，一家人要吃饭而已。吃饭这一件事，在生活程度高的国家，虽然也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他们除去吃饭之外，还有别种享乐。”在吴景超看来，第二类国家人口密度与职业构成堪称典范，第一类国家人口密度和第三类国家职业构成需要努力改进，第四类国家人口密度与职业构成均需改良。中国既然属于第四类国家，所以中国问题最难应对，对于改良工作亦当特别努力。吴景超曾将其单篇论文结集出版，以首篇论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作为书名。他在该书“自序”中声称，“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是“全书的要义”，其他内容“不过发挥这些要义”。因此，中国人口密度与职业构成，显然系其现代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基点。

二、路径选择: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都市化

(一)农业现代化:制度、技术、人口

人口密度高，农民比例亦较高，中国现代化自当关注农业。据吴景超分析，中国农民之所以生计困难，要因不外六端，即:农场太小、生产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业衰落以及遭受奸商剥削和子女剥削。针对农村普遍破产的历史境况，他认为实现乡村现代化需从制度、技术和人口三大维度切入。

从制度层面来看，首先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将大量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中国佃农过于贫困，无力依靠自身力量变为自耕农身份，政府必须设法相助，具体而言，效法丹麦，政府帮助农民购地，使佃农转为自耕农;效法爱尔兰进行减租，促使地主出售土地;借鉴东欧各国办法，由政府公平规定土地价格，避免地主囤地居奇。在他看来，此一方案既借鉴了欧洲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又考虑到了本国国情。其次是建构公平的分配制度。吴景超认为，所谓公平分配，亦即承认各人收入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能太过悬殊。公平分配的实现有赖于政府采用税收手段，如所得税、遗产税等。他从边际效用视角出发，认为运用税则手段实行财富转移，虽可导致富人奢侈生活受损，但政府利用税收兴办教育卫生娱乐等社会事业，民众生活却可普遍性提高，故而此种办法，对于少数人有损，而对于大多数人却有利。就技术层面而言，必须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

吴景超认为，美国农民耕种所得，除交税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尚有盈余，以资教育、卫生、娱乐、旅行和交际之用，而中国农民耕种所得却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美中两国农民生活水平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前者普遍采用机器耕作，而后者反之。因此他断言:我国农民如想步美国农民后尘，享受他们那种愉快生活，非扩大农场利用机器进行生产不可。换言之，要使乡村复兴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必须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逐渐转向西式机械化生产。变革生产制度与提升农业技术，可以扩充经济增量，改良分配制度，则能够实现经济存量的优化配置，但尚需控制人口数量，避免经济增量为新增人口所吞噬。作为一名职业社会学家，吴景超对中国人口问题有着清醒认识，一直将人口众多视为农村破产的重要原因，极力鼓吹实行节育政策。他强调指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业已成为社会各界之共同诉求，欲图实现此一目标，“有好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中有一件便是节制人口”，“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还要严重的局面”，因此，节育政策乃系“各种救国事业之中一种最重要的事业，是建造新中国的各种办法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二)工业化:“歧路”与“活路”

20世纪的世界，工业化潮流弥漫到全球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吴景超在美留学长达6年，亲眼目睹美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和迷人魅力，深刻体会到工业美国与农业中国之间的深刻反差，认为“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哪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方法”，美国与中国恰好站在两个极端，前者人均可以驱使13．38马力的生产力量，而后者则仅0．45马力，他认为这是美国富而中国穷的主要原因。基于此种理解，他强调，中国要想图存，舍工业化之外别无他途，因为“惟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在现代的世界上生存，惟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使人民的生活优美繁荣。”

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中国，以农立国论此起彼伏，乡村建设运动风生水起，但以工立国论与之颉颃相抗，亦不落下风。吴景超是以工立国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疾声呼吁:“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活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所谓活路，即工业化道路，而所谓歧路，亦即种种反对工业化的论调。吴景超将工业化之反对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逐一予以驳斥。夸大派认为中国文化每一方面均比西方文化高明，“都是好的，都是应当保守的”，故而“不必学别人，还是以农立国为佳”，同时常用笼统名词来指称农业国家的优点和工业国家的缺点，“以自圆其说，以满足其夸大的欲望”。吴景超运用最新统计数据，指出民众收入与工业化水平恰恰呈现正相关关系。农业国家缺乏财富积累，人民生活必然穷苦，因无法接受教育而愚笨，因无力讲究卫生而短命。中国人之穷、愚及短命，“是一件可怜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禁欲派强调农业生产虽然不能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欲求，但解决方法不在于增加生产，而是节制欲望。

吴景超斥责此种主张是懒汉态度，认为人类追求物质享受之量多质好与花样新鲜，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采集经济时代信奉禁欲主义，决不会产生渔猎或畜牧经济，渔猎或畜牧经济时代信奉禁欲主义，也决不会产生农业经济。因噎废食派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对于英美工业文明持鉴赏态度，但是欧美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劳资间冲突尖锐化等现象，促使他们对工业化本身产生怀疑和恐惧，认为中国“还是不走上工业化的路为妙”。在吴景超看来，与工业社会中的失业等问题相比，农业国家的灾荒等社会问题有过之无不及，性质更加严重，危害更加巨大，“每隔若干年必来光顾一次。光顾的结果，是农民暴动，是内乱发生，是死于饥馑者若干万人或数十万人，是人相食。”况且，工业化与失业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工业化也不必然导致劳资冲突。

畏难退缩派高呼中国工业化之路走不通，认为“工业已经给帝国主义包办，市场已为帝国主义垄断，关税已受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种的压迫之下，本国的工业，实无发展的余地。假如要走这一条路，前途真是艰险万状，不如回转头来，整理我们的农村，过我们固有的农民生活。”吴景超则强调，新工业国遭受老工业国之压迫，乃系世界例，美、德两国并不因有英国这一劲敌，便放弃工业化企图，日本也不因市场上已有英美各国货物而退缩，苏俄也并不因为四周已有许多工业国便取消五年计划。吴景超将上述诸种反工业化主张视为“经济上的复古论”，明确宣称“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

(三)都市化:“更深的都市化”与“都市意识”

都市化乃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重大差异之一。吴景超认为，都市化至少包含两层意义，从人口空间分布来看，乡村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都市人口却逐渐增加;就人口职业构成而言，从事农业者逐渐减少，而在其他实业中谋生者则逐渐增加。19世纪以降，世界都市化进程迅速推进，他认为其中原因大致有三，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农业生产机器化，剩余劳动力逼迫转移到都市谋生，导致都市人口膨胀。农业生产科学化，可以不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产量，从而为都市提供食粮。都市化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现代新式工业之所以集中于都市，主要在于都市交通方便、金融机构完备，同时因为大量工人聚集，都市也是消费品的大好市场。近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大大增加，而商人和商业又多集中于都市。根据英美两国都市化的历史进程，吴景超得出结论:唯有乡村与都市的人口比例适当，国家方能富强，民众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反观中国。吴景超援引1933年的统计，中国虽有上海、天津和北京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都市，120个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但都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4%。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都市为42个，但都市人口却占总人口的44．2%。美国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为93个，都市人口亦占总人口的29．6%。不仅如此。中国都市之组织很不完备，不能充分行使都市应尽职务，即使是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在国内虽可称雄，但与伦敦、纽约相比则明显幼稚，离“成年”尚远。因此，他强调，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乡村人口显然太多，而都市人口则太少，“中国的穷，中国人的贫与弱，这种不合适的人口分配，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因此，中国必须“更深的都市化”，而“欲达到此点，并无别条新奇的路，只有步先进国的后尘。”

“农村破产”乃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诸多有识之士秉持城乡二元对立的思想理念，认为都市对农村不但毫无贡献，反而加剧农村破产。吴景超则极力呼吁“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强调欲真正救济与复兴农村，唯有发展都市这一途径。在他看来，通过“兴办都市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等办法，则可实现救济农村之目标。兴办都市工业可以吸收都市附近剩余劳动力，解决乡村人口生计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农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众，是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中已无路可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发展交通则能沟通城乡，便利农产品流通，“都市交通发达，就是市场”，而扩充金融机关、广设支行或分处于内地农村，既能吸收内地资金以便发展都市生产事业，又可放款于内地，减轻农民利息负担，资助农民购买机器设备，从而推动农村工业化。吴景超强调，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都市化，方系“解决中国经济破产问题的一剂起死回生的妙药”。要想提高中国的都市化程度，都市精英必须树立“都市意识”。吴景超认为，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各界精英亦集中于都市，但他们似乎缺乏“都市意识”。在其都市社会学理论中，存在都市与都市附庸两大区域，两者之间共生共荣。都市商界精英不能正确划分该市“势力范围”，亦无法全力经营它，都市与附庸便无法共存共荣。在他看来，假如都市精英均有此种都市意识，那么即使经济萧条和农村破产，将来终有繁荣之日。

三、根本依归:富民与强国

按照美国比较现代化研究者布莱尔之洞见，现代化乃是人类社会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变迁。人类现代化的追求，根本依归在于增进每一个体之福祉。吴景超关于中国现代化根本依归的认识，以卢沟桥事变为界点，前后稍有不同。此前，他着重强调富民，而后则声称“先强而后言富”。吴景超认为，中国民众追求衣食住行四大欲望的满足，“乃是做人应有的权利”，即便是追求教育、娱乐、交际、卫生和旅行等方面的享受，也不能被视为逾矩过分，故而他大声呼吁改良生产方法，极力提倡工业化。同时，忽视大众福利，也是他批驳禁欲派的重要理由。他说，禁欲派反对发展工商，“未免太忽视了大众的福利。中国的大众，并不是纵欲的。他们终日孜孜，并非在那儿想过奢侈的生活，想得逾分的享受，乃是在那儿设法，满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还时刻的感到力不能济，时刻的受冻饿的苦痛。”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实际上成为吴景超现代化思想的基本指向和根本依归。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中，他指出，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各种派别的共识，“我们整天整月的忙，目的虽然不只一端，但有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丰富一点。”

农民无疑是吴景超眼中的社会大众之主体。在《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农民生计困难和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指出“救穷”实为各种农村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在他看来，农村运动对于农民生计问题虽然不无改善，但肯定不能根本解决，因为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受惠于农村运动者为数甚少，而且对于兵匪、地权、交通和苛捐杂税等问题，私人团体根本无力解决。因此他强调，农民生计问题乃是经济建设这一大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单独解决，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在《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一文中，吴景超运用恩格尔系数，指出中美农民生活程度差距巨大。单个家庭的零用支出一般包括食品、衣服、房租、燃料、杂项等费用，收入越高，前4项花费所占比例愈低，杂项花费则愈高。提高中国农民的杂项费用，亦即改善其生活水平，成为吴景超农业改良主张的基本初衷。在《多福多寿多男子》一文中，吴景超对国人的传统人生观进行诠释，认为民众多福多寿的追求并未实现，唯有实现国家统一和国防巩固，才有幸福生活的基础，而“有了幸福生活的基础，还要在上面盖起幸福生活的建筑，然后幸福的生活，才可实现。”他将“幸福生活的建筑”明确视为“物质文化”，认为“衣食住行等等根本的欲望，如不能满足，人生便无幸福可言”，“如欲中国的大众，都能满足以上的根本欲望，只有采用先进国的机械生产方法，来开发中国各地的富源，才能办到。等到物质的文化，已经开花，结下的果子，自然是精神文化。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发达的国内过日子的人，自然是多福的。”近代以降，各种救国主张此起彼伏，其核心无不指向中国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或者说，均关涉如何实现中国之富强问题。1938年，吴景超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化具有双重目标，“中国如何可以由贫弱到富强，乃是过去百余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日夜筹思的一个大问题。”他强调，工业化是实现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必由之路。由贫弱而富强，实则意味着工业化必须实现两重目标，即富与强。

富，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强，便是增强国防力量。他宣称，只有努力实现工业化，“人民的生活程度才可提高，国防的力量才可增进。中国的人民，如不愿老过穷苦的生活，老受敌人的压迫，非急起直追，设法使中国于最短期内工业化不可。”对于中国工业化的两大目标，不少人主张“兼筹并顾、不分轻重”。吴景超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如果中国工业化所需的的财力与人力都很充裕，那么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当然可以同时进行，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工业化资源非常缺乏，民生工业“多花一分财力，一分人力，国防工业便要吃一分的亏”，故而对于富与强这两大目标，实有必要权衡轻重和区分先后缓急。在他看来，在外患严重的抗战时期，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远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重要。身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国防需要高于一切，必须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应当多设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飞机厂、枪炮厂、弹药厂、汽车厂、汽油厂等等可以供给国防军需的工厂，以便增加国防力量。而提高生活程度之民生目标，无疑必须置于次要地位。吴景超强调，“如把这个根本态度决定之后，就得准备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吃苦。都要立志在国防还没有巩固之前，不预备提高生活程度。提高生活程度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在目前还有更急迫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把提高生活程度一事，退迟一二十年，再去设法实现。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人民的生活程度，自然要设法维持，使其不要下降，最好还要使现在呻吟于贫穷线以下的人，能略为提高生活的水准。但除此以外，不要另存奢望。只要工业化真的开始了，美满的生活，是终可以实现的，但实现的时期，无妨使他展迟，使他稍缓，以便全国人民的精力，都可集中在国防工业上面。”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丧师失地，大半个中国沦陷。吴景超甚至认为，武器不如人，乃是抗战不能胜利的主要原因。与敌人比较，中国并不缺乏勇敢、纪律，也不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而是缺乏飞机、大炮、坦克及一切机械化设备。中国之所以缺乏机械化武器，原因在于没有实现工业化，而日本工业化的启动比我国早数十年，制造武器的能力比我国强大得多。

因此，他强调，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显然与中国此前的工业化目标密切相关。抗战之前，我国沿海大都市的工业大部分是民生工业，而非国防工业，也就是此前工业化“倾向于富的目标，而忽略了强的目标”，但是“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事业，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大部分化为灰尘。”吴景超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一国的财富，如不是建筑在强的基础上，那种财富，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他认为，“以前谈富强，总是把富字摆在强字前面，以后我们应当矫正这种错误，应当先强而后言富。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我们的财力人力，当应大部分放在国防工业上面。”抗战的需要，无疑是吴景超思想发生重大转向的重要缘由，而苏、德两国“后发型”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子。他自己承认，自己此前的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于工业化与民众生活程度之关系，但1937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走了许多国家，其中德国与苏联，给我的印象最深。”据他观察，苏德两国工业化目标并不是提高民众的生活程度，而是为了增进国防力量，“因而回顾中国目前的处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虽然是重要的，但增进国防的力量，则尤为迫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我觉得这种态度，有提倡的必要。中国现在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

四、结语

从一定程度上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现代化追求、探索与实践，成为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红线之一。吴景超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判断，也就是对中国现代化基点的认知，无疑是客观和精准的。现代化追求的本旨在于提高民众福祉，现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此种认识对于正确区分发展和增长，避免陷入经济主义陷阱，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近人大多偏执一端，或主张以农立国，或强调以工立国，而吴景超虽有所偏重，但显然主张一种整体化的路径，反对偏废一端，诚如他所言:“对于发展中国的实业，改良生产的技术，是主张各方面同时并进的。农业固然重要，工业也不可忽视。乡村固然要复兴，都市也应当发展……喜欢注重农业而忽视工业，赞美乡村而咒诅都市……是一种危险的倾向……都市与工业的畸形发展，固然是不足取……应当欢迎有志人士来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为乡下的过剩农民，另辟一条生路……不但农业的技术要改良，别种实业的技术也要改良，不但农业的生产，要赶上欧美;就是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等实业，都要设法去赶上欧美。要各方面的生产技术都有进步，然后中国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作者：杨棉月周石峰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