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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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