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宫城“双朝制”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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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辑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朝是古代帝王听政和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禁中的听政典礼殿堂之外，禁中以外的尚书省(台)①代表中央政府，是实际的权力中枢，有“天台”②之称，君主按制度亲临省内的朝堂理政及举行礼仪活动，从而形成了宫城内两个朝区布置、两条南北轴线并列的特殊格局，本文称为“双朝制”。这与隋唐以后宫城沿南北中轴线布置若干门殿而形成单一前朝的格局截然不同。尚书省在禁中以东，按照君王南面的传统，禁中朝区可称为“右朝”，尚书省朝区可称为“左朝”。双朝制的内在运行具有职能并行的特征，外化为宫城中两条并列的象征性轴线，右朝和左朝的空间关系也塑造了特殊的事件聚合点，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特色。前辈学者从建筑与都城规划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宫城制度展开研究，出现一些开创性成果③，颇有启发意义。本文以双朝制这一特殊形制为切入点，综合正史、方志、考古报告等资料，将历史事件、制度与宫室设计的规律性相结合，发掘双朝制在空间规划、礼制、理政、防卫等方面的内涵。

一、“双朝”职能并行

双朝制的内涵丰富，下面仅就理政、礼仪加以阐释。一是双朝在政务功能上并列。太极东堂(以下称东堂)和朝堂为禁中、省中两大政务中心。《晋书•成帝纪》:“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于东堂。”〔1〕依照两晋朝会制度，君主朔望在东堂听政，是禁中主要的议政场所。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重大军国要务需要迅速裁断，不可能限定在固定日期。后赵石勒效法晋制，下诏:遇军国要务先由八坐与丞、郎在东堂商议，后由八坐面陈皇帝，不避寒暑昏夜。④正如刘敦桢先生所说，“太极东西堂实为处理政务之常朝、日朝”〔2〕。西晋以来，尚书省成为执掌全国政务的宰相机构，设于尚书省的朝堂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晋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3〕西晋的八座、尚书左右丞、尚书郎等尚书省官员每日早晚两次至朝堂(尚书都座)议事，东晋南朝改为每日一次，处理一般政务。遇重大国政，“太宰、司徒以下，诣都座参议政道”〔4〕，百官到尚书都座集议后，再由宰相等重臣进禁中与皇帝商议。《魏书•穆亮传》所说的“《晋令》有朔望集公卿于朝堂而论政事，亦无天子亲临之文”〔5〕，也验证了皇帝在禁中决断政务的传统。北魏孝文帝始规定:“中前则卿等自论政事，中后与卿等共议可否。”将君主在朝堂理政制度化，其内容以进退五品以上官员①、决疑政，录囚为主。从《魏书》记载的可考日期来看，君主亲临朝堂听政的日期并不固定②，显示出与禁中听政并行的特征。

二是双朝礼仪并尊。《魏书•郭祚传》:“故事，令、仆、中丞驺唱而入宫门，至于马道。及祚为仆射，以为非尽敬之宜”〔6〕，建议改革，即令、仆、中丞驺唱③不入宫，宣武帝下诏曰“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7〕。北魏洛阳宫的止车门是太极殿以南第二道门，司马门是朝堂以南的第二道门，皇帝在右朝、左朝时，止驺唱的距离相等，说明礼仪规格相同。反之，如果双朝地位不同，而是以右朝太极殿为尊的话，就会设计另一套礼仪，使右朝禁止驺唱的距离大于左朝，以示差别。结合宫城空间布局来看，止车门以南还有一道门，也就是正宫门阊阖门。不是止驺唱“至阊阖门”而是“至止车门”，反证了两朝礼仪等级相当。第二，宫内举哀礼仪显示两朝的礼仪并尊。右朝虽然是最重要礼仪场所，左朝也同样发挥一定的礼仪职能。魏晋以来，太极殿是皇帝停灵、举哀的场所，在特殊情况下，朝堂也可停放皇帝灵柩。两晋南北朝有皇帝在宫内为王公重臣举哀之制。“国家为同姓王、公、妃、主发哀于东堂，为异姓公、侯、都督发哀于朝堂。”〔8〕是否意味着东堂在礼仪规格上高于朝堂?宋武帝为零陵王(前东晋恭帝)举哀于朝堂。零陵王虽是异姓王，在刘宋却为“二王”之一，朝见皇帝以宾礼相待。西晋以来的礼制规定，二王朝会班次在太子之上④，当然也高过其他王公。因此，东堂和朝堂在礼制上的区别是内外分别，而不是尊卑差别。三是功能互补。重大事件如咸安元年(371)东晋权臣桓温主导的废立事件⑤，同时涉及双朝，说明两者职能既并行也互补。桓温先在权力中枢朝堂控制百官，逼迫太后下令废海西公。再率百官进入右朝太极殿行废帝程序，收印绶，使其素服经由太极西堂，出西宫门神虎门。温率百官具乘舆法驾迎简文帝于潜邸。最后，简文帝进入左朝，在朝堂变服、受玺，举行即位仪式。可见，废、立仪式皆引经典，路线安排各具深意，右朝、左朝的礼仪安排一体整合。

二、“双朝制”下的宫城空间规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的门、殿、政务机构等名称更易频繁，史书有关记载及笺注脱误较多，学界对尚书省、朝堂等位置变迁以及宫城结构也颇多歧见。因此，有必要引证史实、制度，尤其要结合宫城双朝布局的空间规律，考辩轴线、宫城结构及左朝变迁等问题。从建筑空间组织角度来看，双朝制的显著特征是两条南北轴线并列且与都城主轴线重合。郭湖生先生最先注意到这种轴线并置现象:“(北魏洛阳宫)太极殿及其前宫门阊阖门一列与朝堂及其前宫门司马门两者是平行并列的，姑命之为骈列制。这种体制和后世习惯见到的宫城中央辟门而主要建筑皆沿中央轴线前后相贯左右对称布置的制度”大相径庭。〔9〕骈列现象的实质正是两朝制下宫城空间的有序排列。禁中以礼仪性的大朝太极殿及其南面宫门形成右朝礼仪轴线，礼仪轴线与都城的南北中轴线重合(曹魏邺城除外);禁中之外以权力中枢朝堂和尚书省及其南面宫门形成左朝权力轴线。曹魏邺宫、魏晋洛阳宫皆是双轴并列，东晋建康宫(台城)又加强了左朝权力轴线的地位。“晋、宋以来，谓天朝为天台”〔10〕，尚书台为中央政府的象征，与之相对的阊阖门被称为“天门”①，阊阖门正对都城南门开阳门②，使权力轴线延伸为都城另一条南北轴线。东魏(北齐)邺宫是双朝制的转折，沿右朝主轴线布置三座主要门、殿，即阊阖门、太极殿和昭阳殿，使礼仪轴线愈加强化，成为隋大兴宫三朝纵列布局的先例。朝堂脱离尚书省，导致左朝权力轴线解体。六朝建康台城(建康宫)之内加设第二道宫墙，形成三重宫墙相套的特殊空间格局，北魏洛阳宫和东魏(北齐)邺宫也加以效仿。《景定建康志》引《宫苑记》:“建康宫城内有两重宫墙。”〔11〕以《宋书•刘邵传》所记兵变路线验证，叛军由台城东门万春门入，经由云龙门、东中华门冲入禁中，可知云龙门是第二道宫墙之东门，东中华门为禁中东门③，说明台城由内向外设置三重宫墙。④传统的前朝后寝形制演变为三重宫墙相套的空间，这种变革是与双朝制相适应的。设置第二道宫墙有利于加强左朝权力中枢尚书上省的防卫，将尚书下省及诸多一般性政务机构分隔在第二道宫墙之外，无论是防卫制度还是对官员的规范，由外向内都趋于严格。如北齐领军将军判尚书右仆射事鲜于世荣“乘马至云龙门外入省北门，为宪司举奏免官”〔12〕。云龙门在北齐邺宫为禁中东门，云龙门外至上省北门在第二道宫墙以内，禁止官员骑马，若不遵守，像世荣这样的高官也会被弹劾丢官。

东晋以来，尚书省机构规模扩大，分为以决策为主的尚书上省和执行部门尚书下省，下省包括诸多部曹以及尚书省官员的宿舍，两者之间通过架空阁道相连。关于尚书上省的位置，学界有在禁中外和禁中内两种观点。⑤结合史料和宫城布局规律，可推断尚书上省在禁中之外。仅举一个易被误读的例子。史书记载，元嘉三十年(453)二月甲子清晨，太子刘邵率叛军入云龙门，由东中华门冲入禁中，在合殿杀害宋文帝和尚书仆射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值宿尚书上省，闻鼓噪声藏匿，被杀。上述事件顺序似乎说明上省在禁中以内，仔细分析则不然。第一，江湛察觉到发生政变以至遇害，不能说明他一定身在禁中。江湛参与废邵之谋，文帝命侍中王僧绰寻“汉魏以来废太子、诸王典故”〔13〕，送徐湛之与江湛，“使湛具诏草”〔14〕，江湛在非常时期值宿上省，虽在禁中之外，但上省距离叛军所必经的云龙门、东中华门并不远，清晨时鼓噪声传至上省使江湛察觉缓断事泄，是很自然的。第二，假设上省在禁中，便与宫城双朝布局原则相悖。上省以朝堂为中心，由若干进附属建筑围合成一个大尺度的封闭院落，不可能布置在太极殿前庭。又如，《陈书•徐孝克传》载有尚书省官员居住下省的传统，“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15〕。上省与下省以阁道相连，东西向的阁道跨度实为一路之宽度。如果上省位于禁中，就意味着下省与禁中临近且仅有一墙一路之隔，与下省因人员庞杂而处于台城内且靠近外宫墙的偏僻位置不符。⑥朝堂原与尚书都座设于一处，北齐时两者已经分离。《北齐书•祖珽传》:“珽求见后主，韩长鸾积嫌于珽，遣人推出柏阁。珽固求面见，坐不肯行。长鸾乃令军士牵曳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诮责。”〔16〕上文的柏阁⑦应是东堂，祖珽被从东堂拉拖至朝堂，两建筑相距当不至于太远，而上省又位于禁中之外⑧，可推断朝堂与上省不在一处。《酉阳杂俎》卷一《礼异》有北使贺梁正旦事，对台城右朝宫殿名称记载颇详:“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门右有朝堂。”〔17〕梁朝建康台城之太阳门即是太极殿正宫门，而朝堂并不在台城禁中前庭。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此北使为东魏使臣。①北使对建康台城规制不甚熟悉，以同位置的邺宫朝堂比附之，恰可证明邺宫朝堂极有可能位于禁中。

三、“双朝制”塑造历史事件聚合点

学界对太极殿、东西堂等单体建筑的职能多有阐发，但从双朝的空间关系来阐释宫城布局及相关制度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例如，右朝、左朝的空间结合部分往往成为历史事件聚合点。以宫城东门至禁中东门的东西大道为例，经由此道经过第二道宫墙东门，向南可到达左朝权力中枢尚书省，向西可进入禁中东门到达右朝政务中心东堂，进而由閤门进入后寝区。此道上的三门，即台城东门、第二重宫墙东门、禁中东门，都是重要节点。由历史事件与宫城布局规律相验证，体现了双朝制在防卫、礼仪、理政等诸多方面的特征。史书记载的宫内兵变多经此道。一是权臣政变，如萧鸾②、高演等辈位居录尚书事，都是从尚书省攻入云龙门(南齐台城、北齐邺宫禁中东门)发动政变，左朝权力枢纽地位可见一斑。二是禁卫军官兵变，如宋“威服殿省”的前中领军檀道济、领军谢晦由东掖门(宫城东门)、云龙门(宋第二重宫墙东门)攻入禁中废弑少帝。③中领军这类武官负责台城宿卫，“入值殿省，总统宿卫”〔18〕，颇知宫城防卫要害所在，当然会选择最佳路径。三是外兵作乱，如东晋妖人卢悚由台城北门广莫门攻入，向南迂回，由云龙门(晋禁中东门)杀入太极殿前庭。除兵事外，百官上朝从宫城东门进入④，经过此道到达左朝、右朝。王导受王敦叛乱所累，诣台待罪，史书并未说明待罪的具体地点。史书记载，仆射周顗将入，王导求顗向元帝求情。顗故作不顾，见元帝则为王导“申救甚至”。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由在门，又呼之”〔19〕。王导请罪、周顗入朝，都由宫城东门进入，周顗为仆射，饮酒必在尚书省，顗出入禁中、尚书省各一次，见到王导两次，结合宫城布局可推断，王导待罪处是在台城第二道宫墙东门之外，而不是尚书省门外⑤或是禁中东门外。⑥可见，将宫城建筑布局规律与史实相结合，对进一步解读文化史上的典故是有益处的。从理政来看，帝制统治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公文(文书)的下达上行来实现的⑦，尚书省作为权力中枢，处于公文内聚和外传的枢纽，两种流向的公文必然往返左朝尚书省至禁中东门的路线。

四、结语

双朝制演变以至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仅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变革和礼制的理性化规范角度略加评述。左朝的兴起，适应乱世减少审批层次、高效处理政务的需要。曹魏邺宫首行双朝制以来，为魏晋洛阳宫、六朝建康宫所继承。北魏孝文帝效法汉制，洛阳宫也采用双朝并置形制。东晋以后，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省，不但决策政务，监督百官执行，还侵夺和削弱九卿的权力，直接参与政务执行，“尚书事务与整个国家政治，可以说是一体化了”〔20〕。尚书(上)省靠近禁中且自成左朝的布局，是与这种一体化的制度设计相适应的。随着原属尚书的工作被后起的禁中咨询和秘书机构———门下、中书所分割，尚书省失去了“天台”的地位。同时，各王朝逐步改革、完善了朝会及听政制度，右朝中轴线上的门、殿的政务功能加强，朝堂脱离尚书省成为次要议政场所，双朝制便成为因循“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⑧的旧制，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双朝制的演变也反映出礼制规划宫城布局的理性化倾向。儒生自西汉中期以来，开始将儒家理论附会于礼制建筑的规制，用方位象征和数字象征手法来规范明堂、宗庙、郊庙、陵寝等礼制建筑，使之整齐化，以符合天人感应、五德始终等宇宙和历史图示。但涉及到实用性极强的处于政权核心的宫城和都城的规划，简单套用如“三朝五门”、“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面朝后市”等本无先例的所谓“古制”就行不通了。可以看到，双朝制的演变在礼制层面具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如曹魏邺宫是以左朝权力轴线与王城中轴线重合，使郊祀等礼仪涉及魏王从右朝出宫回銮等的路线设计出现问题。从右朝正宫门南至车门出宫，需要向东拐弯才能行进在王城中轴线上的驰道，既不方便，也与礼仪活动的庄严性不符，曹魏洛阳宫便改为右朝礼仪轴线与都城中轴线重合，加以修正。又如，北齐邺宫强化右朝礼仪轴线，不但丰富了建筑序列的空间层次，还将实际的理政朝会内容有机融汇进去，实现了礼仪轴线和权力轴线合一，演变为隋唐宫室的三朝纵列结构，成为后世宋元明清之定法。

作者：兰巍 杨昌 单位：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