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本的战备及计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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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会科学杂志》2014年第六期

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此时，日本正面临国内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威胁，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统治者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对外寻找市场，掠夺原料，竭力鼓吹发动侵略战争。为此，日本加紧了战争的准备。首先，扩充军力，建立战时体制，培养军官。在日本整个扩军备战中，其近代化陆海军发展占据重要地位。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自欧洲考察返国后，即按德国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改进军队装备，加强陆海军建设。1886年开始，日本实行兵制改革，而且针对中国陆海军状况加强战备。一是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各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二是确定海军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截至1889年，日本陆军现役兵力达7．5万余人，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等，总兵力为24．34万人;三是为适应战争物资需要，1893年4月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军令部”，5月根据明治天皇第52号敕令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明确规定战时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领导指挥战时海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海军从1883年执行造舰计划，一是1885年3月日本计划在领土西部建设军港，翌年5月开始动工修建吴、佐世保两个军港;二是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实施建造“严岛”、“松岛”、“桥立”三艘军舰的计划，各舰自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陆续下水，三舰各配有320毫米口径巨炮一门，大于“定远”、“镇远”305毫米口径主炮，航速也超过两舰，1890年又开始购买或建造“千代田”、“吉野”、“秋津洲”等巡洋舰和“八重山”通报舰，所买之“吉野”时速23海浬，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三是出于战备需要，日本海陆军频繁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1890年，在爱知县举行规模空前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天皇亲自担任统监，从此日军将野外军事演习制度化和全方位化，而且演习次数增加，且针对性、实战性更为加强;四是大力培养指挥军官，早在1855年，日本在长崎创办了海军传习所，后又在筑地、兵库建立了海军操练所，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把培养人才放在海军建设之首位，1869年开始建立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初级军官，后发展为江田岛海军学校，到1894年共有21期学生毕业，其中700人参加了甲午战争，同时还开设了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航海学校等，1888年又在东京建立海军大学，培养高级参谋指挥人才，并有大量海军留学生留学欧美，到1894年，日本海军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20余人。其次，加紧搜集情报。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随即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组织谍报网。“以北京为中心，北到蒙古、伊犁、满洲(即东北)、陕西，西南从两广至云贵、巴蜀，……对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梗概，进行精心调查。”其手段一是以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机构的名义开展活动，实为间谍机构;二是扮成外交官、洋行职员、商贩、游学者、医生、学生、僧人、农民、渔民、船夫、工役、乞丐等，穿中国衣，梳长发辫，说中国话，深入穷乡僻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侦察搜集各种情报，“均得一一细微观察。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之信念”①。

这些情报成了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华计划的重要资料。他们还破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与北京总理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之间的电报密码。日本间谍头子是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其中典型的间谍有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向野间一等，而到各地搜集情报的山崎羔三郎、藤崎秀、钟崎三郎(三崎)在金州被清军活捉，对罪行供认不讳后被处决②。再次，实行全民皆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872年日本颁布《军人守则》，其中要求军人必须履行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七大职责。1878年，日本以当时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军人训诫》③，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并将这一条定为日本军纪之根本。同年12月，日本制定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82年1月4日，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再次重申军人必须绝对遵守“武士道”的规范，将军人职责重新规范为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④，即将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的高度，即以以死效忠于天皇为“崇高”观念，使其甘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充当炮灰。1890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旨在实现举国皆兵的天皇《教育敕语》，指出“忠君爱国”教育的对象不仅是教师和学生，包括所有日本人⑤，就连刚入学的孩子，也要向他们进行“尊皇”、“武勇”教育，甚至教孩子们作打垮北洋舰队“定远”、“镇远”舰的游戏。第四，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日本编造理由，制造舆论，为对外发动侵略进行辩解。1890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抛出所谓“利益线”的侵略理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⑥他认为朝鲜和中国是与日本“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在“利益线”理论鼓噪下，形形色色的扩张言论纷纷出笼。什么日本“人口超过土地”呀，向海外扩张决不能落后呀!等等。1892年，日本自由党总裁坂垣退助公然抛出《殖民论》，说什么鉴于世界各国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日本人口过剩，不能落后，也要开拓殖民地。翌年，又出现了榎本武扬组建的“殖民协会”。建野乡三竟然毫不隐讳地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的现状不满中转移过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⑦。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通常手段已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才能“把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才能把“混乱平息下去”⑧。日本还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言论，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文野战争论”，宣染、夸大、虚构大和民族“优秀”⑨。与此同时，制造“战争有理”的舆论。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的新闻界一致散布: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公然宣称“义战即将开始!”瑏瑠《读卖新闻》发表日本对华战争“首当正义”，可“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瑏瑡。日本为获得西方列强的理解和支持，进而抹黑中国，美化对华战争，收买西方媒体。纽约《先驱报》歪曲事实，说什么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群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日本甚至派前外相青木周藏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在他的促使下，日本军方同意西方114名记者随军。第五，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加强物资准备。一是筹措军备经费。日本政府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1894年7月，日本财界头面人物涩泽荣一、福泽谕吉等人发起成立以响应侵华战争、动员国民募捐报国的“报国会”。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的当天，“报国会”召开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东京商工相谈会发出“今乞广大商工业有志之士赞助，义捐金元，以恤陆军部队，寄赠必需物品”的捐款广告①。大阪市药局送药，茶商捐茶，军火商将5600支枪全部捐献。“报国会”还组织、动员工商业者购买巨额军事公债，涩泽荣一将募捐改为5千万军事公债。日本爱知县幡豆郡各村777人应募军事公债100400元②。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2164686人献纳金总数是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赠品的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③。二是准备实战的枪炮舰船。日本军事装备多为国内制造，也向国外购买。步兵和工兵配备国产明治十三年式和十八年式村田式步枪，骑兵和辎重队配备十三年、十八年式村田骑式步枪。部分后备部队配备美国造比堡迪步枪、英国造士乃德M1866步枪，骑兵配斯本瑟仿美式骑步枪。日军炮兵配备之野炮和山炮由大阪制炮兵工厂铸造。日军海军备战一直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所建造的大舰均添置了速射炮。随之对舰队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及其他一些舰只合并起来，组成一个适应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舰船分驻在横须贺、吴、佐世保三大军港基地，实行统一指挥。任命原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战舰除担任海上作战外，也协助陆军运兵船进行护航任务。陆军征用汽船112艘。海军不仅征调汽船24艘准备战时运输，还将部分商船改造成战船。临战又从国外定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④。三是重视后勤保障。日军的后勤称为兵站，为战争设置有“兵站基地”、“积集基地”、“兵站地”、“海运地”的兵站物流系统，可以确保陆海作战的物资需要。(1)建立起适应战争的军队医疗体系。战前就在军、师团、兵站设军医部，设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患者输送部、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等医疗部门，海军有医疗船，以便有效保证伤病人员的医疗。(2)配备军夫。“军夫”体制是日本近代战争后勤支援的重要力量，军夫编入正规军内，组成受制于军法的有组织集团。日本为进行甲午战争征集15万军夫，“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战前军方和军夫订有契约，薪水远高于正规军士兵的津贴，但责任重大，契约明确规定在马匹、车辆无法到达的地方，军夫要用人力肩担背扛，确保完成艰难地段的运输业务。(3)粮秣准备。日本宣战前夜颁布《出征人马粮秣定量》条例，规定战时供给分“寻常粮秣”和“携带粮秣”两种。“寻常粮秣”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给标准和前线供给标准;“携带粮秣”指战场作战单元携带的口粮。为各部队配备“炊事班”并野战炊具⑤。为陆军准备伙食包括冻豆腐杂煮、牛肉罐头、葱炖鱼、大头葱、梅干等;海军伙食包括面包、白米、禽兽点肉、蔬菜、干果等⑥。综上所述，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作了精心全面的准备。丹涅特在《罗斯福和俄日战争》一书中说，甲午战争“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将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说成“非计划的、非预谋的事件”，甚至说成“日清双方都侵略朝鲜引起的”，无非是掩人耳目，抹煞日本侵略的本质。

日本依据搜集的大量情报制定了侵华作战计划，更是明显暴露出日本的侵略本质。从1879到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官和汉语研究者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汇成《邻邦兵备略》和《支那地志》。此间，管西局长桂太郎中佐也在中国内地进行侦察，他回国后将所撰《对清作战策》的调查报告呈交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其核心内容是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再“一举攻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⑦。1880年11月30日，山县有朋根据《对清作战策》写成《邻邦兵备略表》并呈给天皇，认为中国抽百分之二人当兵，可得850万人，中国“若确实有如近日之状况，骎骎改革兵制，则终将横行万国，岂只称雄于东洋焉?”要求“强化军备”⑧。另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和参谋本部海军部军官提出的六个方案，都反映了日本在军事策略上的主动性、周密性和进攻性。早在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中的侵华“激进派”看到清政府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仍同法国签订屈辱条约的腐败情形，就积极策划，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迅速对华开战，一举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领土。曾于1879至1880年与桂太郎一起到中国搜集情报的小川又次在担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后，又于1886年奉参谋部长山县有朋大将之命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并在1887年制订出侵略中国的蓝图———《清国征讨策案》，提出“以五年为准备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①。《策案》第一篇“彼我形势”计11项，概述现今之形势，概论制定进攻计划之必要。其中第一项即开宗明义:“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分析有关中国军备状况极为详尽，结论是中国“谋求军备”系“虚张声势”，各陆军“是有名无实之兵员”，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相互不能应援”;炮台多炮也不少，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缺乏忠君爱国精神”，“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故而，当乘彼华力尚且虚弱，断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②。第二篇“作战计划”列11项，论述作战必胜之要领。第一项即提出侵华总目标是“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欲达此目的拟派8个师团进攻中国，其中由海军掩护5个师团于山海关、滦河间登陆，直趋北京;以一个后备师团夺取山海关，“以断绝东三省清兵救援之路”;再以2个师团进攻长江要冲之地，阻止长江以北之清军北上③。第三篇“善后处理”7项，提出日本对中国的处理措施。提出打败中国缔结条约后，“要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大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二项所列之地区划归为本邦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令其在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则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即长江———引者注)以南之地，使之成为我之保护国，以镇抚民心，在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行立一王国，使之为我所属，在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在内蒙古、甘肃省之准噶尔，选拔其酋长或人杰，使其为各部之长，且受我监视。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即使在任何情况下，签订战胜条约时，也必须将以下六个要冲，纳入本邦版图:其一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即辽东半岛———引者注)、其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其三浙江舟山群岛、其四澎湖群岛、其五台湾全岛、其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④这个《策案》标明进行五年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而且认为，只有“对应之准备，有骎骎进取之计划，始能鼓舞士气，始能伸张国威，始能富国，始能与强邻和睦、维持和平”⑤。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其实，1887年末至1888年初，日本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浪速”舰长矶部包义大佐等六人也各写一份对中国作战构想，即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所藏的六份“征清方策”或“对策”。这六个方案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同时出笼，表明日本参谋部已经有了和中国作战的构想，并且有计划、有组织地制定和讨论了这些作战方案。这六个作战方案虽然各有侧重，却可以视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详尽的整体作战方案。其总体构想是以联合舰队进攻中国北洋舰队并将其击败，夺得黄海和渤海制海权，然后占领旅顺和大连湾，深入辽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和烟台，夺取山东半岛;最后经山海关直逼北京。六个方案亦各有特点，如攻占北京的作战方略不尽相同，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的《对策》强调应“尽量选定接近北京之顺利之地”，即“应以直隶湾外之防御不充分之大连湾为最佳登陆点”⑥。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在其《征清方案》里却主张以“前军本队以攻破敌北洋舰队以及旅顺军港，以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为我军进攻北京之第一根据地”。继前军本队之后，“以剩余之运输船陆续出航为前军之后援，如已在金州半岛达到目的，可渡海于直隶省抚宁县登陆，并以此为进攻北京之基地。待全军渡海结束后，依次向北京进军”①。海军少佐岛崎好忠提出的《对策》是“如北洋舰队对直隶湾咽喉之要港，实行封锁防守，而我甲乙舰队应协力攻击将其轰沉，进而首先占领山东省之要地，再掩护陆军登陆，最后将舰队基地设于威海卫，并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之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进攻北京”②。海军大佐(“浪速”舰舰长)矶边包义在其拟《对策》中所设想的战斗方略认为:“清国特别重视旅顺口、烟台及威海卫之军备，并于烟台设镇守府，其防备呈鼎足之势。北洋舰队如以下所记，组成甲乙二队，以芝府(芝罘)港为基地，守卫北洋之门户。我国舰队亦按舰种及速度编为如下之甲乙二舰队与丙分遣舰队，先破敌之二舰队，后封锁威海卫，击退烟台镇守府及陆军。陆海军并进陷旅顺口，而后攻击北京。”③上述主张的兵力部署和采取的战术各具特色，但最终攻击目标都为北京。为达到攻占清朝统治中心北京的战略总目标，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规定分三期实施:第一期，陆军首先占领全朝鲜，将清在朝部队击败，以诱使清北洋舰队出战，然后歼灭之，从而夺取制海权;第二期，占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进攻中国内地建立基地;第三期，从渤海湾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野战师决战”④。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后，最初作战计划是由大本营陆军首席参谋、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主持拟订大本营最后裁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伊始即在直隶平原实施决战，但海军方面认为，没有制海权保障，这一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因此，大本营最后制定的作战计划便根据海军的胜负，决定了三种作战方案:第一，若海战获胜，取得黄海制海权，陆军即长驱入直隶，直取北京;第二，若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以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并运送部队;第三，若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海军守卫本土沿海⑤。由此可见，日本作了可进可退的作战计划。这进一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并非突发事件。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海陆军作战计划。这些计划，既有联合舰队和一、二军作战计划和山东作战军计划，还有陆军师团的具体进犯计划。日本海军典型的作战计划是1895年1月19日联合舰队作战计划，该计划包括主力军舰的进犯计划31项，也涵盖鱼雷艇队作战计划3项、击毁敌舰的作战计划7项。(一)主力军舰作战计划主要项目有，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于1月19日正午从大连湾起锚，于次日午前6时到达登陆地点;鱼雷艇队和煤炭运输船、通信船、护卫陆军运输船从大连湾出发，目的是到达登陆地点龙须湾;行动途中与中国舰队遭遇时，联合舰队本队及第二游击队、鱼雷艇队立即作战;到达山东犄角登陆地点之当日，联合舰队向威海卫港方向前进，做示威运动，牵制敌军舰队;鱼雷艇队于夜间轮流对威海卫港实行警戒，一有机会就应冲入港内，破坏敌军舰队;在陆军登陆过程中，一有时机，应再派第三游击队去登州，伺机实行炮击;在陆军开始进攻威海卫东岸炮台以后，应以炮击东岸炮台或刘公岛东侧炮台、日岛炮台支持陆军;在陆军从登陆地点进发时，海军人员亦应与陆军同时进发;陆军运输船分三批进发⑥。(二)鱼雷艇队的计划是，第一、二、三艇队分别对威海卫港外、对鸡鸣岛以北二三海里和荣成湾实行警戒⑦。(三)击毁敌舰的计划是，“若敌鱼雷艇冲出威海卫港，……我军之两个艇队配合击毁敌鱼雷艇”;“若敌舰队自威海卫港内驶出，在威海卫执行警戒任务的艇队应达到隐蔽破坏敌舰的目的”;各艇队应随时将消息报告给荣成湾内的旗舰⑧。日本陆军的混成旅团，第一、二军和山东作战军都随时制定了作战计划。1894年8月23日，在朝鲜的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令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率部北上，31日发出作战部署:“大岛旅团从(平壤)正面前进，将敌军之全力牵制于大岛旅团方向，不仅不使敌人知我军从其他方向包围，而且使敌军之精锐集中于此，不使之分兵他处;朔宁支队从平壤以北之三登，出敌不意攻入平壤城内，担当主攻任务;元山支队之一半与朔宁支队会合，参加主攻，另一半出安顺，截敌军退路;师团主力自西南各条道路进逼平壤城。”并明确指定了自8月31日至9月15日，元山支队、朔宁支队、混成旅团、师团司令部、第一团队和第二团队每天的进犯地点，计划9月15日同时抵达平壤①。日军各部皆准时兵临平壤城下，16日占领平壤。日军侵入中国本土的作战计划是，1894年9月21日编成第二军，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与第一军配合分两路侵入中国辽东半岛。其具体作战部署为:山县有朋大将指挥的第一军为右路，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进攻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大山岩大将率领的第二军为左路，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金州、旅顺、大连湾，以占领辽南地区。两军配合作战，目标是侵占整个辽东半岛，为下一步占领全东北，进而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创造条件，即把中国东北“作为北征全军的一大根据地”②。为了进犯辽东半岛，日军第二军制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登陆计划和作战方案。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登陆计划，严格规定第一师团自10月22日至27日分三次依次到达登陆点登陆。登陆后设立临时根据地，切断普兰店附近之电线;混成第十二旅团10月29日由仁川港出发，31日到达登陆点登陆。第二期于29日临时根据地向金州行进。军司令部与第一师团第二次登陆部队同一天登陆，并于11月3日攻击金州。同时第一师团设置兵站司令部，5日临时根据地移至大连湾③。此计划基本上遵循作战方案得到实施，仅在时间上有所拖延，如攻陷金州为11月6日，占领大连湾为11月7日。11月3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攻占安东(今丹东)、九连城、凤凰城之后，向大本营提出《征清三策》:(1)第二军从登陆地点取海上水路至山海关附近再次登陆，占领进攻北京的根据地;(2)向旅顺半岛突进，将兵站基地移至不结冰海岸，以求补给之便利;(3)立刻北进，进攻奉天。大本营认为该方案过于冒险，山县有朋遂被“养疴”返国，改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接任第一军司令官。12月上旬第三师团司令桂太郎在岫岩拟定的进犯析木城作战计划计15项，既包括所属各部向析木城进犯的时间、路线、各翼配合、设立兵站、大辎重队的行军序列，还规定野战电信队架设电线，各人员带两天的粮秣，马匹带一天的粮秣等④。12月12日上午，日军侵入析木城。13日海城亦被日军占领。随之感王寨、复州、盖平、牛庄等要地失陷。清军反攻凤凰城、五复海城均遭失败。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为了扩大侵略规模，决定进攻山东半岛。为了水陆夹攻，占领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迅速编成“山东作战军”，大山岩就任司令官。1895年1月25日中午，日军山东作战军于荣成制定了作战计划，将军队分为右、左二纵队和军直属部队、新堂口支队。具体计划分为7项，主要是规定登陆地点、行军预定表，自1月26日向威海卫挺进。明确海军陆战队在陆军炮兵中佐丰岛阳藏指挥下，随右纵队续行。此队之行军宿营给养，由纵队司令官负责。行进中强调各部经常联络，宿营时派出警戒队。徒步炮兵第二大队之行进、宿营、给养，受左纵队指挥官指挥。新堂口支队由兵站监督指挥。大山岩同司令部于27日到埠柳村，28日到桥头集⑤。右路纵队28日到鲍家，左路纵队于同日到张家口子⑥。日军为占了领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大山岩向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和黑木下达了进攻威海卫的作战计划:为歼灭北洋舰队并占领威海卫，日军与舰队联合于山东省荣成龙睡岛(龙须岛之别称)附近登陆。占领成山角灯塔，切断该地附近之电线及设置信号台，由舰队之陆战队实行之;第二师团以舰队掩护到达登陆地点。登陆后，火速占领荣成县，以掩护后续团队登陆，并侦察通往威海卫各道路及敌情。工兵第二大队之一中队登陆时，供军司令直接使用。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及第一师团山炮弹药纵队登陆后归第二师团长指挥;第六师团须于22日出发到达登陆地点登陆。工兵、野战炮兵、山炮药弹纵队、卫生队、第一粮食纵队登陆后归第六师团长指挥。其后，日军进攻威海卫南北帮炮台同样制定了详细计划。可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海陆军将佐都已熟悉大本营作战战略目标，他们所指挥的每一个战役皆为战略目标的一部分。

作者：关捷单位：大连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