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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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始于那些持怀疑论的人文主义者，在笛卡尔时期，达到了顶峰。笛卡尔建立了理性化科学观念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在笛卡尔那里，他主张使用“普遍怀疑”的研究方法来检验一切知识的可靠性，用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外在世界，对任何事情都要用怀疑主义的态度，这种“普遍怀疑”的研究方法认为，一切事物，包括知识在内，都是值得我们怀疑的，但只有“我思故我在”是具有确定性的，他以“怀疑”的方法去质疑一切事物，为的是要通过“怀疑”来寻求那种“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真理性的知识，并要以此作为建立科学体系的坚定基石。在笛卡尔看来，感觉、经验都是不可靠的东西，而科学知识作为确定性的、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大厦，是不可能建立在感觉、经验这些包含不确定性的、不可靠的东西之上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可靠的，无可置疑的，且又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东西呢，笛卡尔认为，这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就是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的那种“天赋观念”。笛卡尔这种以怀疑一切来追求确定性的哲学思想，涉及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也可以说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是实证主义的先驱。笛卡尔主张要在人之思维的怀疑力量之基础上，去分辨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理性知识，什么是错误知识。他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基础，以及人之思维的怀疑力量，他所倡导的方法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方法，强调演绎逻辑的使用。而经验主义者则更多使用归纳逻辑的方法，所以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则更为靠近。在经验主义者的阵营中，霍布斯、洛克等人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们认为要想获得关于对外界客观实在的认识，要想追寻真理性的、确定性的知识，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人们唯有通过对各种经验进行归纳、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确定性的真理。经验主义者奉行的归纳逻辑的方法认为，要通过观察数据、进行实验才能够帮助人类找到那种一般性的规则。笛卡尔的演绎推演是想从“普遍”之中，得到“个别”，而经验主义者则是想从统计、归纳、搜集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料之中，来得到一个一般法则。“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知识依赖于一个更高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强调感官知觉，或者经验才是正确知识的判断标准。”[1]经验主义者的代表之一，托马斯!霍布斯曾在其名著《利维坦》之中，指出科学知识就是为了寻求因果关系，科学家们所搜集、检验的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料，只有能够从中引出一个规律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经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洛克也主张，评判知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感观经验，所谓正确的知识就是那种能够被经验所检验的知识。[2]其实，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不管是使用演绎推理的逻辑还是归纳逻辑，其目的都是一个，为了寻求真理，为了得到关于研究对象背后的确定性规则。

2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预设思想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观点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设主义倾向。所谓“预设”，就是要预先设定某种东西作为元概念或标准，然后再来谈论其他的东西，并且认同这种预设主义思想的人，都认为被他们所预设的事物，是具有独立性、自明性，是确定不变的。在这种预设主义思想的背后，透露的还是人之内心深处对那种确定性知识、规律的追寻体现。早在古希腊时期，研究自然哲学的哲学家们，就一直在为追寻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之根本原因，而进行着努力思索和探求。在柏拉图那里，他为世界设立的确定性的本原是一种“理念”的存有，到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那里，他圈出了一个先验的知性范畴，设置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之间的区分，并预设了“自在之物”或“物自体”在“彼岸世界”的确定性存在。在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时期，那时的科学哲学家们始终认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地非常完备了，科学就是真理权威的形象代言，凡是“科学的”就是具有确定真理的东西，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这种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强势传统影响之下，都致力于用自己的理论为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制定一种确定性的逻辑原则和经验标准，凡是与这些确定性的要求相符合的就是“科学的”，能通过这种逻辑检验、经验验证的，才是具备确定性的知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实验的科学家们，总是在反复观察、实验之后，记录、总结实验现象发生的规律，进而建立理论模型，力图营造一个确定性的概念知识系统，用以指导、说明、预测未来有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经验验证、逻辑规则也并不是那么可靠，科学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时时刻刻都具有普遍确定性，在科学理论中也会伴随着相对性、偶然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出现。很多科学理论都是通过假说、假设的形式被人们所接受的，“对世界的更进一步的科学认识，没有从已知到未知的可靠有效的逻辑推理通道，只能在一定世界观信念之下，以科学假设并加以检验的方式，即猜想与反驳的方式推进。在科学认识中，从感觉经验材料、实验到科学假说到定律到理论，其间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没有必然的逻辑推理，只是一个不断上升、跳跃的非连续过程。作为结论的知识的确定性在整个认识链条中是最薄弱一环的确定性。理论与感觉经验之间的鸿沟，不是在追求确定性的知识中消失，而是在这样的追求中不断地暴露出来——不确定性的凸现。”[3]这种对确定性进行执着追寻的理想，不但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以它精确的实验、严密的逻辑一直被堪称知识的典范，因而自然知识被等同于具有绝对确定性的必然真理。这种确定性的知识观继而由自然科学蔓延至社会科学，人们往往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探寻和接受社会知识，根本没有或很少意识到知识不确定的存在。”[4]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力图寻求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确定性的思想，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所凸现出来的那些不确定性，也是不容抹杀和忽视的。就算是牛顿所建立的经典力学模式，也并非能够用来解决一切自然现象和疑惑，奠基于经验、归纳、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遭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反常、反例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或然性和不必然。自然科学所面对的自然界是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更加灵活多变、富含人之独特性“意义”的生活世界，因此那种追求普遍确定性知识、定律的实证做法，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都应当得到适当的变通。

3“钟”与“云”之间的徘徊

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一路上都在追寻着关于确定性的实证知识，但是科学哲学的历史却显示出，这种对确定性的追寻却逐渐地走向了确定性的对立面——不确定性、相对主义。这就好像是一个钟摆，在重力的惯性作用下，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么社会科学的钟摆到底是偏向那一边呢？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钟”和“云”的隐喻。他在自然现象与自然过程中设置了两个端点——“钟”与“云”，那些自然现象、自然事件就都分布在“云”与“钟”这两个极端之间，“云”表征的是这样一种构造体系：它像云雾或气体一样，非常不规则、无秩序，又有点难以预测；而“钟”则表征着一种严密的结构体系：分布在这一端的都是规则的、有秩序的和高度可测的现象、事件。被列入科学领域中的所有的现象、事件和过程，都可以在“云”与“钟”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钟”和“云”这两个体系，一个代表了“确定无疑”，一个代表了“飘忽不定”，不同的理论思想对这两个系统有着不同的判断。如果从决定论的思维视角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云”系统这一端点，一切的事物、现象、事件发展过程等都是属于“钟”这个严密精确系统的，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云都是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并没有论及云一类的事物，但它的成功使人们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科学理论终究可以解释一切事物，所有的云都是钟，认识就是一个逐步把左边的云移到右边的钟的过程。”[5]与“所有的云都是钟”这一论点截然相反的说法就是，“所有钟都是云”。支持后者的思想家们认为，经典的科学理论体系固然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很多的难题，并且也给出了确定性的答案。但是科学理论体系不是万能的，不是能够做到普遍有效适用的，总有科学触角延伸不到、力所不能及的领域，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是我们依靠现在的科学知识水平还不能达到完全理解、清楚说明的领域。即便是现在看来，某一些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已经发展地十分完备了，也不能武断地说关于这一领域我们已经全盘掌握了。更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认为“所有钟都是云”。不管是物理自然世界，还是社会生活世界，他们都并不是只遵循一种运动定律的主宰，比如在牛顿经典力学起统治作用的领域当中，也会出现反常和例外，偶然性法则、随机性定律也是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安分地”被控制在一个确定性的规律、法则之下，复杂的系统、体系，更不可能只呈现一种单一、简单结构。所以，波普尔说，“这就使世界构成了云和钟的连锁系统，因此，甚至最好的钟在其分子结构上，也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云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云存在，没有精确的钟。”“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兴起和近代经典物理学的没落，原来的‘所有的云都是钟’的决定论的观点开始被‘所有的钟都是云’的非决定论取代。”[6]波普尔作为一个批判理性主义者，他提出要以证伪原则替代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证实原则，虽然他也支持经验主义的传统，但是他认为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所要求追寻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可能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也被称作为假设—演绎的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逻辑，并不是遵循着那种培根式的归纳方法程序，即便是经过再多的实验检验、验证，也不能达到最终的确定无疑、永不更改的证实，一个科学理论，无论经过多少次的证明，但还是永远存在着被证伪、被否定的可能性，都存在着从“钟”的一端，摆向“云”的一端的可能，科学的进步，不是通过归纳来证实，而恰恰是通过不断证伪原有理论而实现演绎和发展的。实证主义者相信从直观的经验观察之中得到的数据资料，并认为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能够得到关于事实本质的确定性知识，并能从中得到一般性的普遍法则。波普尔站在反实证主义的立场之上，就是要向人们展示科学的逻辑并不是由那些绝对可被检验证实的知识决定的，而是通过证伪原有理论来获得进步的，只有能够经受经验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科学家收集经验事实材料、证据，不是为了证实，而是为了对理论进行证伪，科学知识就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的知识，其中充满了证伪或被证伪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被证伪性的知识恰恰又是人类所能够期望的最确定的知识，其确定性就表现在它的可被证伪性上。

4现象学与实证主义

科学与哲学有着深久的历史渊源，古希腊哲学家们所不懈地追求的事物本原，探寻现象背后的终极原因的一系列实践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实践。自然科学事业在近代的大发展，更是对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塞尔于1911年发表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中，便渗透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目标，即哲学应当摆脱形而上学式的虚假，哲学应当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事业。数学家出身的胡塞尔，总是以数学的严格性为楷模，追求一种具有不依赖于经验的绝对确定性的知识。在其哲学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要把哲学当作为是一种严格的科学，他的宗旨就是要“面向事实本身”，追寻具有“明证性”的知识。在方法论上，胡塞尔也力求用一种面向事实本身的“看”和“直观”的方式，来把握事实。对于以往形而上学中的大话、空话，他更多地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提出应该要求把哲学史上的那些“大钞票”，通通兑换成“小零钱”来使用。胡塞尔在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在不断地践行这种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信念，他始终认为哲学事业也是一种科学事业，要面对事实本身，去努力追寻绝对真理和明证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中认为，应该采用“直观”的方法，来面对事实本身，追求具有明证性的知识。他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主张要专注于那些本质性的、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现象学的还原是一种从经验的层次提升到先验的层次的还原，这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所主张的还原论，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还原。“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方式是现象学的悬置（epoche，这个词为希腊文，意味着‘抑制’，衍变为‘判断的中止’）。在我们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中，我们的自然态度预设了外部时空世界的实存，并预设了作为心理及肉身个体的我们自身的实存。胡塞尔的现象学悬置将这种自然态度‘放进括弧之中’或让它失去作用。这种放进括弧的悬置并不否认事实世界的实存，只是抑制住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身体存在的判断。”[7]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先验地纯粹化了的体验领域。对于那些放入括弧中的东西，我们只是存而不论，终止判断，让意识能够自己显现出来。胡塞尔追求明证性知识的现象学研究，和前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所主张的是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方式，强调直觉、强调意识的意向性。对于每一种不管是实存的还是非实存的意向对象来说，他们都应该用其自身的方式被描述出来。为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胡塞尔首先对自然主义进行了批判。在自然主义的视角看来，所有现象通通都被划归为自然现象，即便是人之心理现象，也被当作是有赖于物理因素才能得以产生的现象，自然主义的教义要求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一切。胡塞尔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的做法，一味追寻自然科学的研究样式，就会把我们的眼界只局限在经验事实之上，甚至于将人自身的意识也变成事物化的东西。胡塞尔强调，意识应当被我们所重视，那些科学认识都是建基于意识之上才得以呈现的，所以，我们的研究方向，要从自然主义中走出来，转向对意识的注重和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而现象学正是对意识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实证主义、对经验科学的批判。他认为，现象学的指导原则就是要面向事情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在对事物进行研究之前，不确立任何没有经过检验的理论，对于那些已有的理论和意见，先“加括号”“悬置”起来，不受“括号”里面内容的干扰，以便能够找到事物原来的显现给予方式。这种“悬置”就像是把那些传统的理论观点，不做肯定或否定的评论，只是加入括号之中，“存而不论”。

5先验实在论与批判自然主义

作为社会科学之中的实证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态，罗伊!巴斯卡所提出的批判实在论思想首要地包含了两个内容：先验实在论与批判自然主义。作为一个实在论者，巴斯卡强调作为知识的基础的客观实在是存在的，所以在他的先验实在论之中，也包含着对于那种确定存在的客观实在的确定性追寻，他先验预设了在社会实在的深度真实层次之中，存在着一种确定性的生发机制，而这正是社会科学所要研究和追寻的东西。罗伊•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是一种反实证主义、后经验主义语境之下的新实在论观点，它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反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观点。除了先验实在论之外，巴斯卡在其代表作《自然主义之如何可能》一书中提出的批判自然主义，就是在探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坚持自然主义的可能性。社会科学之中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非常大，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确也有很多弊端，使之不能完全地、有效地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之目的。社会科学在后实证主义时代的发展，也确实需要一种超越传统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就是在做这样一种尝试，站在后实证主义、后经验主义的立场之上，巴斯卡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然主义，而是提出一种批判自然主义的思想观点，论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自然主义之可能性。在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之中，他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科学事业，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同样也在追求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的因果解释，并坚持这种因果解释的可能性。在巴斯卡的《自然主义之如何可能》一书之中，他首先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实在，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他认为社会实在，在本体论层次上，是一种深度分层的体系，在社会实在的各个层次之中，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而处于社会实在最深层之中的——不及物维度之上的因果机制，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追寻、探讨的因果机制。这种因果机制，在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之中被称作为是“生成机制”。这种机制是深藏于社会实在的最深层次之中的，不会在现象、经验的层面之上出现，不能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中的经验规则来把握，因为它不能被我们所直接触摸，不能被我们直接观察到，我们在经验层次之上所能把握的，只是在机制作用之下，所引发的事件以及事件发生之后所造成的影响、效果等，待事件发生，影响造成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这种机制。巴斯卡所论述的不及物维度之中的因果机制，即这种实在论视角之中，社会科学所追求的因果解释，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确定性的法则，而仍然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而这也正是由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实在，所具有的独特特征所决定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复杂系统，它同时具有突现特征。

在社会这个开放系统之中，不可能进行像自然科学之中的那种封闭实验室条件之下的可控实验，对研究对象进行反复操作，以便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开放系统之中对社会实在深度分层之中、不及物维度之上的因果机制进行的研究，形成的解释，也就只能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因果解释。尽管社会科学不能效仿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进行封闭系统之下的科学实验，但是社会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复杂、分层、突现等特性，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之时，完全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学之中的复杂理论、突现理论，只要是能够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完全可以拿来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实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罗伊•巴斯卡的批判自然主义思想，是以一种批判地使用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科学之中如何使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这一问题的，作为一个自然主义立场的实在论者，他并不是全然否定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之中的影响，而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看作是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他也并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的批判自然主义思想，就是力图要站在一种调和的立场之上，促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对自然的研究与对社会的研究，既不是完全一样，也并不是绝然对立，但却始终执着追寻着研究对象背后的确定性。

作者：吴芳张楠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