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转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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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内涵的界定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哲学研究的循环往复是以自我扩张与自我完善为核心标志的，在对自我的不断反思与求解中得到超越与扬弃。传统哲学将理性作为自我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在追求探索的过程中却难免越来越使自身的研究陷入一种特殊性、抽象性的范畴内。传统哲学将认识理性作为自己研究一切事物的基点，推崇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分析都要从理性的态度出发，追求真理，却对真理的标准含糊不清。有理性的态度，却没有理性的内容，最终在理性悖论的逻辑怪圈中无法自拔。正如曼海姆所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动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亦是史诗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④当哲学将它的理论原理的认识与把握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上时，它就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渐的脱离，造成了理论与经验的脱节。传统哲学这种无所不包的普遍性恰恰又是在给予具体科学研究方法论指导时苍白无力的原因。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并驾齐驱，社会科学领域正向着多元化、细分化的方向迈进，传统哲学自身的方法论特点，使它在具有高层次上作整体概括的能力时，又同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相背离。因为哲学要总结和概括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全部经验，必须以哲学的分析、抽象和概括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以抽象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即当哲学解释的问题越多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意义就越少。哲学方法论上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传统的、缺少分化的、同质性强的社会相联系，但在日益精细化与专门化的现代社会，尤其在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问题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体现越来越具体化，哲学所提倡的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指导在这些地方性、专业性极强问题前显得苍白无力。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所运用的框架与范式在具体社会问题的应对上是很难具有针对性的，这是哲学千百年来发展所形成的研究特点，苛求于此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哲学逐渐退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体系是不可避免的，转型社会的诸多矛盾急需在哲学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可以在方法论上给予有力指导的学科来完成哲学遗留下来的空白与任务。

一、社会学如何做方法论研究

正当哲学的方法论研究在抽象理论上渐行渐远，而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又急切呼唤一种适合的方法论指导时，“作为多元知识体系和重视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的发展在和谐社会建构的要求下则正逢其时。”⑤社会学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但又不仅仅将自己所研究对象的边界限定于此，它是根据自身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⑥”社会学决不是笼统的将社会这一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是有着自成体系的方法论路径的。社会学创建伊始，也存在着对自身学科性质的模糊界定，这在社会科学领域诸学科的早期发展都是难免的。如果说哲学以其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确立了它作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母体”地位的话，衍生于其中的社会学则在自我界定的不断阵痛中成熟起来。当涂尔干说社会学应该抛弃心理学和哲学的个人主义视角，而“假定所有法律和习俗的规范，甚至是那些属于个体生活的规范，都来自社会的存在”⑦，社会学研究应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物”来看待时，当M•韦伯强调社会科学应关注人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个人行动的目的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释时，社会学选择方法论视角的方式来自我正名的趋势就开始逐渐明朗。所以说社会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那就是“社会”，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又不可能为社会学所独占，而是与经济学、政治学等所有社会科学共有，因此要区分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就必须从其所建构的概念、公理和方式方法出发⑧。鉴于此，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仅仅在方法论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只要它依仗的是人必然被理解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是一切历史事件的载体，那么它所包含的对象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在现有的科学中研究的，它仅仅是为现存科学找到一条新的途径，一种科学的方法。”⑨这并不是说社会学不具有自己的学科定位，恰恰相反“社会学的实证路线坚持结构制约行动的原则，通过研究主体在外部对研究对象假设的——验证，以不断试错的方式，逼近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和结构对行动的影响。”⑩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本身既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又站在本学科基本研究立场上，以自身学科的基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为旗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着丰富的方法论指导。从方法论视角确定社会学的学科界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但各个学科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往往忽视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哲学研究局限性的影响。哲学将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作为自身研究的基点，将发现整个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律并对此给予全面指导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希望给科学研究以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同时又充满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指导。然而这种“哲学第一”的研究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社会分工的日益分化，已经越来越难以在一个普遍性的层面上给予现代科学以强有力的方法论指导。不断错位变化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促进了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等各具体研究领域学科的产生。而这些学科在问题的研究上极力避免出现哲学层面的抽象研究，专注于各类具体问题的解决以及学科内部的系统分类。这种研究方式是有着一定局限性的，社会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并列，是含盖很深的科学系统的分支，它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总结，一方面与人类精神世界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使人类行动所蕴涵的意义受时代和环境的制约。沃勒斯坦把反映现代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知识界定为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五个最重要的学科。这五个学科是作为社会科学内在核心动力来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以此五个学科为内核，才外延出了技术的变革，组织的建构。它们提供的方法论依据是人类社会前行的重要启示力量。而社会学在方法论研究上的重视正体现了它既传承了哲学研究重视人行为合理性的观点，又把握住了现代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要求。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把任何社会现象包括个人命运的理解和把握都置于其所处的整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它揭穿真相动机的各种根源，不单纯从心理学意义上，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更多的是把握住“个人与社会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重要基本研究范畴，而以往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都将个人与社会置于“二分的结构”下研究，早期的社会学也受过这种影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从根本上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主客观二元对立到相互融合统一，以及在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浮动，都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结果和表现，将个人理性置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制约下研究是把握社会转型所产生问题根源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了社会学的研究时适合对转型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作初步的解答。

二、转型社会背景下的方法论演进

在古希腊，哲学包含了所有的学科，内容可谓是最充实的了，但随着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以寻找不同现象范围内普遍规律为己任的各门具体科学都纷纷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了，哲学便不得不退而把自己界定为关于“最”普遍的规律的学问。随着科学门类的扩展与增加，特别是由于当前交叉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规律性的范围越来越多地被交叉科学所涉及。这种发展趋势启发我们，只要我们把哲学当作一种知识体系来看，那哲学作为一种关于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其内容将会越来越被各门具体学科所替代。将哲学研究普遍规律的方法论称之为科学的说法是与传统抽象概念相联系的，它应该与概念哲学的终结一样终结，这一观点在哲学界也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退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系并不意味社会科学诸学科可以在各自的学科研究中顺利的不受“限制”的发展，尽管各学科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且认为各自的方法论可以完美的支持其学科的发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哲学中分化出的社会科学诸学科，不可能彻底的摆脱长期以来受哲学理性目的方法论的影响。哲学的主要论题就是人行为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被界定在自己以“自己”为目的，并通过自己而实现自身的内在目的论的层面上。只有具有明确自主的目的、目标和方向的行动，并能通过一定手段、工具和中介得以实现的行为才称得上合理的，否则便被视为非理性的、不合理的而遭排斥与抛弃。传统哲学的这种方法论指导，一方面带来各学科技术上的昌盛，“理性”倍受推崇。这种“理性目的至上的原则使科学研究将行动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能否实现自身目的作为衡量行为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实际上是仅局限于一个行为者与一种存在的事态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理所当然的，对行动者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所作的表达，可以按照真实性和效用性的标准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却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盛行，尤其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转型的现代社会，理性至上主义带来的是唯“实用”、“功利”至上的科学研究，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科学研究越来越背离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义，也在不断的侵蚀人们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信心与期望。必须要有一种可以在哲学之后为诸学科提供可行性方法论指导的学科，来纠正科学研究中的偏向与失误，社会学研究的作用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出来。诚然，社会学也是从哲学大体系中分离出来，也是长期受哲学方法论影响的学科，但“无论是早期思想中社会哲学味道浓郁的马克思，还是一直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追求的M•韦伯，都自觉的致力于把社会学基本研究对象及自身的方法论基础从哲学的襁褓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经验分析的理论平台上”。社会学无论是在最初的目的上，还是逻辑起点上，一直关怀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或者说社会对自身内涵在哲学层面又高于哲学层面所做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反思为社会学提供了对整个社会关注的基点，使社会学没有向完全工具主义的陷阱滑落，使其研究的所有出发点都是对自身所处社会甚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是社会学工具取向和范围取向的完美结合。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社会学给社会科学领域诸学科提供方法论指导是有着必然性、必需性与适时性的。传统哲学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无力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学的方法论研究来指导和纠正。无论是在高度概括的抽象规律层次上，还是具体社会问题的应对面上，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素养在方法论的指导上表现出一种弹性的特点，方法论指导空间的大小可适性使其既可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领域，又可在特殊专项问题的研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诸问题何以可能的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三个层面：在实践经验层面，它研究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上，它的研究主要趋向于对实证研究与人文研究的联系和差异关系的把握上；在先验的理论层面上，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解释成为理解所有导向问题的前提。正是在这三种层面上的深入探究，使社会学既不仅限于经验的客观世界的客观理解，也不只是实际上永远也无法摆脱主观意识先验的抽象的主观理论，而是达到融主客观、先验与经验一体的可以追问并且必须不断追问不断生成的开放性东西。因此，在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与人类行为变化的关系所存在的注解中，可以化解自古以来就围绕哲学家们的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矛盾之迷，哲学在方法论上向社会学的演进就成了一种必然。

三、进一步的讨论

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一样，是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洞察。但社会学作为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一支，并不是一门具有确定研究对象的学科，可以说它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独特思维方法，一种探寻我们身处其中世界的奥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此种意义上，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等社会科学诸学科存在根本差别。当哲学等学科的本体论预设是原子式的个人，这些个人的合乎自我目的活动成就了社会时，社会学却将社会的普遍联系，社会是个体以及组成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作为自己的本体论预设；当其他学科习惯于把个体行动者的意图、行动固定化，无视社会情境的存在时，社会学却注视着无论是行动者的内在动机和意图，还是其所处情境的易变性和权宜性存在。在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本体论预设造成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分殊时，社会学却达到了二者一统的完美境地。当然，作为社会科学“元科学”的哲学的思维方式或视角一直以来对社会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不少方法论观点补充和完善了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但是，哲学向社会学的演进是必然的，也是根本的，社会学的思维方法在对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认知上，是源于哲学而高于哲学的，将哲学在处理现代社会问题上的方法论的缺陷置于社会学视野的研究下，是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一种新的、更合理的方法论支持的。这并不是认为社会学才是最合理和最科学的，也不是意味着哲学的无用乃至消亡，事实上，在面对转型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时，社会学的“文化自觉”观念甚为重要，这不仅是一种不同民族和睦共处的有效方式，也是不同学科可以共同合作、共同享有的方法，正如重建中国社会学的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也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和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纳’(讨论会)，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所以说，无论是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的解释，还是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方法论视角，社会学家并不宣称自己的研究方式是社会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案，而只是把社会学视为人类多元思维模式中的一元，是理解人类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进程的有效方法，这也是哲学方法论向社会学方法论视角转换的根本意义所在。

作者：刘博单位：上海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