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仪之道及信仰的生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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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论坛》2017年第1期
摘要：孔子继承周代的礼乐文化，特别是受到春秋霸政时期贵族“礼”文化的直接影响，赋予制度之礼以人文教养的意义。孔子认为，缺乏对礼的敬畏导致违礼，没有勇毅的担当精神使得守礼不笃。学礼、守礼与敬礼，并持之以恒地守秩序与规矩，看似平凡的礼在日常交往中凸显出神圣性。文质彬彬、知书达礼成为有礼仪教养的君子的标识，并赢得人们的仰慕与尊重，从而起到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孔子开创的礼仪之道，遵秩序、守规矩、重教养，既可以治国安邦，又可以经世济民，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彰显出人的尊严与价值，寄予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追求，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仰之道。
ZS99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指引前进的指南。人无信仰，则无动力；信仰出了问题，行进轨迹也会出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孔子开创的礼仪之道，遵秩序、守规矩、重教养，既可以治国安邦，又可以经世济民，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成为中国礼仪之邦的标识。儒家礼仪之道是社会秩序的规范，也是人生奋斗目标的指引，虽然没有缜密的理性逻辑，但就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与丰富精神生活的意义来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本文通过梳理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中的礼仪之道，阐发平凡之礼蕴含的文化价值及神圣而伟大的精神力量。
一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诸多的学派与思想家，其璀璨的思想学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内涵。
就其后世影响来说，儒家无疑是最大的一家。虽然墨学曾与儒学并称“显学”，但到了西汉时期，墨家与其他学派一样，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确立与巩固，墨家作为一个学派而消亡。其后不论社会思想中的儒道互补，还是政治思想中的儒法并治，都无法撼动儒学作为主流学说的地位。近代以来，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最大危机，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先是意识到军事与武器的落后，进而认识到经济与工业的薄弱。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证明只搞洋务是不行的，还需进行政治变革。经过与辛亥革命，最后发现，儒学与传统政治的关系最密切，中国社会走向衰落的根源就是儒家思想维护的专制统治的阻碍。推翻专制，打倒孔家店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于是，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批判，反对的声音之大，冲击力之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犹存。平心而论，凡是认真阅读并领会《论语》、《孟子》等早期儒家文献的读者，都知道儒学背负专制的罪责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标志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国学热”从民间逐渐兴起，随之在学术界、理论界产生影响。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了党中央与国家的决策层。《意见》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观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其要点绝大部分来自儒学。①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近百年的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命运，为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如果儒学之于社会没有价值，为何一代又一代的儒者坚守着孔子开创的精神家园？儒学不是宗教，但是历史上面对佛教东来，却可以使佛教中国化。今天，面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不断深化，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海纳百川，不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梳理早期儒学的发展就会发现，儒家努力构建的修齐治平之道的主线无不落到人伦日用上。儒家讲天命，但是“敬鬼神而远之”；讲“与天地参”，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根基于社会实践。简言之，儒家自孔子开始，坚守着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不在天上，也不在未来，而是人世间的文质彬彬的礼仪之道。我们反思儒家传统，消除人们对儒学的误解，就必须梳理以礼仪之道为标识的儒家信仰的形成。
二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没有笃信的精神，没有持之以恒的一代一代的传承是无法完成的。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其伟大既根基于传承古代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又得益于弟子及后世儒家的继承与发展。在先秦诸子中，儒家与三代文化的关系最紧密。夏、商、周三代文化损益相袭，孔子继承周代礼乐文化，也就继承了整个三代文化。孔子生活的鲁国，虽然国力已经衰弱，但是就其文化来说，在各诸侯国中仍处于高地。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当吴公子季札来鲁国观礼时，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鲁国浓郁的礼乐文化氛围是孔子思想形成的人文环境。孔子对于周文化的热爱，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坚信，即使在乱世，礼乐文明也没有中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论语•子张》）。“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代的文化传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笃信的周文化是什么？为什么这种文化使孔子相信“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要从“六经”说起。孔子整理的从上古流传到春秋时代的文献共有六部，即《诗》《书》《礼》《乐》《春秋》《易》，后世称为“六经”。“六经”之中，《诗》《书》属于知识层面，《礼》《乐》属于行为层面，《周易》属于天道层面，《春秋》属于社会与政治层面。“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积淀，涵盖政治、历史、哲学、宗教、伦理、教育、文学、音乐等领域，就其倾向性来说，偏重于人文社会领域。孔子整理“六经”，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梳理的工程。在此基础上，孔子把“六经”作为教材，教授他的弟子。正是通过教育来传承文化的做法，使得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的转型期顺利实现了文化的传递与传统的延续。掌握《诗》《书》礼乐是孔子对一般弟子的要求，②在此基础上，如果领悟了《春秋》的精神，就可以从政治国，再此基础上，继续深研《周易》，知天命，体天道，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位有德有位的圣王了。在实践中，大部分人通过努力可掌握《诗》《书》礼乐，少部分悟得《春秋》，更少部分人体察《周易》。从孔子开始，儒家就逐步发展出两条系统，一条系统是有德有位，得君行道，行政治之道；一条是有德无位，行教化之道。但是，无论是“政道”，还是“教道”，其前提都要先有个根基——诗书礼乐。儒家讲“六经”之教，认为“六经”蕴含着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的“德”。《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理想的儒家教化之路，但事实上，在孔子的弟子中，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领悟“六经”的奥秘，即使是七十子弟子，也只有少部分能领悟《春秋》与《周易》的政道与教道内涵。可能有人会误解，大多数弟子不能领悟《春秋》与《周易》，是不是意味着儒家的信仰缺乏世俗的威严与天道的敬畏。其实，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如果是这样，《诗》《书》礼乐对于弟子来说就是纯粹为了日后获得社会职位的知识与工具。把《诗》《书》礼乐视为纯粹知识而缺乏修己安人情怀与人文精神的知识论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原貌，更淡化了这些经典、仪式背后的人文精神。有些弟子即使在孔子陷入困境的时候，仍然跟随老师四处颠沛流离，不离不弃。没有职位，没有功名利禄，甚至缺衣少食，吸引弟子们的不再是单一的儒家经典文本，而是通过孔子的言行展现的礼文化的精神力量。一般来说，一旦上升到责任与担当的层面，就需要坚韧的毅力与不懈的求道、弘道的精神。《诗》《书》礼乐涵盖了知识与行为系统，包含了“知”与“行”。所有的“知”都要落实到“行”上检验，归根结底，《诗》《书》礼乐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立足于社会的人。人的完美不是自我标榜，而是由普遍的社会规则与约定俗成的尺度来判定。这种规则与尺度就是“礼”。
三《诗》《书》礼乐的人道教化系统中，无论是侧重于知识的《诗》《书》，还是侧重于行为的礼乐，其最终检验还是看行，即观礼以察人。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即是孔子的以“行”察人，以“礼”识人（《论语•为政》）。礼是秩序、礼是规矩、礼是教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体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表现形式。从精神层面上说，礼是敬、是让、是和。人人遵礼而行，人人守礼以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秩序，又有尊严。所以，礼既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法则，又是维系人们关系的情感。礼既不是冷酷的法，也不是无差别的爱，也不同于无为之治。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秩序失衡，“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不守礼，欲望如同洪水，一旦闸门打开，冲垮了堤坝，破坏了家园，人道的灾难在所难免。春秋霸政时期是贵族守礼，遵礼而行的典范时期。孔子对管仲的赞许，正是基于管仲辅佐齐桓公依礼而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行王道之事；“存邢救卫”，抵御匈奴的进攻，保卫了华夏文明。一个是对外，保卫了先进文明，一个是对内，坚守礼仪之道。孔子认为，霸政时期的贵族有功于华夏。但是，我们仅从《论语•八佾》篇的几句记载，就可知，孔子对于霸政之后的贵族破坏礼治的做法非常不满，“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此时，霸政时期坚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诸侯不在了，赖以作为贵族身份的礼仪也放弃了。之后，大夫公然僭越诸侯之礼，甚至僭越天子之礼，士人僭越大夫之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到了这个时候，庶民起来造反，推翻整个贵族体制就为时不远了。如果我们对礼治的见解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就认为孔子主张的礼治确有回到周代礼治的老路上，那就错了。历史上曾批判孔子复辟，主张恢复周礼，就是如此思路。为什么是错的？理由很简单，社会发展到春秋时期，西周时期的制度层面的礼承载的单一的政治统治功能，经过春秋霸政，已经拓展为人文教化功能的社会法则。礼的内涵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秩序与统治，不再是“礼不下庶人”时代的贵族专享品，而是人人都要学习并遵守的人文教养法则。在国家治理功能上，礼不同于刚性的法，礼带有引导与教化百姓的功能，而不是惩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治更符合人性，切合人情。从礼的社会交往功能，“礼尚往来”，人人依礼而行，以礼节之。社会需要和谐，“礼之用，和为贵”，但是不能为了一味的“和”而放弃礼的规范，“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作为一种行为规矩有约束功能，“克己复礼为仁”，行为不超出礼规定的范围，久而久之，一个人也就做到了仁的要求。礼治的社会，是治世，反之，不依礼而行的社会，社会治理、人人交往、个人修养，都会出问题，这样的社会就是乱世。孔子深刻把握了礼治的内涵，以身示范，为建立礼治社会找到了一条没有十字路口的人道之路。孔子对于大多数弟子的吸引力，正来自于孔子平时的人伦日用，举手投足之礼。这种带有人与人之间尊重与敬畏精神的礼，本身带有一种神圣性。“让”是礼的表现。最大的礼让就是把国家政权让出去。礼有“不争”的意思。如果说不得已要争，也是依礼而行。比如射礼，“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比赛就要有名次与输赢，但是争不伤情。我们经常说，讲奉献的人值得尊敬，其实，讲奉献，就是不争利、不求名，体现了礼让精神。奉献、礼让自然赢得尊重，奉献者的高大自然可以凸显出来。这其实就是一种平凡中的伟大。美国哲学家郝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Fingarette）即是以此为切入点，阐释了孔子基于平凡之礼而塑造出来的神圣之路。他在《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SecularasSacred）书中阐发了神圣礼仪的多种维度，指出最高境界在于礼的神圣性。“礼仪有力地显发出来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形式的和谐与完美、人际交往的内在的与终极的尊严；它所显发出来的还有道德的完善，那种道德的完善蕴涵在自我目标的获得之中，而自我目标的获得，则是通过将他人视为具有同样尊严的存在和礼仪活动中自由的参与者来实现的。”①如其所言，礼仪之中的每个人通过共同遵守礼的规则，获得彼此尊重，实现和谐与完美，此时的礼仪不再单纯表现为仪式，而是彰显出内在的敬畏与礼让精神。颜世安先生通过对春秋思想史的研究，梳理了春秋时期贵族礼观念对于孔子思想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儒家礼仪之道彰显的神圣与信仰的生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春秋时代的礼观念重视的是仪式规矩中包含的准则，愈到后来对准则的重视愈自觉，孔子礼观念尤其重视准则。重视准则意味着重视礼中所含的抽象精神，所以孔子之重视礼，决不是把个人置于一般意义的习俗交往规则的‘魔法魅力’中，而是把个人置于文教的系统中。”②孔子透过礼的仪式，揭示礼的精神，使沿袭至春秋晚期的，即将衰落的文化传统得以重塑。随着贵族世袭制度的瓦解，社会阶层的新陈代谢，从春秋后期开始，担任社会领导责任的人不再主要依据血缘关系来选拔，而是依据德与才。衡量德才的综合考量与标准就是礼。如何从平凡的“礼”中读出神圣，从知识体系的礼升华为信仰，是儒家信仰之道形成的关键环节。
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法治的效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礼治的效果（《论语•为政》）。
礼治基于人性善，法治基于人性恶。既讲规矩又发自内心的守秩序、有教养的礼治社会要比法治对人的要求高。礼治社会强调居于上位的人对普通人的示范与引领，既要有治国理政的才干，又要有高尚的德行。但是，事实上，儒家设计的礼治推行起来的最大难度正在于此，并不是居于上位的人的道德境界就一定高，才能就一定好。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所设计的人类社会发展之路是高远的目标，是神圣性的指引，其礼治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案本身没有问题。正因为如此，礼仪之道才可能成为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儒家信仰之道。孔子发现“礼坏乐崩”的源头是贵族不知礼、不守礼造成的。贵族要对社会的治乱负责，这是从孔子开始，并成为后世儒家坚信的一条政治原则。世袭制社会的贵族天生具有学礼、知礼的条件，学礼、知礼才可以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百姓没有资格学礼，只能跟着贵族走，社会的治乱当然要由贵族负责。春秋霸政之后的贵族精英已经没有了奋发有为的精神，没有了学礼的热情。他们不去学礼，或者学了不去遵守，或者遵守只是流于形式，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敬畏，或者偶尔为之，但是并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抱残守缺的结果必然导致名不副实，虽有贵族之名，但无贵族之责，因而渐无贵族之位。孔子欲拯救社会，必须从源头上去治“礼”。既然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已经不能遵礼，就需要新的能遵礼的人来担当引领社会风尚的重任。孔子兴办教育，培养新的知书达礼之人，就是为社会培育新的接班人，新的社会精英。孔子之前，谁是贵族谁就可以学礼，孔子之后，谁学礼谁就可以成为贵族。孔子对礼文化的整理与传承，开创了一条以文化提升自我教养、成就人生价值并引领社会风尚的道路，由此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注重文化教养、尊重礼仪之道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位优秀的人，就要守礼，守礼须先知礼，知礼须先学礼。既然是培养未来的社会精英与引领者，所以孔子对于学生的要求很高。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孔子令弟子信服、赢得学生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好学精神。少年时期，孔子“入太庙，没事问”（《论语•八佾》），“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未有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好学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弟子。孔子弟子中，颜回最好学。鲁哀公与季康子问孔子，哪个弟子最好学。孔子皆回答说：颜回。颜回的好学最难得可贵之处在于，他好礼求学的精神完全高于对物质与环境的要求。孔子称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对孔子的敬仰与学说的信仰在诸弟子中，也是为数不多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另外一个弟子子贡对于孔子之道也是深深的服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道出了为什么孔子弟子信服孔子：“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跟孔子学，“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从颜回、子贡与孟子对孔子的评价来看，毫无疑问，儒学的信仰之道已经形成。
五礼既然是秩序与规矩，就带有一定的约束力，而人的天性是不守约束，所以，遵礼而行就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符合礼的要求，此之所谓“克己复礼”。
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是破坏礼仪的元凶，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不断强化内心的坚韧，通过提升毅力来抗拒诱惑。面对声色的诱惑与艰苦的修身，要做到无动于衷是很难的，就连孔门四科弟子中的子夏也曾表达出这样的两难选择，“出见繁华盛丽而乐，入闻夫子之道而悦，二者心战，不能自觉”（《史记•礼书》）。正因为守礼不易，求仁之难，孔子告诫学生，特别警惕奢华诱发欲望的倾向。对于礼，不是越豪华越好，“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当然，如果物质条件好了，可以改善生活，但是，物质始终不能成为左右精神的老大。子贡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老师答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贫而乐道”与“富而好礼”所处的物质环境虽不同，但是其“乐道”与“好礼”的本旨是一样的。安贫乐道是“知其所止”，富而好礼也是“知其所止”，都是守其本分。如果贫而滥觞，富而奢靡，就是不“知止”。贫与富只是财富的多寡，并不是人格的高下。用今天的话说，是金钱至上还是尊严至上？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 孔子规划的礼仪之道，从一开始就注定，精神优先于物质，集体优先于个人，价值优先于功利，义优先于利，圣贤优先于官职。每个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止而止，在此基础上，不断追求至善。做到“当止而止”实则不易，有时候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所止之处，而是在行动中达不到所止之处，或者达到了所止之处却止不住。正如朱熹所言：“知止，只是知有这个道理，也须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虑方得。能虑却是紧要。知止，如知为人子而必孝，知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亲为忠孝之事。若徒知这个道理，至于事亲之际，为私欲所泊，不能尽其孝；事君之际，为利禄所泊，不能尽其忠，这便不是能得矣。”①因此，坚毅的精神在儒家的修身道路上是必备品格，只有反复“格物致知”，才能达到“虑而能得”。有时候，为了理想，吃些苦头也在所难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进行必要的身体磨练，激发心智，使之坚韧不拔，从而实现人生的目标。宋代儒家特别强调修身要在日常涵养上用力，就是通过劳作与践行来磨练意志，坚定信仰。我们常说一个人聪明好学，但有的聪明人不好学。聪明的人不好学就是耍小聪明，不是真聪明，真正好学的人才是真聪明。好学是知礼的前提，人知礼，并尽力去践行，是真正的仁者。力行的仁者知礼，可以做到知行合一。只知礼如果不力行，还是修身不到位，有欠缺。短暂的知行合一，还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真正能做到知行合一的人行己有耻，严格要求自己，并且有坚韧的毅力克服修身道路上的困难，这是一种大勇的品格。只有勇毅果敢之人，可以持之以恒，永保初心。此之所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不忧、不惑、不惧正是德性厚重、意志强大、信仰坚定的表现。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坚守的信仰，正是以智者不惑的方向，勇者不惧的毅力，仁者不忧的执着，去追求以修身为基础，以规矩为约束，以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为目的的人道教化之路。这条道路本于人性，符合人情，施之以仁，节之以礼，成之以和。孔子弟子及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皆信之、仰之、行之，演绎出丰富多彩的绚丽人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此之谓也。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后，儒家定为一尊，儒学成为统治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渗入了阴阳家、墨家与法家等其他的思想元素。有些儒者为了功名利禄，就逐步背离了早期儒家坚守的信仰之道，不再有修齐治平的理想，不愿进行“慎独”式的修身，从政也不再为民，求学出仕意在功名利禄。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经学逐步走向谶纬化，标志着被绑架的儒学距离孔子与早期儒家的信仰渐行渐远。但每个时代，总有真正的儒者坚守着儒学的精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离娄下》）今天，有责任的社会精英应不忘初心，在平凡的实践中，重教养、守规矩、尊秩序，以身垂范，引领社会风尚，不断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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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德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