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思想来源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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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15年第八期

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由于其深远的思想影响而被公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学说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学者目前对葛兰西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从不同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葛兰西思想的理解，但相对而言，对于葛兰西思想的来源和他与前辈思想家的关联研究比较薄弱。由于缺乏对葛兰西思想来源的深入解读，缺少理论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因而不能看到葛兰西思想继承的多元性，对他思想的复杂性把握就比较欠缺。其实，葛兰西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他的理论观点其实更多地是多种思想碰撞综合的结果。所以有研究者强调“除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外，意大利哲学家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安东尼•拉布里奥拉、乔万尼•詹蒂莱和最为重要的贝奈戴托•克罗齐为其提供论域与出发点”。①从最早带有地方主义色彩的狭隘的撒丁主义情感，一直到后来接触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是一个渐变的，发酵的过程，其间又经过了数次革命实践的检验与反思，最后日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葛兰西自身特色的政治哲学理念。比如说文化领导权思想，在这里面既能够看到克罗齐的唯心主义注重文化观念的影子，又能够把它作为对列宁主义理论中对领导权内容的发展;又比如在他的《现代君主论》中关于政党的描述，既能看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领导阶层的重视，又可以读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对民主集中制的思考。但必须指出，在都灵工人运动失败的那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特别列宁主义在关键时刻帮助葛兰西走出了思想与现实的困境，也在日后极大地影响了葛兰西的政治生涯与思想发展，成为影响葛兰西思想的主导因素。

一、克罗齐唯心主义的影响

来自经济落后的撒丁岛的葛兰西1911－1915年依靠奖学金在都灵大学读书，他朴素的乡土意识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葛兰西凭着每个月七十里拉的奖学金才能刚刚维持伙食费，而为了拿到奖学金，他又不得不在忍受贫穷与疾病折磨的同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准备好好考试上。尽管是这样，葛兰西仍然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克罗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索列尔的工团主义等多种思潮也在改变着葛兰西的观念。在大学时候，因为对意大利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改革运动持有相近的观点，语言学老师巴尔托利和意大利文学教授寇斯摩对葛兰西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两位教授像那个时期意大利大多数高校教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样，都受到了克罗齐在意大利倡导的道德与思想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克罗齐(1866－1952年)作为当时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文艺批评家，被视作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代表。克罗齐所倡导的新黑格尔主义和经克罗齐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克罗齐强调人的能动创造精神、思想的力量的观点对这时葛兰西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葛兰西早年在撒丁岛的贫苦生活经历，内心对撒丁主义的认同以及他常年独处孤僻的生活，使得他在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中找到了某些契合点，特别是克罗齐关于倡导意大利道德和文化思想的改革运动，更是引起了葛兰西情感深处的共鸣。在葛兰西看来，他的家乡撒丁岛的边缘地位和差别待遇正是因为意大利文化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地区平等，那种工业大都市对于类似撒丁岛的地方歧视根深蒂固，他认为意大利社会文化要取得进步，就要求北方发达地区包括那些现代化的城市在内，都要消除地区歧视观念与行为。相比之前那个凭着朴素感情的充满了撒丁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现在的葛兰西能更深一步来思考事情的本质。他觉得造成这种歧视的根本原因其实存在于更为抽象的范畴即文化观念之中，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从根源出发，从而改变意大利文化中关于地区歧视的劣根性。克罗齐理论中注重文化观念的思想对葛兰西的影响很大，虽然在后来葛兰西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文化领域的关注使他更为敏锐地发现了阶级斗争中容易忽略的部分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这是后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关注在他早年的文章中就能看到，1916年，葛兰西曾经以笔名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和文化》的文章中直接地指出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是一个人的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葛兰西还认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应该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取得阶级觉悟，形成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形成自己的阶级文化，这是无产阶级进行一切斗争和革命的前提条件，只有正确认识了本阶级自身的文化和属性，才能更加明确地知道自己斗争的目标。当然，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葛兰西思想的发展。1916年葛兰西在一篇名为《未来城》的文章中称克罗齐为“当代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葛兰西后来回忆说:“在刊载克罗齐的文章《宗教和安详》时，我加了一个简短的按语。我曾写道，正象黑格尔主义在当代文明开始时曾是十九世纪实践哲学的前提，克罗齐的哲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是今天实践哲学振兴的前提。”②由此可见他对克罗齐的评价非常高，他自己还承认:“我那时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哲学和政治的统一这个概念还不明确，我当时的倾向更接近克罗齐。”③比如葛兰西对俄国十月革命最初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克罗齐哲学思想的影响。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葛兰西1917年12月24日在《前进报》上发表《反〈资本论〉的革命》，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分析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原因。葛兰西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十月革命成功的最大历史因素是人的意志，他认为，正是“社会主义宣传使得俄国人民接触到别国无产阶级的经验”，④使人民原先机械和散漫的意志变得主动和自觉起来，而正是这种统一的、集体的意志造就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然，把革命的成功归结为人的意志，这是一种片面的主观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当时没有了解列宁新的理论之前，葛兰西是完全凭借自己对革命的观察和判断来理解这场革命的，这当然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黑格尔和克罗齐思想的烙印。但这并不能掩盖葛兰西对于革命敏锐的直觉，他在文中极力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准则的强大生命力。克罗齐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态度对葛兰西日后的政治生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初，克罗齐是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的，毕竟当时动乱的意大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提高国民凝聚力，领导人民走出困境;但在墨索里尼窃取国家政权之后，克罗齐逐步看清了法西斯残酷专横的恐怖制度。克罗齐成了一个政治态度非常坚决，公开抵制反对法西斯专制主义的人。1925年，克罗齐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并征集到了数百名知识分子的签名，公开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专制统治的恐怖政策。在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如日中天的那段时期，葛兰西曾经参加的社会党开始出现了向法西斯妥协的迹象，企图通过谈判的方式去限制法西斯势力的现象，甚至有些人还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依靠法西斯来达到“联合执政”目的的天真想法。但当时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其领导之下，意大利共产党是意大利国内少数几个没有向法西斯妥协低头的党派之一。更是因为葛兰西对抗法西斯势力的决心和长期的准备，使得意大利共产党能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得以保存并且发展壮大，也使得无产阶级避免了被法西斯欺骗和利用。

二、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杰出的政治学家，也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生活的时代，意大利社会动乱，国家面临分裂，政府软弱无能，而《君主论》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马基雅维利当做“谏言”呈递国家君主，试图通过政治上的改革来挽救意大利的命运。但当时的意大利政坛上宗教神学仍然占据着不可以替代的地位，君权神授的思想在意大利更是根深蒂固，而《君主论》则提出的君王独揽大权以及利用人性的自私和贪婪去统治国家的观点，尤其是它宣扬的“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反神学和伦理学的，因而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可以说，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意大利，和葛兰西生活时代的意大利比较相似，一样是社会动乱，政府无力，内忧外患，也难怪葛兰西会把目光停留在《君主论》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于葛兰西进入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葛兰西在《君主论》中找到了撒丁岛为什么会被意大利政府抛弃或者说是牺牲的原因。政治的残酷性使葛兰西意识到，撒丁被牺牲并不是统治者对撒丁岛有偏见，也不是抛弃了撒丁人民，而是因为如果撒丁一年的总产值超过了北方的大工业城市的话，都灵一样会被牺牲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葛兰西开始从偏执的撒丁主义中走了出来，开始从深层次去研究政治。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显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民”也是有思想有意识的群体，而并不是单纯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愚民。马基雅维利的“人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葛兰西，事实上，葛兰西在《现代君主论》第一部分《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札记》中花大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有其自己的意识，这也就是葛兰西后面提到的“群体意识”，或者叫“民族———人民的集体意识”。马基雅维利提到“人民”的目的是为了让君王利用其弱点去更好地统治，这仅仅是在政治领域的物质层面;而葛兰西提出“集体意识”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去开辟新的契机，建立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对于统治国家更加重要。但是，马基雅维利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他的《君主论》也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国家机器的“邪恶圣经”，可以用来参考，但绝不可能照搬。随着葛兰西后来成立意大利共产党，丰富的政治生活和阶级斗争经验逐渐改变了葛兰西以前比较简单化的观点，他开始从《君主论》里发现了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在国家主人的问题上，葛兰西就与马基雅维利产生了分歧。《君主论》是一本写给君王的书，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个国家的主人是君主，但在葛兰西看来，国家的主人却应该是无产阶级。其实马基雅维利最初在写《君主论》，尤其是认为国王或君主应该独揽国家大权的时候，他受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国王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执行者，但在地位上是低于教皇的，君权神授的思想还很流行，马基雅维利等于从神的手中把国家的权利拿了过来。而现在，葛兰西又把统治国家的权利从资产阶级手中拿了过来，并递交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去———这已经在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中描述的相当清楚了。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是为了当时意大利的国王能够更好地统治意大利的话，那么《现代君主论》无疑就是葛兰西写给新时代无产阶级的“统治手册”。在这部著作里，葛兰西从政治、经济、社会学以及市民社会领导权等角度出发，去阐述无产阶级怎样在毫无统治经验的情况之下，对工人国家进行有效的领导和治理。

在政治实践方面，《君主论》里提到的思想和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属于“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为了政治利益而不择手段，但是明面上，人人却都在斥责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而且很有可能斥责声音最大的人，就是最遵守这些规则的人，葛兰西称之为“伪善的”的政治。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不择手段，可以把一切人类的弱点应用于统治，这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狮子和狐狸理论”中被描述得淋漓尽致:贪婪的人诱之以财，重义的人动之以情，懦弱的人制之以刑。尽管在《君主论》的第十七章，马基雅维利也曾经讨论过“关于残忍与仁慈，以及受人爱戴与被人恐惧哪一个更有利”，但他的结论却是君主应该残忍，残忍到他的人民都畏惧他，这样人民才会甘于受到统治而不敢反抗。但在葛兰西看来，这样的统治也只是消极地束缚住了人民，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毫无统治经验的无产阶级当然不会也不能用这样方式去管理工人国家。对此他提出了进行道德文化改革，促使群体意志的形成，消除旧时代残存在人民意识形态领域的丑恶烙印，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新的工人国家。葛兰西这样说道:“从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变成真正自治的和领导的，并从而产生一个新型的国家之日起，我们便具体感受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精神道德秩序，即一种新型的社会，从而有必要发展更为普遍的概念和更为精炼、最明确的思想武器。”①葛兰西主张与其在社会生活中利用国家机器去压制人民，不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建立文化领导权，让民众接受和承认国家的统治，从“不得不做”变成“乐意去做”，从消极服从，到主动拥护。

三、列宁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影响

早在大学时期，葛兰西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由于他早期受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克罗齐思想的影响较大，葛兰西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许多理论中的一个理论去了解，并没有加以重视，这导致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受到克罗齐思想的束缚。在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影响而逐渐进入意大利，葛兰西开始意识到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强大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真正能够帮助工人建立工人国家，改变工人命运的科学理论。这对徘徊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低潮中的葛兰西，无疑是最需要的。就是从这时开始，葛兰西通过学习列宁主义和革命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真正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葛兰西由于工作去了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时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更大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一个月后，葛兰西就发表了《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阐述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分析这场革命与马克思有关理论的冲突，突出强调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结合国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的宣传促进革命集体意志形成是这场社会革命的重要因素。葛兰西首先注意到一战给俄国带来了新的变化，“这场战争激励了人民的意志……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一致了。”②他认为正是在非正常的战争条件下，把俄国广大的贫困阶级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看到了彼此受压迫同病相怜的命运，在此基础“社会主义宣传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历史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③正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教育，使以前松散的劳动人民形成了统一的集体意志，为革命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而“他把人的意志当成最大的历史因素，并用它来反对实证派的宿命论。”④据此他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盛行的第二国际实证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作了批判，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变成机械的公式来指导革命的活动，所以认为十月革命这个“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象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⑤他提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而是结合国情与社会形势，发展创新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通过对十月革命的剖析，葛兰西认为列宁主义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阅读了大量列宁的著作。列宁的《怎么办》《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都给葛兰西从未有过的震撼，这使他意识到理论和实践相联系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和宣传的重要性。葛兰西认为在意大利，正是因为社会党一贯不作为，不能对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任何有益的帮助，要挽救工人阶级，就必须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1919年6月21日，在《新秩序》上发表了葛兰西与陶里亚蒂合写的《工人民主》，提出了要在意大利建立“工厂委员会制度”，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种子已经潜在地存在于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的社会生活机构中，“这些机构和各种不同的活动方式必须加以发展，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联合成一个广泛的和有其分支机构的体系，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包罗在内并使它具有纪律性。”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建立工厂委员会，这个机构既能束缚资本家在企业中的蛮横，起到像仲裁机构一样的作用，又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组织机构，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工厂委员会仍可以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机关延续使用下去。这个观点明显是受到苏维埃政权体制的影响。从1919年9月菲亚特的第一个工厂委员会成立，到12月各地工厂委员会协调统一行动，短短3个月的时间，接受号召参与运动的工人便达到20万余人，尤其是12月3日的行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组织工人达到12万，这在之前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及其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葛兰西为首的社会党内部的新秩序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进行的这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成功的。但是，当时作为意大利最大工人组织的社会党领导机构却对这次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援助或是支持，这对葛兰西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他对社会党仍然充满了希望，还为社会党领导下一步革命出谋划策，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也持乐观的态度。可当无产阶级革命被镇压时，社会党却是无动于衷，置身事外，甚至社会党内部各机会主义派别反而对革命进行公开的反对和破坏。这使得葛兰西对社会党非常失望，这对葛兰西的打击可想而知。葛兰西在1920年1月24日《新秩序》上发表了《首先是更新党》一文，谴责社会党无所作为，没有尽到一个工人领导组织的责任。葛兰西认为，“意大利社会党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最容易和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接下来，社会党并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社会党)未能赋予它在群众中间的宣传鼓动而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和坚实的形式……党同进行活动的广大群众愈来愈失去联系”。③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但社会党并没有领导起这一场其应该领导的革命，导致了意大利无产阶级错失良机。通过对比俄国革命的成功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及研究列宁的有关理论，他意识到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一要素是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第二要素是要有一个先进的，具有革命性的领导机构即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第一要素在这次运动中表现为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使得前期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第二要素则表现为由于社会党的无所作为(失掉了先进性和革命性)，最终工人运动缺少必要的行动指挥而被镇压。这些反思使得葛兰西开始认识到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再次，一个先进的具有革命性和坚定革命立场的政党，对工人革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工人阶级的革命，当然要由工人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正是在成功的俄国革命与列宁主义理论的启发下，经过葛兰西、陶里亚蒂等人的努力，1921年1月21日在里窝那的圣马可剧院，意大利共产党诞生了。意大利工人运动，也随着意大利共产党的不断发展，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意味着葛兰西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起点上，在实践中探索和思考他的独具特色的理论。

作者：山小琪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