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文关系变迁下院校通识教育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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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现代中国深受“科技兴国”思潮之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非常严重。然而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医学教育的必然诉求是科技与人文相结合。中医是最具有人文属性的医学，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必然要体现浓郁的人文色彩，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中医人才。以此为出发点，中医药院校的通识教育至少要突出以下三个理念：一是树立“医学即人学”的教育观；二是设置科技与人文兼容的通识课程模块；三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实人文课程资源。

关键词：科技；人文；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

“科技与人文相结合”这一口号数年前就已经进入公众视野，自然不属于新鲜话题，但是作为医学院校，尤其独立设置的中医药院校，如何正确把握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充分体现中医的双重属性———科技与人文，培养科学思维和人文素养兼备的中医药传承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探寻出行之有效的路径。

1人类早期的教育———科技与人文相结合

2002年5月26～28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清华大学联合发起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高级研讨会，特邀享誉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参会，但是李政道因故未能参会。为此，他特写信给时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教授，信中提到，“无论从我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都是不可分离的”［1］。李政道的一席话可谓一语中的，回顾世界教育发展史，无论东方、西方，最初的教育都是科技与人文的糅合。孔子提倡的“六艺之教”，即礼、乐、射、御、书、数，对我国此后两千多年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六艺之教”的内涵就是对人进行全面教育。当然，“六艺”的教育理念经过后世发挥以及数千年的沉淀，到北宋之后造成如下局面：人文教育的中心化和科技教育的边缘化。当然，这并不等于科技与人文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更何况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个奇特现象：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是博通古今、学贯南北的大家，人文底蕴极为深厚。从传说中的人文初祖黄帝“兴事创业”“治五气”“艺五种”，到诸子百家学说中所蕴含的种种有关对自然的洞悉如阴阳五行，尤其墨家的“道技合一”及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察，全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基础”［2］。在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且逐渐演化为西方独特的文化和教育的传统之一。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注重科技和“唤起人性”两者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到中世纪英国成立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倡导之人文教育，再到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中叶，古典人文主义依旧在西欧大多数国家盛行，反之科学教育仍处于从属地位。以英国为例，长期以来，英国的中高等教育一直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所垄断，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具备“高贵”仪表风度的绅士和文职官吏，这与我国传统社会儒家推崇备至的“人格教育”宗旨近乎雷同。

2近代教育的异化———科技与人文的断裂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互为促进，并由此引发西方国家空前的社会变革，教育界自然也不例外。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和当时世界经济引擎的英国，19世纪中叶掀起了“新大学运动”，强调应重点关注高等教育中的科技教育，改变传统大学教育中突出人文之传统。作为当时狭隘实用主义和极度功利主义的思想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年），他的教育思想非常具有代表性。斯宾塞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知识，主张科学应当在教育中占有全权的主宰地位。斯宾塞对英国学校教育的现状十分不满，发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极力提倡学校教育应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吁请加强科学和数学课程［3］。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在西方掀起了长达近半个世纪关于科技教育和古典教育的争论。不仅如此，斯宾塞重科技轻人文的教育理念，对当时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自斯宾塞伊始，英国大学的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开始断裂，而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的美国和日本，比英国走得更快、更远。正如日本学者所言，“19世纪后半叶，斯宾塞的思想在英国以外的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巨大反响，一时之间在两国知识界广为流行并居支配地位”［4］。19～20世纪，西方国家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利器，在“现代化（近代化）”的名义下征服全球的历程，也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越走越远的过程。但是历史发展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人文主义在科技的竭力推崇下失落于预料之中，科技造成人的异化却是意料之外的客观存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活完全是不合理的和不人道的，理性主义已信誉扫地了。尼采的失望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无主义是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绝妙反映”［5］。同一时期的中国，上述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鸦片战争西方国家借助“坚船利炮”试图洞开中国国门之际，即是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反思与批判之肇始。时人认为，以往的教育过于重视人文而轻视实用科学和技艺，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幼童海外留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所谓“师夷长技以自强”。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带给中国人史无前例的震撼，促使“维新”“变法”“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与此形势相适应，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国人关注的重点逐渐从生物进化论思想向社会进化论转移，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和教育思想经严复（1853～1921年）吸收、发扬、宣传遂得以广为传播，并成为北洋政府教育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直到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1859～1952年）的实用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事实上，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备受斯宾塞的影响，所以即使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后，科学教育思潮在中国依旧是主流。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一些教育家和学者深入分析和反思上述问题。如1923年著名学者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指出科技进步创造了物质财富，毁坏了“人生观”。由此引发科学与玄学之论战。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中国近乎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因之逐渐形成高度专业化的“专才教育”理念和格局。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囿于加速现代化建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客观现实，加之国人科技落后的压抑，中国教育一直存在着一味追求数理化、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

3现代教育本源的回归———科技与人文的重新糅合

科技与人文分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科技和人的异化，使得对于科技的本质与人类未来出路的反思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预见。他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6］。20世纪中叶以后，许多国家开始探索如何进行教育改革，试图把被忽视的“另一半教育”———人文教育恢复起来，实现“科技教育人文化”，由此形成一股人文教育“复归”的潮流。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股教育本源回归的浪潮，正是从教育异化滥觞之地美国开始的。按理来说，自20世纪伊始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位置，林林总总的现代科学发明创造大多诞生于美国，这也是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1957年11月，苏联第一个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令美国社会颇为震惊。美国朝野内外对航空航天技术领域落后于苏联极为不满，各方首先把矛头指向教育界。时隔十年以后即1967年，美国许多著名教育家终于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仍是一流的，落后的是文化艺术素质教育；美苏两国科技人员文化艺术素质的差异，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上述观点乍一听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仔细推敲后却觉得确有道理。19～20世纪，俄罗斯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美国屈指可数的世界级文学家和艺术家几乎全部来自俄罗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当年极力推行科技教育的哈佛大学于1980年提出“零点计划”（Projectzero），这里“零”表示教育者对文化艺术和素质教育认识的空白，今后这方面的教育从头开始。以“零点计划”为开端，哈佛大学此后特别强调人文艺术教育，通过强化人文修养，旨在培养出具有联想丰富、具有创意性思维的人才。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大学纷纷效仿。1994年，克林顿政府通过《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首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在世界上引起颇大反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力推行人文教育的做法纷纷为其他国家所效仿，代表着世界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并深刻影响着中国。进入21世纪，中国各大高校试行通识教育，试图重新建构起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扬人文科学的价值判断、现实批判、人格培养等功能，培养科技与人文兼具的高素质人才。科技与人文的再度糅合，实际上是教育本源的真正回归。

4中医药院校的通识教育———恰当处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中医是最具人文色彩的医学，中医药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理应更为合理地处理好科技与人文的关系。（1）牢牢树立“医学即人学”的教育观。与西医及其他传统医学相比较，中医的起源与发展始终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思想观念相生、相长、相融。19世纪末，西医开始取代中医成为中国医疗体系的主体，随之带来的重大变化就是以西医为中心的中国医学教育逐渐偏离传统轨道，人文色彩渐次淡化。20世纪后，中国的医学教育逐渐演化为单纯的技术教育，传统中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自我。时至20世纪末，虽然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也提出医学模式应当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理念在医学技术范畴和医学服务理念中都没有完全重塑。尽管近年来，社会各界包括医学界对医学究竟是单纯的生物技术模式还是生理—心理—社会的“人学”模式有一定的思索，但是这样的思辨还很浅层。即使在医学工作者内心深处，大多数仍把医学是人学的天秤偏重在对技术的依赖，而非人文精神。要真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单单依靠现有医务工作者内心发生转变远远不够，而应从医学生培养入手，从树立“医学即人学”的教育观着眼，以人文通识教育为切入口，以培养具有人文底蕴的中医药人才。（2）设置科技与人文兼容的通识课程模块。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曾说：“通识并不是叫一个人懂得的许多，自然科学懂一点，人文科学也懂一点，美术、音乐都懂一点，这样的话顶多不过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你自己可以到图书馆去翻。通识教育最基本的目的或者精神是应该让一个人或学习者了解自己及时代”。由此可见，通识教育的宗旨在于让学生掌握人文科学的分析方法、提高人文素养、培养人文精神。中医兼具科学和人文属性，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的内容自然也要体现科技与人文的兼容。2012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全面启动通识教育，要求2012级新生在本科阶段修读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该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6个模块，分别是人文与社会、文化传承与发展、自然与科技、人生与价值观、外语与跨文化交流、思想与政治。每个模块包含的课程数量不一，其中以“人文与社会”模块课程数量最多，近40门，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而且逐年递增。（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实人文课程资源。中医药院校大多独立设置，属于单科性院校，教师专业背景大多集中于中医药，开展通识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加之学生学业负担本来就重，开展通识教育更是雪上加霜。为此，引进网络视频课程一方面可共享校外优质人文课程资源，解决人文课程数量不足的缺憾，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让学生自由安排学习时间，形成一种自主学习与开放学习、自主思考与教师引导的全新教育教学模式，促进教学理念、教学方的法改革与创新。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网络视频课程分两种：尔雅课程和UCC上海高校共享课程。2012年，该校引进11门尔雅课程，2017年增至15门，主要集中在“人文与社会、文化与传承、人生与价值观”三大模块。上海高校共享课程的引进略晚于前者，起初只有3门，2017年增加了4门，仍集中于上述三模块。这两类课程的引入大大充实了该校人文课程资源，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学生对人文课程的修读需求。总之，基于科技与人文关系变迁视角下的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既要树立“医学即人学”的教育观，又要设置科技与人文兼容的通识课程模块，更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实人文课程资源，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培养既有扎实的科技知识与技能又具有崇高人文精神的新时代人才。

参考文献

［1］李政道．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是现代大学成功的标志［J］．中国大学教学，2002（6）：10．

［2］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肖朗．科教兴国的强音：斯宾塞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6（2）：88－96．

［4］永井道雄．近代化と教育［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

［5］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何兰萍 亓曙冬 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