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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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现状

目前，专门研究人口城市化和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相关文献主要是研究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阿肖尔曾收集美国1945－1985年的数据，研究政府财政建设支出与总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资与产出效率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古普塔通过对39个低收入国家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财政支出用于资本品(包括基础设施)和非工资性质的商品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余可通过考察1998－2004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地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与地区短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与长期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而吕瑛萍则通过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发现，中国1962－2005年间GDP和基本建设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正向因果关系;陈甬军利用1952－1998年间福建省的城市化率与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对城市化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王开科等利用福建省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推动了福建省城市化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调整效应不强;蒋时节等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化的影响是长期的，短期内影响则不显著。

从以上文献来看，关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城市化影响的研究并不丰富，并且主要为简单回归或者相关性的分析，研究的地区也很难代表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拟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原理及方差分解，对我国人口城市化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之间的长期和中短期动态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

二、计量模型建立及结果分析

1．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来体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该方法由西姆斯于1980年引入经济学研究中。模型常用来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揭示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和k×d维矩阵，H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εt是k维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并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2．变量与数据选取为了更好地反映人口城市化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第三产业比重作为控制变量。以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人口城市化水平、基本建设投资及产业结构的指标，分别用表示，并通过CPI平减指数对历年基本建设投资进行了平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从1979年到2011年。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将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用表示。图1显示3个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的趋势关系和截距项。

3．协整分析(1)变量平稳性检验———ADF检验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在计量分析中，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才能避免产生伪回归现象。通过ADF检验来考察时间序列是否为同阶单整，表1展示了ADF检验的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我国人口城市化、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都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变量的ADF值在5%显著水平上下拒绝单位根的假设，可以认为原始序列为一阶差分平稳，各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2)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运用EViews6．0软件估计模型，首先确定最优滞后期，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主要采用(似然比)检验法、AIC准则(信息准则)或BIC准则法等5个评价指标进行。表2为模型滞后期检验结果，5个评价指标均显示选择滞后1期。由此本文选取(1)模型。然后进行Johansen检验，表2为检验结果。表3中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和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之间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着一个协整方程，其协整方程为:LNURB=0．966LNTER+0．161LNJS+3．523其中，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为0．0642和0．0844。上式表明，我国1979－2011年间的人口城市化率与产业结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影响较弱。

4．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VEC)由于人口城市化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一定存在着描述人口城市化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基于向量误差的修正模型为:D(LNURB)=－1．608ECM(－1)+0．1757D(LNURB(－1))+0．1206(LNTER(－1))+0.02374(LNJS(－1))+0．0249其中ECM(－1)=LNURB－0．966LNTER－0．161LNJS－3．523为误差修正项。估计系数为－1．608，说明对偏离的修正有效，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因此，人口城市化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产业结构具有短期动态均衡关系。

5．基于脉冲响应的分析VAR模型中一个变量的冲击不仅会影响自身，还可以通过VAR模型的滞后结构传递给其它内生变量。当随机误差项施加1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时，考察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揭示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图2－4是基于•64•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为滞后阶数，这里设定为10期。纵轴分别表示人口城市化对自身、产业结构和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响应程度，其中实线为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2表明，人口城市化自身冲击的影响最大，并且逐年递增，到第6期后趋于稳定;图3表明，在期给产业结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正向冲击后，滞后1期人口城市化并没有反应，之后逐渐上升，第5期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图4表明，在本期给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后，人口城市化在当期下降，但在第2期达到正值，于第3期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在第7期之后在零位徘徊。从脉冲响应图上可以看出，相比较产业结构来说，人口城市化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反应不敏感，并且在某些滞后期还有负向作用。

6．基于方差分解的分析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在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会对其他内生变量带来影响，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反映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各个随机扰动相对重要的信息，并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由表4可知，如果考虑人口城市化自身的贡献，那么导致人口城市化上升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城市化自身的上涨，这也与脉冲响应函数基本一致，但贡献力度在逐年下降，到第10期达到80.67%;产业结构对人口城市化的贡献在上升，并且于第10期达到17．78%;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则呈现倒“U”型，第3期达到最大5．33%，然后逐年下降。综上所述，相比城市建设投资来说，产业结构对人口城市化的贡献较大，并且能够对人口城市化起到长期稳定的作用，但是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却表现得不明显。

三、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影响薄弱的原因分析

1．外在制度因素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民因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期才决定迁移，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工资、就业概率、迁移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因此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政府必须要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建国以来，为了维护城乡的政治、社会和生活稳定，中国一直实施二元户籍制度。在各种制度和命令的影响下，城乡分割的局面形成了，从而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迁移成本。以1958年为例，新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系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按照户口身份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缺乏为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动机。上述因素最终导致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虽然能够扩大城市规模，但对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作用力却不足。

2．内在机制因素在城市建设中，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房地产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在投资驱动的主导下，维持资本的边际收益，并形成长期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土地财政也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60%都来自房地产业的贡献，因此，政府部门有动力通过加大城市基本建设投资来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一机制也会延缓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其原因在于:第一，房地产行业并不能为进城农民工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第二，城市房价的高涨，增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成本。图5显示，以2002年为基期，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速高于人口城市化的增速，而且两者的差距也逐渐增大。2011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相比2002年增长了67．9%，而人口城市化水平相比2002年只增长了31．1%．综上所述，城市面积的扩大并不能很好地促进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是城市是否能够给进图5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速度比较城农民工提供相应的福利、医疗、科教和就业机会。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城市化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检验进一步表明，这一长期关系为正相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的长期积累效应较弱，并且在短期内的调整效应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两者间作用的发挥。为了更好地实现人口城市化和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人口的城市化，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在提高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要注重引导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方向，充分发挥其对人口城市化的带动作用。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基本建设投资不应该扮演土地经营者的角色，而应该以土地换产业。因为只有建立良好的产业基础，才能为人口城市化提供相应的产业支撑，从而使进城农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第二，加大对居民福利、卫生、医疗和科技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发挥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的长期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基本建设支出方面，往往向一些快速拉动就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建设部门倾斜，对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投入却不足，这将影响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的长期推动作用的发挥。第三，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我国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对人口城市化的外部性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2008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但是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依然存在，抑制人口城市化的直接因素还有待消除。第四，明确基本建设的投资方向，引导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基本建设项目以其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往往成为地方政府间争夺建设的热点，容易导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最终造成投资效率低下、经济和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放缓。因此，政府应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加强投资科学化管理。总之，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新”，就要由过去的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转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内涵为中心，发挥我国财政基础建设投资的功效，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真正实现人口的城市化。

作者：韩民春刘甲炎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