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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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刊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边燕杰、张文宏的研究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持续效力，在双轨制和转型时代，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但它是在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展的条件下出现的。［19］其后，不少学者沿袭边燕杰的思路对不同目标群体的职业地位进行研究，如周玉（2006）对干部职业地位的研究，曹子玮、叶静怡、孔建勋等学者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周大雄、陈海平（2005）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等，均是从社会网络视角切入研究。这些成果均发现，在中国，社会网络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有着重要影响与作用。三是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职业地位获得进行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学者们一般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职业地位获得进行性别比较。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男性较之女性更有优势，但在不同体制类型的组织内或不同背景因素影响下会有不同的表现。［20-21］已有的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但同时存在着三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已有研究的目标群体相对集中，多集中于城市居民、本科毕业生、农民工职业地位的研究，而较少将学术目光投向流动女性这一群体。二是已有研究更多地从宏观层面对职业地位进行研究，虽也有从微观层面介入研究的，但多停留于个人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关系的研究。三是已有研究构建的理论解释模型中，职业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多停留在宽泛的层面上进行，将工作单位确定、收入水平、职业流动等相关内容均纳入其中，缺乏对职业地位具体的、客观的测量与指标设定。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完善与发展：一是契合当前城市化进程与中国性别平等进程不断加快的宏观背景，将学术目光聚焦于流动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地位研究。二是依据职业地位的科学涵义，对其进行客观测量指标的设定。所谓职业地位就是指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它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声望构成。［1］据此，本研究将从职业声望、职务层次、收入水平这三个指标对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进行测量，分别代表职业地位所具有的声望、权力与财富。三是从微观层面构建理论解释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进行更为合理与科学的解释。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及再社会化理论，我们认为，流动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地位获得不仅受到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还将受到人力资本、城市流动经历的影响。根据以上的思考，我们构建了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解释模型（见图1），以检验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性质与程度。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包括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三个指标。解释变量有三组，分别是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流动经历，体现了我们的三个理论思考，一是人力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和优秀品质，它是一种区别于物质资本的新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嵌入在劳动者身上，它是一种投资，可以增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大的作用。［22-23］因此，在人力资本变量中，我们选择了人力资本中的三个重要变量：体现知识的受教育程度、体现技能的是否掌握专业技能及象征优秀品质的成就动机。二是社会网络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网络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产生价值，是一个重要的资本，它充当“信息桥”，传递比较充分的信息；它发挥着人情网的作用，通过长期互惠和面子机制，完成没有正式规范约束下的社会性交换，对资源进行重组和配置。同时，社会网络资本对提高个人和家庭的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作用。［24］因此，社会网络对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有着重要作用，它是模型中重要的解释变量。本研究的社会网络资本具体化用三个变量来测量：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多元性与社会网络顶端。三是再社会化理论。再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它是指个人在一种与他原有经验不同规范与价值的环境里，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个人会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重新学习价值、角色及行为，自动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参与新的社会生活，它能导致与先前社会化过程不一致的新价值观和行为。城市流动经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全新的经历，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对她们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她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在改变。她们在城市里经历着再社会化的过程。因此，不同的城市流动经历在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也必然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的流动经历将由在城市的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来表示。以上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具体假设如下：一是流动女性的人力资本与职业地位成正比，即流动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二是流动女性的社会网络资本与职业地位成正比，即流动女性的社会网络资本规模越大或质量越高，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三是流动女性的城市流动经历与职业地位成正比，即流动女性城市流动经历越丰富，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2012年泉州市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状况的问卷调查。由于泉州市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民营企业数量众多，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来人口到此务工、经商，因此选择泉州市进行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配额抽样与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课题组在泉州市丰泽区、鲤城区、洛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台商投资区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区分别抽取3家员工规模100人以上的企业，共选取15家企业。然后，在每家企业抽取40个流动人口作为调研的样本，发放600份问卷。在流动人口居住集中的社区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发放300份问卷。共发放900份问卷，回收800份，有效样本758份，回收率88.89%，有效率达94.75%。最后，从758份流动人口数据中选取了375份流动女性样本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本研究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职业地位”通过三个指标进行测量，即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职业声望分为以下八类：政府机关办事及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商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及有关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农林牧渔业人员；家庭主妇/失业人员，分别赋值1~8分，得分越高，表明职业声望越低。职务层次分为：老板；高层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一般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普通工人或普通雇员；家庭主妇或失业人员，分别赋值1~8分，得分越高，表明职务越低。收入水平分为5个层次：1000元以下；1001~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0元以上，分别赋值1~5分，得分越高，表明收入水平越高。对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分别作以下测量和处理：人力资本变量，这组变量有三个：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技能、成就动机。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是否掌握技能处理为虚拟变量，成就动机通过工作状态来表现，分别为：“我积极追求事业发展、事业成功”、“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我安于现状，职业有没发展无所谓”，这三种工作状态相对应的成就动机为：成就动机强、成就动机较强、成就动机弱。成就动机变量被处理为虚拟变量。社会网络资本变量，这组变量操作化为三个变量：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多元性与社会网络顶端。社会网络规模通过问题“您在城市里平时以各种方式交往的亲属、老乡、同学、朋友、同事和相识大约有多少人”来测量；社会网络多元性的测量，在问卷中向调查对象提供八大类职业，请他们标明在他们交往的亲属、老乡、朋友等当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社会网络顶端通过问题“您在找工作或更换工作过程中，对您帮助最大者是何职务”来测量。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多元化为定距变量，社会网络顶端为定序变量，但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将之近似地看成一个定距变量。城市流动经历由到城市的打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城市数两个变量组成，这两个变量都处理为定距变量。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流动女性职业地位状况描述如前所述，所谓职业地位就是指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它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声望构成的。因此，我们将分别从流动女性受调查时的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来考察她们的职业地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女性在城市的就业率较高，多数集中于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但技术人员的比例比以往研究有显著提高。流动女性进入城市后的就业率高达98.1%，进入城市后成为家庭主妇或失业人员的仅占1.9%。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职业声望较低的生产运输业和服务行业仍是流动女性进入城市后主要的劳动领域，分别占到了23.2%、21.3%，位居流动女性进城后从事职业第二、第三位。但以往研究发现流动女性进入城市后从事技术人员这一职业的为数甚少，不超过5%。［25］而本研究的调查却发现，流动女性入城后职业分布于技术人员的占到了总人数的32.9%，将近1/3，位居流动女性进城后从事职业的第一位。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发现，这些选择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女性，其实大多数仅是低技术、简单工种的工人，甚至是工厂里流水线上的工人，如织布工、针织工、皮革工、缝纫工等，技术含量较低。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女性的职务层次普遍不高。流动女性的工作职务多数为普通工人、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一般技术工人，比例分别为34.5%、21.1%、16.0%，而位居管理人员的仅占16.3%，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更少，仅为1.9%，职务为老板的仅占0.3%。流动女性的收入水平也不高。多数流动女性的收入水平为2001~3000元，占到总样本的45.8%；其次为1001~2000元，比例也较高，为36.7%，而收入在3000元以上特别是4000元以上的较少，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上的比例仅为14.0%。可见，流动女性目前的职业地位较低，她们的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都普遍不高，只有少数流动女性处于较高的职业地位，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

2.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分析表1是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多元回归模型的统计估算结果。模型1、2、3分别是以样本女性目前的职业声望、职务层次、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旨在发现流动女性获得目前职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都很不错，拟合系数均超过10%，分别为14.3%、20.2%、14.2%，即三个模型分别有14.3%、20.2%、14.2%的因变量方差得到解释，其样本决定系数均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这三个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三个模型所展示的数据来看，本研究所选用的解释变量除一个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外，其余变量均在不同层面上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作用方向与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基本一致，仅其中一个变量的作用方向与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相悖。首先，我们来看人力资本变量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本研究所选的人力资本这一解释变量中，成就动机的作用最大，它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即成就动机越强的流动女性，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安于现状”的流动女性，事业上积极追求成功的流动女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流动女性，她们的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越高，而且差距明显。相对“安于现状”的流动女性，积极追求成功的流动女性，职业声望值将提高0.759、职务层次值提高0.64、收入层次提高0.403；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流动女性，职业声望值将提高0.609、职务层次值提高0.468、收入层次提高0.311。成就动机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力求成功并达到优异成绩的欲望。笔者认为，相对“安于现状”的流动女性，成就动机强的流动女性更渴望职业发展、事业成功，这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将促使她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习技能，并为工作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她们也比安于现状的流动女性更能承受住各方面的压力，更能勇敢地面对各种困境，这都使得她们更有机会获得较好的职业、较高的职务与收入，职业地位相对较高。人力资本解释变量中的是否掌握技能的影响位列第二，它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中的职业声望与收入水平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一致，即掌握技能的流动女性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没有掌握技能的流动女性，掌握技能的流动女性职业声望更高、收入水平更高。掌握技能的流动女性职业声望值将提高0.573，收入层次提高0.154。技能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存量之一，对职业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流动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是否掌握一技之长对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意义更为重大，想要获得较高的职业声望或收入水平的职业，一般需要一定的技能水平支撑，因此掌握技能的流动女性就更有机会与资本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人力资本解释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也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影响方向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女性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流动女性，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大专的流动女性职务层次较高，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流动女性不仅职务层次更高，收入水平也更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流动女性职务层次将提高0.778，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流动女性职务层次将提高1.089，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提高1.665，收入层次提高0.155。其次，社会网络资本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其中，社会网络顶端的作用最大，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一致，即网顶越高的流动女性，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为流动女性在城市找工作或更换工作提供最大帮助的人职务级别越高的，流动女性的职业声望、职务层次与收入水平就越高。一般而言，处于较高地位的帮助者拥有较多的资源，能施加较大的影响，因而更加有助于受助者职业目标的实现。边燕杰对社会资源在职业地位获得中作用的研究也表明，职业地位获得中实际帮助者的地位愈高，得到的职业地位越理想。［18］因此，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的流动女性，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社会网络规模的作用位列第二，它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中的职业声望与职务层次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即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的流动女性，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的流动女性，职业声望与职务层次就越高。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流动女性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广泛，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能够获得的帮助也越多，这将有利于她们在城市中获得较好的职业与一定的职务层次。社会网络多元性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因为流动女性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多为同质性的社会网络，异质性的社会网络非常少，流动女性虽然远离家乡，来到城市这一全新的环境中，但流动女性的社会交往圈仍然以血缘、地缘和打工同事为主，在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强关系作用大于弱关系。因此进入统计分析时，社会网络多元性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没有显著影响。综合以上可见，社会网络资本对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作用不仅体现为信息桥的作用，即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的作用，而且还发挥着人情网的作用，即待分配的择业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照顾，［24］因此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的流动女性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在工作单位、工作过程中获得的帮助与照顾也可能更多，这将有利于她们获得声望较高、收入较高的职业，并且在工作单位获得晋升机会的可能性也越大。［26］最后，流动经历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入城市务工时长与到过的打工地区数均对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与假设不尽相同。其中，进入城市的务工时长对流动女性的职务层次、收入水平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即进入城市务工时长越长的，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城市务工时长越长的流动女性，职务层次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笔者认为，流动女性进入城市务工实际上是经历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她们进入城市打工的时间如果越长，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就越深，对职业的追求与定位就会更趋同于城市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规则也会越熟悉，这都有利于她们在城市更好的工作与发展，有利于职业地位的提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女性到过的打工地区数越多，职业声望就越低，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悖。这可能是因为，打工地区数越多的流动女性，意味着她们的工作不够稳定，频繁地更换工作、更换城市，不利于她们工作熟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工作经验、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这些将直接阻碍她们获得较好的职业地位。［27］

作者：孙琼如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