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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一文中提到,人口增长是刺激资本需求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在一部西方经济演变史中,人口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经济学家对于人口的论调也根据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而不同。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与经济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各产业日趋饱和,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导致生育率和就业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减小,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以西欧为例,从1973年到1999年,欧盟就业率由66%下降至62%。同时,由于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增长,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不断推迟,但低龄退休的现象却普遍存在,1985年欧盟60岁以上男性人口的预期寿命为17.15岁,55-64岁男性人口就业率为54%。10年后,这一年龄组人口的预期寿命为19岁,而55-64岁男性人口就业率下降为47%。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从而导致国家在再分配中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少。解决这类国家的人口经济问题,在我看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对处于孕期的妇女与家庭进行补贴,从而提高生育率,使国家的劳动力储备得以提升,例如法国在06年出台的《鼓励生育法案》,对处于代孕期间的妇女,如待产在家则领取全额工资,如坚持上班,则领取1.5倍工资。第二,推迟退休年龄。由于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最低保障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刚性,因此退休年龄早晚与退休金额的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推迟退休年龄,则可推迟老年人口领取退休金额的时间并可能减少和分散退休人口,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
另一方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国,则出现了人口过剩,人口增长率过高,以及性别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同时,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的大量失业人口。以中国为例,拥有五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农业长期处于经济的支柱地位,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农村一直存在,因此人口的数量与农业的收益成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形态在当今的中国依旧存在,因此中国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举不下。同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依旧存在,导致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增长过快,会妨碍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劳动人口过多,便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供他们使用,导致生产率下降。在索维的人口增长模型中,当人口不断增长时,为使增加人口与现有人口保持统一生活水平而需要的投资称为“人口投资”,为提高整个生活水平的投资,称为“经济投资”,如果“人口投资”长期排斥“经济投资”,则不利于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所以,这样一类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第一,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转变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同时,人口质量越高,要求消费水平也越高,社会的消费需求量也越大,从而拉动经济发展。第二,加大宣传力度,控制人口增长率,使其处于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在1910年就提出了“适度人口”的概念,指出人口变量或人口密度的变动对经济变量施加的影响,主张通过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最后达到静态人口增长。而法国学者索维进一步发展了适度人口理论,提出了在一定时间内,对于特定经济目标来说,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是最适宜的动态经济适度人口。索维在考察动态人口时,他指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适度人口的变动都有影响,随着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适度人口的规模也会随之相应提高,因为在原有的适度人口数量上无法创造出最大化的社会效益。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的紧密,每个国家只有将人口数控制在与生产力以及生产资料相匹配的范围内,才能创造出最大的收益,我想这或许也是人口与经济之间博弈的最优解。
作者:刘志豪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