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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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与原理

本文拟采用改进的TOPSIS方法对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评价。TOPSIS方法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最早由H．wang．C．L和Yoon．K．S提出［15］。它是多目标决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种科学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根据各被评估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来排列对象的优劣次序。所谓理想解是设想的最好对象，它的各属性值达到所有被评对象中的最优状态;而负理想解则是所设想的最差对象，它的各属性值是所有被评对象中的最差状态，计算各被评对象与理想解及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距理想解越近且距负理想解越远的对象越优。与传统的TOPSIS方法相比，改进的TOPSIS方法对规范化矩阵的求解和权重计算公式进行了改进，降低了规范矩阵求解的复杂程度，克服了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具体应用该方法进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评价，就是首先确定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的最协调状态与最不协调状态，然后通过比较研究年份与“最协调状态”和“最不协调状态”的相对距离大小来确定该年份是否协调。

(2)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数据是北京市2000－2010年的人口、资源环境相关指标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历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六十年》，部分指标数值是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所得。

2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型建立过程

2．1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1)理论基础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物质资料增长的悲观学说，到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增长通过技术进步等可以促进环境容量扩大等针锋相对的乐观观点，可以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很早以来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全球环境退化，资源短缺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比重日益增大，使得人们再次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关注［16］，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得到各国广泛接受，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而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之一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有学者发现在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倾向，也就是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意义对比的关系，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看成是简单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要素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简单的意义对应的指标协调，这种倾向存在着一定缺陷，因为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是通过经济过程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能将经济过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16，17］，而是要放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技术等大的系统中，来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是否协调。

(2)相关概念界定

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程度进行评价，首先要界定清楚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协调的概念，否则，研究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误。人口是指一定地域、一定时点的个体的总数或者集合;资源环境一般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各种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童玉芬［16］认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应该是指人口的变动(包括人口规模、结构、分布、质量等变动状况)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即当这些人口要素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的相应变化，而不是简单指人口这个群体对环境意味着什么，或者施加了怎样的影响。所谓协调，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就是系统之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或者说是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则是指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大的系统中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一种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

2．2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现有的PRED或PREE指标体系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初步选取了21个指标，其中人口指标10个，资源环境指标11个，为了更清晰全面地诠释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内涵，笔者将指标进一步细分，人口指标中，以常住人口密度反映人口规模，而老年人口抚养比、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城镇人口比重等人口结构指标分别反映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用婴儿死亡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以及每万人专利授权数等指标来衡量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创新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以及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反映人口生活水平;资源环境指标也分为三个方面，北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尤其水资源更为紧张，因此本文选取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作为衡量资源储量的指标;以万元GDP水耗和能耗来反映资源消耗水平;衡量环境污染程度指标有4个，涵盖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染，另外城市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所占比例、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等4个指标反映了环境治理效果。另外，为保证指标的客观性，科学性，独立性，笔者对指标进一步筛选，采用偏相关系数(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s)来测定指标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根据分析需要，本文又将人口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就是指标数值越大越好，用(+)表示，而负向指标则相反，用(－)表示。文中选取的资源环境指标和人口指标在北京这一研究区域内都具有明确的极性，以人口指标为例，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恩格尔系数等极性是负的，也就是说与人口发展方向相反，即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恩格尔系数越高，人口发展水平越低，而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可支配收入、每万人专利授权数等与人口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即指标数值越高，人口发展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2．3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结果分析

2000－2010这十一年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布局、居民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活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更清晰直观地呈现十一年间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变化趋势，笔者将表3中的协调度d+i与时间序列进行拟合(如图1)，结果表明人口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的协调程度趋于好转，然而这期间波动较大而且整体协调程度处于中低水平，本文将尝试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分析。从协调度变化曲线来看，我们发现这十一年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程度变化波动较大，2000－2003年这四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由濒临失调状态逐步变为轻度失调状态，到2003年达到最低，协调度仅为0.3754，究其原因我们知道2003年以前北京的城市绿化面积还较低，受沙尘暴天气侵袭，环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另外，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等原因使得万元产值水耗、能耗较高，因而导致北京的资源长期处于高消耗状态，环境也不断恶化，人口发展方面无论是人口素质还是居民生活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以上原因综合作用下，2000－2003年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程度处于逐步恶化的状态。到2003年，由于“非典”的冲击，多项指标为近年来最差，从而导致2003年为近十一年来最不协调的年份。2004年开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政府从中吸取了教训，同时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环境的措施，使得2004年人口资源协调程度有所好转。2005年人口规模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另外空气重度污染的天数有所增加、城市水质有明显下降趋势，富营养化程度加重等原因导致2005年协调度略微下降。2006年以后呈现稳步好转的趋势，这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以及政府采取环保措施力度的加大不无关系。然而，尽管有所好转，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勉强协调的状态，造成这种低水平协调的原因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直接因素以外，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也就是说人口系统是在经济这一内在驱动力的作用下，通过一系列的人口活动作用于资源环境系统的。我们知道，北京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三大城市之一，良好的融资条件、丰富的信息资源，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雄厚的研发基础等等使得北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工作、生活和投资(据统计2010年与2009年相比北京常住人口总量净增206.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净增195.5万，占净增人口的94.5%)，从而导致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以及噪声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另外，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也是通过人口活动作用于经济过程产生的，如果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都折合成碳排放量的话，有研究表明经济特别是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大［18］，然而北京产业结构还处于不断调整和转型的阶段，这一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消极作用并未减弱，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就业结构，在这样的内在机制作用下表现出人口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笔者认为制度因素也是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低的重要原因，尽管政府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颁布了一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制度安排，然而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资源浪费约束机制，环境保护也常常是在严重的污染发生以后才进行补救，而缺少完善的环境污染预防机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度约束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失调。在以上因素综合作用下，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便不难理解。

3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评价结果显示，2000年－2010年这十一年北京市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波动，2006年之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较差，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2006年以后有所好转，呈现勉强协调的状态。总的来看，北京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处于中低水平，矛盾较为突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协调度较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重要因素是制度，因此，为促进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完善。一方面，充分发挥北京融资条件良好、信息资源丰富，研发基础雄厚，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等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集中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污染小，能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完善制度，加强人口调控，包括流动人口管理制度、资源约束机制以及环境污染预防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权与责以避免互相推诿，从而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问题在制度框架内得以解决。

作者：王莹莹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