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人口关系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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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社区已然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通用范畴，但对什么是社区，学界仍无统一的权威界定。早在1994年，“据说社区的定义有100多种”［5］。2002年依然“社区的概念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概念，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内涵”［6］。《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中提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这是目前为止官方给出的有关社区的权威界定。问题是“这里给出了两个不同的定义，即地域性共同体和居委会辖区。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社区的根本性质的回答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偏重于社区的共同体性质，而后者则偏重于社区的地理区域性。但是，‘社区是一个地域性社会实体单元’则是双方都共同接受的。实践部门从便于行政管理的角度视居民委员会辖区为社区，并以辖区为单位开展封闭化、分割化、小而全的社区建设”［7］。更有研究提出：“中国行政色彩强烈的‘社区’﹙或称‘行政社区’﹚……也能成为社区。中国社会中的‘行政社区’遍布全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是其天然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社区可以理解为人类从事各种活动的一定的地域空间，社区的社会性与地域性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性表现为社区所固有或蕴含的价值内涵或人文精神，地域性则是社区价值内涵实现的外在空间或地域范围。所谓“社区作为人群共同体固然需要依存于一定的自然地域，但使它融为一体的是诸如‘鸡犬相闻、守望相助、荣辱与共’之类的人际关系。如果在既定的地域内，人们之间缺乏紧密的人际交往和利益互动关系，那就不成其为人群‘共同体’，亦形不成社区”［9］。在日常生活及社区建设实践中，更多的人将社区通俗地理解为一定数量或规模人口活动的地域空间，如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等。关于社区的构成要素，也存在着不同的表述：“社区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人口，居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人群间具有紧密的社会交往、共同的利益以及相近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5］；“社区的共同属性可归纳为五点：一定的地域性质；一定的人口规模；一定的生存方式；一定社会结构形成的联系；一定的文化和心理特征”［10］﹙P7﹚；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显然是泛指的，只要具备社区的五大要素，即人群、地域、服务、认同﹙社区意识﹚和文化﹙社区精神﹚，它就是一个社区［8］；《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则将其归纳为人口、地域、经济、社区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共同的文化与制度、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为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7个要素；等等。虽然表述不同，但地域和人口无疑是构成社区的两个基本要素。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中，人口是构成社区的主体。因为，“一定规模的人口是社区存在的前提，社区的要义不在于地域和区位结构，而在于人，在于人的集合。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就没有人群的活动，就不能彼此互动结合成多种多样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形成社区”；“在社会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保持一个相对适当的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人口，是社区生产和生活赖以持续进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社区是人口管理的重要平台

从社会人文视角看，国际范围内社区实践的产生及其研究的兴起，源自人们对工业化时代社会变迁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与冷漠的不满。因为“从滕尼斯开始，社区便具有一种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密切与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内涵”［11］，因此，“呼唤社区”、“重建社区”呼声的响起，可以看作是人们对理想化了的农耕时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脉脉温情”人际关系的追思和怀念。有研究提出，社区的产生，经历了从社区到法理社会再到“回归社区”的过程，回归社区的本质是传统的社区人文精神的复归。回归主要是指：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掘和复兴“社区”这一传统社会结构中蕴涵的某些合理的精神文化价值，回归既是对社区本质精神的诉求，又是要超越狭隘的亲情、人际关系，走向更大的人际互动。［12］在此过程中，“社区”实际上成为重建某种人文价值的表征，也是从抽象意义上实现对人的管理的一种平台。

中国社区建设的兴起，则更凸现了社区作为人口管理平台的功利性功能。中国的社区建设可以看作是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政府出于解决基层社会管理问题、执政党出于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直接目的，借鉴西方社会改良的经验，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所进行的一种改革尝试。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建立起了“单位”这一特殊组织形态，在农村则建立起了可被当作“类单位”的体制。“这种‘单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实现了对城市居民的有效整合、控制。”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30004000万的下岗、失业人员涌入社会；同时，在企业大卸“办社会”包袱的背景下，4000多万离退休人员的管理也被抛向社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则更是游离于正式的有组织的社会网络之外；而城市的扩张更“制造”出20004000万“失地农民”，失去土地这一最后保障的农民相当一部分沦为“城市贫民”……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原来由“单位”和“类单位”体制构成的社会组织模式正在或已经丧失了其原来的地位和作用。这使社会管理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而这个管理真空又常常与社会贫弱阶层相关。在许多领域，社会管理没有了可以依托的承载体。［8］于是，“从载体上看，社区成为单位体制消解之后的第一个关注点。发展社区，利用社区载体来承接大量的社会管理的问题成为党政工作从单位转移出来的重要选择”［13］。就功能视角而言，社区的主要功能是为人口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一般地说，社区功能就是满足家庭、社会组织自身所不能满足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多种需要，为社区内家庭、组织功能的发挥提供所必需的社区环境和条件。”［14］中国近年来人口管理实践业已发现：“人口管理政策的内涵应当包括，如何合理界定人口的容量、如何在优化区域合理引导人口进入、在生态脆弱地区合理移民等等。”［15］也就是说，必须紧密结合社区制定人口管理政策。多年的社区建设实践也已经证明：“社区是体现民生、联系民生最突出最直接最具体的地方，政府关于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最终都要体现在社区、反映在社区。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和流动人口涌入城乡社区，数以千万计的城乡低保人口、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离退休职工等困难群体生活在城乡社区，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满足普通居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已经成为当前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一项紧迫任务。”［16］1992年美国洛杉矶种族骚乱后，政府所采取的改善社会治安和种族关系的措施，可以看作是借助社区实施社会控制或管理的经典案例。美国洛杉矶种族骚乱的前奏是1991年3月16日，在洛杉矶的黑人居住区，一个15岁黑人女孩在朝鲜族人开的杂货店因买一瓶橙汁发生争吵被枪杀，法庭判杀人店主有罪，但只判了他7年缓刑。直接导火索是1991年3月3日，四个洛杉矶警察长时间殴打一个骑摩托车超速闯红灯的黑人RodneyKing被曝光，1992年4月29日，受到过度使用暴力和种族歧视起诉的四个洛杉矶警察被法院判决全部无罪释放，最终导致延续了四天的洛杉矶种族骚乱。骚乱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3600起纵火，1100起房屋被烧，53人在暴乱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这场骚乱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是警察打人时被拍下来了；第二是黑人老早就产生了对警察与司法系统不公正的怨愤；第三是经济上的原因，贫困和失业。黑人、西班牙裔和朝鲜族人都只能到城里最破败的地方居住和开店。这里早先的居民都是黑人，他们传统的地盘被一步步蚕食，而且朝鲜族人开店又不雇佣本地黑人，给他们的印象就是歧视。骚乱中，大部分冲突不是发生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黑人、朝鲜族人、西班牙人三个群体之间，而洛杉矶是全球最大的朝鲜族移民集中地。

美国政府在极为罕见的调动军队平息骚乱，由司法部出面成立联邦大陪审团重新审理四个警察，并对洛杉矶地区警察进行整顿的同时，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决定对穷困地区进行社区再造。为此，民间包括公司捐款10多亿美元，银行也给予重建家园者较好的贷款条件。为改善社会治安和种族关系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让洛杉矶负责一个小范围的警察﹙类似中国的派出所片警﹚与所管的居民小区，定期作圆桌对话，与本地居民有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大大减少了居民对警察的误会和敌意。二是让开店的朝鲜族人同周围黑人居民进行对话，在重要的节日，让他们跟穷困的黑人互相搞社区活动，也鼓励他们尽量雇佣本地黑人做帮手，减少不同族群之间的误解；西班牙移民也积极接触黑人邻里，组织公益活动，参与重建社区。更深层次的融合发生在教育领域，政府促使多族裔的孩子在一起受教育，让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通过密切接触发现共同关怀。10年以后，当年目睹骚乱的孩子重聚一起座谈时，感受最深的是，上一代无意播下来的误解和仇恨已经得到大面积消解乃至根除。不同族裔的孩子一起上学后，成了朋友，对对方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不再把对方作为一个抽象整体，而是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交往，敢于到对方的区域甚至家里去玩。从第二代起，以前受到的伤害慢慢淡化，洛杉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骚乱。［17］

二、社区是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载体和机制

“在解决全球、国家、区域不同层面上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大框架下，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层面，成为人口控制、经济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10］﹙P104﹚近些年，学界普遍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促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9］，但由于中国长期推行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们往往将计划生育狭义地理解为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在中国式人口控制实践中，社区的功能作用不仅为学界所关注，而且为实践所证明：“人口控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是社会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以来有过两个大的思想转变，一是推行‘三为主’，改变单纯行政性控制生育的办法，推广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二是推行‘三结合’，改变就控制人口抓计划生育的办法，寓人口控制于人口之外，通过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培育人口控制的环境，这种思路与动员社区内各种力量形成人口控制的社区环境是基本一致的……从社区角度研究中国生育转变有助于人口控制，是‘实现社区内人口、经济、环境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的一条捷径’。”［18］早在1992年，田雪原针对长期以来人口控制重宏观、轻微观、缺“中观”的情况，提出“中观”人口控制的基本领域是社区的命题，力陈加强社区建设在人口和计划生育中的重要性。其依据是：其一，由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社区成员大致相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的生育水平。其二，由于社区由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社区成员所组成，每个成员的收入状况怎样不仅关系到自身也涉及他人切身利益。其三，由于社区在社会组织中具有天然的“细胞组织集合体”作用，使之成为国家宏观人口控制与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微观选择之间“对接”的纽带。其四，由于社区具有某种传统特征，在包括生育文化在内的特定文化圈形成过程中，铸造了人们的生育观念。［3］﹙P272274﹚罗淳认为，“基于中观层面上的‘社区生育控制’的提出……是继政府的宏观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和微观个人的自主抉择调控实践之后始受重视的又一生育控制实践活动，并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提出，“以社区为基础来开展生育控制工作，就是要借助社区这个工作‘台面’，借助社区在资源和利益上的这种共享和互动特性，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促使人们感到生育不只是与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私事，同时也关系到社区的兴衰存亡……在生育控制中注重社区这个中观层面，有助于把计划生育国策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动，即化外力﹙政府指令﹚为内力﹙自我要求﹚，变被动﹙受控对象﹚为主动﹙参控主体﹚，从而有利于缓解干群关系，实现整体协调发展，这正是社区生育控制所具有的优势与活力所在”［9］。2001年，国家计生委、民政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的《关于加快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改革的意见》，是至今为止最为权威的有关社区与计划生育关系的官方文件。文件中肯定了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也为稳定城市低生育水平、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正在经历新的“两个转变”。“新的‘两个转变’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就是关注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和安全问题；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就是用教育、科技、行政、法律、保障等手段来综合治理人口问题。”［19］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奋斗目标的同时，稳定低生育水平仍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如何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呢？《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围绕着“建立和完善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新体制”三个方面，提出了任务规划。这些任务规划和我国现行社区建设，特别是和谐社区建设密切相关，并且，社区也是这些任务规划得以最终贯彻实施的重要平台。中发［2006］22号文件提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关于加快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改革的意见》精神，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就功能而言，在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落实的过程中，社区既是有效载体，又是良性机制。所谓有效载体，是指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许多政策措施需要依托社区或在社区层面上予以贯彻落实，从而使这些政策措施发挥应有的效能。所谓良性机制，是从治理理念着眼，通过有效地调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等参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管理，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作者：崔恒展单位：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