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态环境意识调查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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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杂志》2014年第ZA期

一、概念、范畴定义

(一)生态环境意识本调查研究的指向为“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笔者将生态环境意识定义为:是人们对自然生态自身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相关方面的了解、领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态度、行为动机、行为能力。生态环境意识构成可以简略分为知识、态度、践行三个方面，之所以将生态环境方面的践行活动纳入调查研究，是因为践行是知识、态度的延伸，也是特定的认知与态度的反照。本调查研究着重于大众层面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倾向。在大众语境下“环境意识”与“生态意识”涵义相近，但在学术语境下“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通常有“浅绿”与“深绿”的差别(见下述“浅绿”与“深绿”的论述);而环保意识则是在上述环境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保护环境的认知、态度、潜在能力的概括表述，是具有正面价值取向的环境意识;目前国内多数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集中在“环保意识”上，但在当下“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意识主导下，这种“环保意识”，与国际上主流的主张反人类中心主义、反过度工业文明、反“现代性意识”、反消费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价值取向往往相反。在这种“可持续发展”主流意识主导下的“环保意识”研究的通常缺陷是，其一，对环境保护的真正意义不作追问，而常常将环境保护的意义困囚于为人类的发展的需求上;其二，这种研究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环保观的价值取向对民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上可能在起到一种误导的作用，使民众更远地偏离真正的生态意识。

(二)知识、态度、践行生态环境意识从知识方面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和环境问题的感知、了解和领悟;从态度方面则表现为情感、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是了解和领悟的自然延续;而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践行是知识、态度、行为倾向的进一步延伸，可以反映出行为主体生态环境意识的特点、方向、强度等;对上述生态环境意识的三个方面我们也以知晓、认同(对生态价值观的认同)、践行来简略表述，同时也就有了知晓度、认同度、践行度的量化(强度)概念。

(三)“环境素养”与生态环境意识美国学者Roth在1968年首先提出“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literacy)的概念，后来联合国出版物中曾以全人类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literacyforall)为题，将环境素养描述为“全人类基本的功能性教育”，可提供“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动机，以配合环境的需要”，并“有助于可持续的发展”。Roth认为有环境素养的人具有下列特征:(1)对整体环境的感知与敏感性;(2)对环境问题了解并具有经验;(3)具有价值观及关心环境的情感;(4)具有辨认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5)参与各阶层解决环境问题的工作。后来其他国外学者又补充了诸如“具有补救环境问题的策略知识”等环境素养内容。其实“环境素养”含义与本文生态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因而本调查研究在设计市民生态环境调查问卷和访谈调查纲要时参考了Roth和联合国组织提出的“具有环境素养的人的特征”之内容，并结合本调查具体目标，设计了调查研究具体内容。

(四)自然亲和力人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源于人类本有的自然属性，源于先天的本能，这种本能表露人类自身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亲和自然是人自身对大自然回归和再认同的内心渴望的表现。因而，在人的生态环境意识中，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是最底色的、最纯真、最真实的部分;亲近、向往和敬重自然生态是最具指标性的生态意识组成部分;与之相反，不爱自然，价值指向或多或少已经偏离人类的本性，诸如“征服自然”“向大自然开战”的理念，以及贪婪无度的消费主义，正表露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本调查研究将自然亲和力设为生态环境意识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测试市民生态意识的“纯度”和真实度的重要指标。

(五)“浅绿”与“深绿”在较为正式的学术语境表述中，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以生态整体主义包括“深生态学”为代表)是有较大区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虽然它们都提倡保护环境，但在为什么保护环境的出发点和目的上是不尽相同的。环境主义(或“环保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出发，以人类的需求和利益为唯一或主要诉求去保护环境，以延续人的利益的不断满足;而生态主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可持续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价值尺度，进而以此作为判别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意义的终极标准。真正的生态主义强调自然万物的自在价值和生命平等权利，而不是仅以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考虑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它反对以人类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来对待自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上述两种理念均被视为绿色意识，但环境主义通常被称为“浅绿”而生态主义则被称为“深绿”。如上所述，“深绿”的生态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主张动植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类的需求为转移的自在价值和主体权利。在本调查研究中，我们虽然将上述两种意识均视为生态环境意识或“绿色”意识，但也关注了调查对象在“浅绿”和“深绿”上的差别。

(六)影响因子关于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成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有多种解释，本调查研究执行人从以往的经验观察、研究以及文献研究推断，在我国现阶段，影响制约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成和变化的两个重要直接因素是市民的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和广义的“发展观”(包括消费观)。为证实该推断，本调查在调查研究工具中设有相关求证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生态意识水平、状况1．经过抽样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我们发现，无论是参照Roth的“环境素养”的要求所进行的综合调查评估，还是按照本调查研究执行者设立的“综合评价表”对样本问卷的量化分析评价，西安市民的整体生态环境意识处于中下等水平。本调查对生态环境意识的综合测度，规定环境意识综合指数的阈值为0至100分，根据多方文献检索和分析研究，确定评价级别如表1所示:2．从知晓、态度方面来看，综合调查显示:(1)西安市民对生态环境及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的知识、知晓处于中等水平;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同度处于中上水平;(2)然而关于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综合调查评价显示，西安市民对环境保护的价值、意义认知有限，缺少积极、主动、深入的认知和相应的价值观，其环境意识基本属于“浅绿”水平;同时受其他认知因素干扰市民对环境保护意义的认知、认同方面存在许多混乱与不足;(3)与以往的相关调查和经验观察一致，市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度、认同度与市民的受教育程度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践行度与教育背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3．践行度较低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对是否参与过“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和其他相关环境保护活动的问题中，平均只有8.76%的人回答“经常”参与，20.72%表明“有时”参与;同时，对是否有过“对污染环境的事情采取阻止等方式的行动”的问题，只有很低比例的参与者回答“经常”有(11.16%)，或“有时”有(23.11%)。对比整个知晓度部分的综合平均分值(53.28%)和认同度部分的综合平均分值(58.22%)，践行度分值明显偏低(46.49%);同时，对比一下市民在问卷中多数(70%以上)认为环境问题“很严重，不能忍受”的数据，这些都显示了突出的知晓度、认同度高而践行度低的“知而不行”的特点。4．综合评价总体特点:(1)总体综合分值不高，知晓度、认同度高，而践行度低;(2)对生态环境价值及环境问题的认知、认同处在浅层次;(3)环保意识中功利性过强，而缺乏天然自然亲和意识。

(二)自然亲和力缺乏与自然自在价值的认知不足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我们均发现，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中的一个特点是，很多市民已经失去对大自然的天然亲和、向往，对“山川秀美”的价值已经缺少应有程度的认同，对自然物的自在价值认同度也较低;首先，这表现在很多受调查者普遍变现出来的对“现代化”的种种标志物的过度憧憬、崇拜;而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的雾霾天气缺少应有的、有足够强度的敏感反应。(2013年全国70多个空气质量监控城市排名中，西安市总体排名在倒数后十名中);对城市及周边缺少原生态的绿色景观多数人比较淡漠;总之，喜爱“高楼大厦”而淡漠“青山绿水”的价值偏好普遍且突出。在本次调查研究的问卷中，在问及对居住环境选择的意愿，面对“绿色环境”和“方便”的取舍中，只有少数人态度坚决地选择了具有清新空气等指标的“绿色环境”(22.3%)。而多数人表现出迟疑，或选择了“方便”，这当然是现实生活压力的写照，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疏离自然的价值取向;其次，从对动植物的自在价值和生命尊重权的认知、态度来说，多数市民的“环境意识”显然还没有延伸至这一层面;多数人基本上还没有关于“动物道德权利”的概念。在关于牲畜“人道屠宰”的问题上，通常受调查者只觉新奇好笑;而在回答“你对食用珍稀野生动物或使用珍稀野生动物制品的看法”时，50%以上的受调查者没有强烈的反对态度;而对于对人类没有直接价值的植物(假设的某种草)的看法，有将近一半(45%)的人不认为其具有保护价值(生态价值);总而言之，多数人谈及环境保护，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可持续发展”、不影响现有的生活，而较少流露对自然生态本身多样性价值的认同和对之损毁的担忧;多数市民其“环保意识”中充斥着功利色彩;我们认为，自然亲和意识，是生态环境意识的“纯度”的测试器;从此角度观察，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纯度”不高，其生态环境意识，带有明显的“被教育出的”的特点。

(三)保护环境的意义和动机在关于什么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的问答选择中，有47%的受调查者赞成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满足发展的需要”的说法;有超过一半的人赞成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能控制自然，更持久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说法。同时有超过三成的受调查者不赞成“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平等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的说法。这都表明多数市民的“环境意识”还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之上，而没有升华为基于真正的生态主义价值观的“生态意识”。另外，在问卷设计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的一组问题中，本问卷采用了对同一问题设立“正题”和“反题”的测试法，即设立两组价值指向相反的问题。例如“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满足发展的需要”对比“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可持续性”等相对的问题，结果有79%左右的答卷人同时选择了价值指向相反的答案，其中46%左右的受调查人出现同时“很赞成”价值指向相反的观点，出现价值指向的“严重背离”。这都表明，市民在环境保护的目的、意义上认知不清，或存在着普遍的困惑。

(四)公民意识的缺失对生态环境意识及环保践行度的影响公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主人翁意识，当市民具有主人翁意识(并具体化为市民意识—“我是西安人”)时，其“小我”就会升华为“大我”，其行为就会体现出一种主动性、自觉性，这时自然会衍生出社会行为中的责任意识、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等;调查研究时我们发现公民意识水平低，或者说市民主人翁意识缺失或淡薄始终是影响整个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状态的重要因素。如本文前部分所述，市民生态环境意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晓度、认同度较高，而践行度较低，正所谓“知而不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所致。环境保护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为大众，也为我”的意识，环保行为本质上又是一种具有很强“外部性”的行为———即“利益外溢”的行为。当个人付出与个人回报不对等时，一个缺乏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的人是很难自觉去参与环保的。例如，在问卷中关于废旧电池处理问题，问及“是否知道废电池有害环境，及是否会将废电池扔进回收箱”时，有37%左右的受调查人回答“知道但没有做”、或“没想过这事”，考虑到西安市“废旧电池回收箱”本身设施就不完善等因素，我们调查者推断实际“知而不为”的比例会比调查表所统计的比例更高。究其原因，正如调查中所显示，是因为人们觉得“麻烦”“费事”。当维护公共利益需要付出个人成本时，人们的公民意识强弱就会左右其行为选择。

(五)现有扭曲的“发展观”对生态环境意识的影响这里我们所指的“发展观”是广义的发展观，是指当下以“发展观”为核心的系列现代性话语，包括发展、进步、现代化、GDP主义、消费主义等等这种“现代性意识”。在整个访谈调查中我们自始至终感觉到来自于发展与环保的冲突的“气息”，感受到这种冲突所引发的“犹豫”与“困惑”。问卷调查中在问及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矛盾”的态度时，在(1)“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2)“发展与环保应该兼顾”(3)“发展是根本，兼顾环保”(4)“要看具体情况”四个选项中，只有26.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这一选项，这一结果彰显了近年来的唯GDP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表明了“发展”“进步”等现代性意识对绿色意识的“对冲”和影响。为什么这种“现代性意识”会造成对生态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呢?首先，这种以发展观为标志的“现代性意识”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系之上的，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下，只有人是万物的主宰，自然万物的价值只是满足人的需求，因此“发展”等“现代性意识”本身的内在价值指向本就隐含着对“自然价值”的否定。在大自然已经沦为“原料库”和“垃圾场”的情形下，人类的每一个“发展”“进步”都可能引发大自然的“退步”，由于这种发展、进步等“现代性意识”包含着人类顽固地将自然视为对象物、并对之进行功利算计的意识，这必然影响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态度并引发对大自然的离弃;具体说，扭曲的‘发展意识”、在内心深处对天然的生态环境意识的对冲，必然会降低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其次，进一步说，随着当代生态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多数人并非不明白保护自然生态价值的意义，但是“发展”与“保护”本身的矛盾是一种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引发的困惑必然要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上述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矛盾”的态度的问答中，选择“发展与环保应该兼顾”和“发展是根本，兼顾环保”的受调查者共占了64.5%。这种对“发展”的不舍不弃而又想“兼顾”的心态，正是价值观上矛盾困惑的写照，同时也表明了“发展观”正是当下左右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生成、变化的最主要和最现实的影响因素。这种“二难选择”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建设和培育现代生态环境意识的当下，如何纠正扭曲的“发展观”，反思“现代性意识”对人性的异化，滤清“发展”真正的含义和价值，以“生态理性”冲抵或者替代极端的“经济理性”，这是市民生态环境意识培育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三、结论与总结

对自然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的认知不仅仅是事实认知，更重要的是意义认知或价值认知。市民生态意识的形成过程受其既有的一般价值观的制约，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有流行的“现代性意识”的影响。由于受人类中心主义主流的环保观影响，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的“纯度”不高，生态意识自觉程度低，同时功利意识时时在侵蚀、对冲、扭曲着真正的生态环境意识;由于我们很多宣传、教育带有较强的功利性、使市民对生态系统保护的价值、意义了解不足，环境保护意识基本上停留在“浅绿色”层面。

作者：王野林单位：西安市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