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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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科学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路径抉择。在“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影响中，史学自然不能幸免。“史学的科学化”成了大势所趋，实证主义史学成了“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一个主流。这里所讲的“史学科学化”，是指受到了“科学”及“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以“科学”方法、原则为基础进行改造，在治史方法、史学观、史料观、治史态度与精神等方面的动态变革过程。这种趋势在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重视史料，强调实证，实际上是对历史活动中心——人的“事”的把握，而不可回避的历史活动中心——人的“情”把握则在过度强调实证的取向中被弱化或者被淹没了。未来的史学研究必须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以致历史在那样的建构中更有效地发挥它的借鉴和启智的功能。

一、史学科学化的表现

1.史学科学化首先表现在科学观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上在史学研究中，史学家以何种态度与精神对待研究工作，是影响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关键。在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更新过程中，科学主义思潮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首当其冲的要算梁启超了。梁启超是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道路上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启超分别在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新史学》，高举“史学革命”的旗帜，积极接受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批判旧史学，吹响了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号角。1922年，梁启超应科学社的邀请，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指出科学没有惠及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把科学看的太低了、太窄了。他认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极力赞赏笛卡尔的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所谓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而已。”他揭露“中世以来，学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机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复问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谓学界之奴隶也。及笛卡尔兴，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内返本心，复其固有之自由。”①在此，梁启超坚决反对人云亦云的学界奴隶传统，鼓励学界的批判、创新、精神自由，并主张把这种精神运用在史学的研究中，开启了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2.史学科学化还表现在科学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上西方科学重视事实、追求客观性的实证倾向同样对深受中国实用理性影响的中国史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详细而具体地论述了史料搜集和鉴别的途径及方法，论述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等。在这部书中，梁启超除了提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②这样的治学研究的主观性的特征的同时，还着重介绍和推广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强调科学方法。在梁启超看来，西方史学因为较早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进步较快、成就较大，“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而“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③他在此从科学方法应用与否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史学研究的成就和差异。“五四”时期，胡适引入了实用主义方法，并主张在学术和社会领域运用实用主义方法，提倡文学革命和社会改良。正是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为这一史学科学化浪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胡适对中国史学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胡适认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④可以说，胡适为史学科学化提供了理论、方法的依据，正是他对实验主义方法的推崇，才使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五四”以后史学上的一个主流。王国维则在具体的史学科学化实践中立下了“模范”。王国维多次阐述史学和科学的关系，强调科学方法、科学知识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他强调“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⑤王国维经过长期钻研，提出史学研究方法之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⑥实证主义史学所倡导的“假设—证明方法”“历史演变方法”“剥皮主义方法”“史料比较方法”等，确实简单、易学易会，算不上高明。但正是这不算高深科学方法对初涉学术的青年学子颇具吸引力，从而壮大了新学术的队伍，也促进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

二、史学科学化评价

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史学科学化积极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走向现代新史学的转变。虽说史学研究不能排斥考据和义理，但也不能固守和绝对化从史料、古代经典中进行考据和阐述。而中国大陆的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则显露出了一种“见事不见人”的倾向。重史料、重实证更多是关注历史活动中心——人的“事”，而更为根本和更有借鉴、教育意义的“情”在这种科学化的取向中弱化或者被忽视了。结果，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倾向加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1“.见事不见人”的倾向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客观化”倾向，强调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排斥主观性因素。他们所采纳的方式是靠史料说话，把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辨别、比较、考证作为还原历史真相的唯一根据，拒绝史料整理之外的理论阐释。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便是最为恰当的例子。2.史学科学化造成史学研究派别对立，从而加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由于史学科学化研究趋向，史料学派影响很大，而且与随后出现的史观学派形成了风格、旨趣、文化、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余英时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近代史学派别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关系：“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结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派鄙史观为空中楼阁，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派为支离破碎，不识大体。”⑦两者在理论上本应相辅相成、两全其美，但是实际上却不能达成基本的认同，呈现出分裂和对立的局面。两种史学学派基本体现了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它们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两者互相鄙夷和排斥加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

三、史学科学化的超越与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史学科学化曾经带来了中国史学研究从传统向近代的跨越和转型，但是其“见事不见人”的倾向也同时带来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因此，史学研究真正的出路便是在史学研究领域本身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沟通。近代史学中的“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在史学研究的风格、旨趣、文化、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即便在当今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紧张也未消除。因此，重建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史学，在史学研究领域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应该是当代史家应该着力解决的难题。历史学研究视野中的人类世界，既有“科学世界”，也有“人文世界”。在对科学主义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从而打破科学主义的教条的基础上，两重世界和两种文化的对峙便会拥有融合的可能。对此，杨国荣教授从现实情形的角度指出了两者融合的可能基因：“人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向度，但这种向度又是同一存在的相关之维。从现实情形看，作为存在的相关之维，科学与人文具有互渗和互补的一面。人文观念往往为科学活动提供范导性的原则；同样人文学科也并非完全隔绝于科学，作为人文解释对象的人文世界，往往首先呈现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人文解释则相应地要以科学的视野为背景”。⑧如果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和原则，史学研究领域也就有可能打破科学与人文的壁垒，摒弃成见，使两种方式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正实现相辅相成，达到两全其美的境界。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欣欣向荣的史学新时代必将来临。

作者：王艺潼 李丽 单位：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