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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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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探究

摘要:现阶段的宁波地区的馆校合作活动形式丰富、内容多样,但是与世界领先的馆校合作相比起来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总体上缺乏继续加强深度合作的助推力,双方教育者联系不紧密,相互不了解。加强馆校合作还需要博物馆界和教育界完善评价体系、提供体制保障、开放对话渠道等多方面的努力。

关键词:博物馆;学校;馆校合作;宁波地区

博物馆与学校的功能有许多交叉和重叠之处。从中国的博物馆建立之初,张謇设苑为教育,到蔡元培将博物馆纳入社会教育司,认为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教育[1],再到2015年出台的《博物馆条例》中认为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该条例把教育功能放到了博物馆各项功能的第一位,说明这一功能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可以弥补学校实物教育资源的不足。馆内收藏的实物、模型、标本和其他展品,相较于以语言为主要教育方式的学校教育,更加直观、立体,配上生动有趣的陈展语言、先进的互动设备,使观众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抽象的科学、历史文化知识[2]。宁波地区的博物馆主题包罗万象,涉猎广泛,而又富有地方特色,共同反映了宁波地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教育角度来看,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根本宗旨的素质教育呼声日益高涨,以实现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实践也在进行之中,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无疑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一种新路径,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形式[3]。博物馆要提升自身级别,教育功能要充分发挥作用。博物馆分级制对于一级博物馆的评定标准如下:“有社会教育机构和专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员,馆内设有专门的教育服务区;有周密的社会教育工作方案和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社会教育计划;经常与教育部门以及其他单位联系或建立共建单位,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讲座等活动,服务学校、工厂、社区和农村等不同观众群体。”博物馆是公共产品,分级制的评定标准,是对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做好社会教育工作,是提升博物馆自身级别重要考核点。而博物馆的其他功能,如收藏、保护以及研究功能,也是最终为了实现博物馆的文化传承和教育公众的最终价值。

一、馆校合作的历史追溯

(一)中国馆校合作的历史中国博物馆成立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晚很多年,但是馆校合作却从中国近代博物馆的产生以及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建立就开始了。1905年,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清末状元张謇筹划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馆校合作在这一时期便出现了萌芽。张謇在向清政府呈上的《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中写道:“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然以少数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才,岂能蔚为通儒,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馆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可见此时的博物馆的主要使命是作为学校的后盾而设立,可以辅助学校教学,馆藏资源可以为学生参考、实验、研究使用[4]。1949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迅速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前的馆校合作在形式上大多以简单的参观访问,资源外借为主,在内容上主要是为意识形态教育服务,“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与以知识学习、经验获得等为主要任务的现代馆校合作存在着较大区别[5]。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博物馆领域基本消除了意识形态的倾向,博物馆教育才回归了原有的面貌。进入21世纪,随着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国博物馆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博物馆界在吸取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了很多新的尝试。新的理念、设施、陈列都为中小学教育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博物馆界相比,我国的教育界有更加迫切的合作愿望[6],传统教育模式在科技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教育界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特别是强调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方面,为博物馆和学校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目前,虽然中国的馆校合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偏低,但在我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馆校合作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值得借鉴、推广。

(二)宁波地区的馆校合作追溯宁波地区的学校主导型馆校合作,最初可以分为自由参观和有目的参观两种。自由参观,基本为学校组织的到博物馆进行春游秋游,这种形式的合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宁波地区最早的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馆成立时间为1994年),以休闲游览为主要目的,参观结束以后没有进行总结。几乎所有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受访者都有此类博物馆参观的经历;有目的参观,包括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和专门的课程等。在进行这种类型的活动之前,学校或教师一般都会制定明确的活动主题及活动目标。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中,教师担负了活动策划的主要角色。教师需要做好前期的组织筹备:根据活动主题和目标进行活动的设计以便最终能引导学生获得预备知识,达成预期目标;在活动进行时,教师会适时进行引导和干预以保证活动按照预期执行;活动结束后,在教师的组织下,学生们会一起进行相应的总结。在此类活动中,博物馆主要充当资源提供者和配合者的角色。以教育界为主导,更深层次的馆校合作,则是由于政策助推,自2013年《关于开展宁波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建设的实施意见》(甬教德〔2013〕330号)下发以后,包括许多博物馆在内的很多都成为了第一批宁波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资源基地,接纳学生在本基地进行社会实践。教育局对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学分有考量要求,博物馆作为基地单位也相应地开设中小学生社会实践课程以满足学生社会实践需要。博物馆主导型的馆校合作,始于2006年前后全国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检建设的热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受此影响,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意识逐步增强。2007年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部门调整,组建了社会教育部,开始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2008年,宁波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并设立了宣传教育部。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持续两年的“文化大篷车”系列活动。“文化大篷车”系列活动是由宁波地区的博物馆联手,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融合各种文化遗产内容,走出博物馆、走进社会各个层面,开进乡村、社区、学校,举行的一系列历史文化遗产宣传演绎活动。文化遗产大篷车通过创新讲解演绎、版面展示、现场表演、互动体验、宣传片播放等方式,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起来,借助多媒体的演示,将历史文化知识转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种宣传方式在当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这一时期可以被认为是宁波地区馆校合作的大喷发时期。文化遗产大篷车活动展示了每个博物馆的主要特色,其中走进学校的活动,可以被认为是由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的案例。

二、宁波地区馆校合作活动特点及不足

现在博物馆为主导开展的有市民(包含了中小学生)参与的活动基本已经成为常态。宁波每个月发行的城市文化手册对此都有专门统计和展示,笔者统计了2017年12月的城市文化手册中的博物馆活动,共有15场。宁波地区馆校合作活动有以下特点:第一,以博物馆为主导或者博物馆、学校之外的第三方为主导(东方热线组织学生做绿豆糕体验活动),青少年学生个人自愿报名参与。第二,活动时间基本都为周六、周日,是学校休息的时间,从活动时间上将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严格分别开了。第三,以体验类活动形式为主,比仅限于参观游览的早期馆校合作形式显然更进了一步。第四,活动的策划大多基于本馆的馆藏特色,如天一阁博物馆的雕版收藏量丰富,王升大博物馆的米业特色,赵大有博物馆的糕点特色等。第五,从活动的设计来看,大多数针对人群为青少年,其中活动主题上明确显示针对人群为青少年的有10场。美国是世界上博物馆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群,从其成立之初就没有仅仅作为研究性机构存在,而是具有强烈的服务公众的意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史密森学会(史密森博物馆群的隶属机构)就已经着手扩充其教育资源,实施其教学计划[7]。从史密森学会的前秘书长米歇尔•海曼先生的一篇工作综述中可以看出,史密森学会在馆校合作方面十分积极主动。史密森学会认为,教师培训是馆校合作中十分重要的环节。[8]因此,史密森学会与非盈利性教育机构合作,制定教师培训计划,被培训人员中包括了博物馆的馆长、学校教师,高校教授等,这种培训无疑为馆校双方交流合作,统一认识提供了平台。史密森学会根据当地学校的情况制定规划和资料,并在每年一度的教师之夜邀请教师来观看并参加讨论。学会还利用网络共享资料、课程和授课计划,在史密森的教育资源中心,教师们还能现场试用各种课程和资料。海曼先生列举了一些博物馆研发的课程的教学案例,很显然这些课程不仅使孩子们获益,而且比学校的课堂更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通过这些途径,美国的学校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逐渐认识深刻,积极采取多种方式与博物馆开展合作,利用博物馆的资源开发各类课程[9]。长期以来美国博物馆与学校密切合作的传统,与当前馆校合作蓬勃发展的现状,馆校合作研发的课程的大受好评,正是建立在馆校双方都认识到馆校合作的重要性,并保障了经费、人员、组织、时间等各项支出的基础上[10]。与世界领先的馆校合作相比,宁波地区的馆校合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学校教师和博物馆教育部门各自为阵,除去学校参观博物馆时博物馆提供讲解人员外,两者联系甚少。第二,从活动的开展时间来看,除去学校组织的参观游览在周一至周五以外,博物馆主导的活动基本都在周六周日,从时间上体现了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严格区别。第三,从参与方式来看,以博物馆为主导的社教活动,一般由家长带孩子在假期自行报名参与,学校组织集体参与比较少见。第四,从活动的内容上看,馆校合作突破了仅限于参观的缺乏互动性,但是在活动安排上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与学校教育的衔接,这是由于博物馆不了解学校教育造成的。

三、加强宁波地区馆校深度合作的建议

在理想状态下的馆校合作里,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应该对话通畅,合作积极。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以教育为目的深度合作。博物馆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学校教育的辅助者,更是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承担者。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博物馆和学校为了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实现各自目标,共同研发教育产品、实施教育活动的行为。宁波地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开展的各项社教活动、文化大篷车、展厅课堂等,显示宁波地区已经十分重视馆校合作了,但在活动形式上基本都表现为以学校方为主导,借博物馆场地进行的活动,或者以博物馆方为主导,学校学生参与的活动,双方教育者联系不紧密,相互不了解。馆校合作总体上缺乏继续加强深度合作的助推力,要达到理想状态的馆校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试图从以下几点浅谈自己的拙见:

(一)制定合理计划,完善评价体系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时间计划,和良好有效的评估体系,这是合作成功的关键。教育界要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完善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体系,将馆校合作成果纳入对学生、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之中,博物馆将学校课程整合为博物馆项目的一个部分,要对整个项目有切实的跟进和项目的定期评估。博物馆和学校方的主管部门要有积极的合作态度,为馆校合作提供体制上的保障。从经费上可以依托教改项目对参加馆校合作的教师提供津贴和奖励,或者建立基金等,也可以从博物馆角度争取社教活动的专项经费,同时还应该提供组织和制度上的足够的支持。

(二)要开放对话渠道,加强深度合作通过对话,可以使双方发现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一起学习、合作、提供思想。如每学期互派人员进行培训,在寒暑假期间成立课程开发小组,共同研发体现馆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课程等,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形成常态化的联系,老师对博物馆的展品有切身的体验和了解,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学校教本和课程也有着相当的熟知,了解教师、学生、家长的需求,将博物馆的社教活动和学校的课程结合起来。

(三)寻求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在馆校合作中,家长的参与能有效地推进馆校合作。家长可以参与项目计划和课程开发的过程,作为前期课程开发的顾问和后期课程效果评估的对象之一。家长的持续参与,可以增进家长与孩子的感情,也可以加强家长对馆校合作的认识,这对于推动馆校合作也有很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军.晚清民国时期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J].东南文化,2014(1):107-115.

[2]朱峤.浅议博物馆作为未成年人校外教育资源的利用现状和问题[J].博物馆研究,2014(3):21-27.

[3]钱进.教育改革背景下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共赢发展[J].中国博物馆,2014(3):118-121.

[4]张敏.从张謇“设苑为教育”谈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联姻[C]//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2007.

[5]宋娴.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6]黄丹萍.素质教育理念下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

[7]马伟丽.史密森博物学院:馆校合作的标杆[J].中国民族教育,2017(5):27-28.

[8]米歇尔•海曼,杨立平,马燕茹,等.寻找与学校教育的契合点:史密森学会的实践[J].中国博物馆,2000(3):30-34.

[9]戴前伦.中美创新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7):116-118.

[10]傅佑全.中美基础教育的差异:赴美教育考察见闻随记[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1):101-104

作者:李瑶瑶 单位: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