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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其实是以“不争”来争,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完全摆脱功、名、权、利的束缚,对它们仍存有或多或少的欲望。老子《道德经》洋洋五千余言,全篇几乎没有对功、名、权、利的轻蔑贬损之词。恰恰相反,老子反复强调的是,要以“不争”来争(功、名、权、利),就必须采取处下守柔、知足去欲和不敢为天下先三种策略,以及采取三种策略就必然能得到预期结果(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就让人不能不对老子的“不争”及其最终目的产生怀疑。虽然老子《道德经》第十三章教导人们不要“宠辱若惊”,可是老子自己达到“任云卷云舒,去留随意;看花开花落,宠辱不惊”的境界了吗?如果说他是真的“不争”,那么他既然已经明明知道“不争”的结果必然是“天下莫能与之争”,为什么还要如此煞费唇舌地劝导人处处不争呢?假设“不争”的结果是“天下莫不与之争”或者“天下莫不能与之争”甚至“天下莫不能争而胜之”,老子还会采取“不争”的策略吗?继续追问下去,恐怕要把老子的“不争”与圆滑乃至虚伪联系起来了。或许,老子本来就不拒绝功、名、权、利,或者本来就希望争取到这些东西,只是为了更容易得到它们或者更多地得到其中的一部分而采取了一种高人一筹的策略。这种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策略既能占虚(功、名),又可得实(权、利),虚实并举、名利双收,确实是好处无穷、高明之至。老子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确实无人能及。老子的“不争”,争的就是“不争”。因为“名”这个东西常常是越争越无,越让越有!而且功名往往与权利相互对立、不可兼得,要争权夺利就不得不放弃名誉,把面子装在口袋里,而要功成名就就必须功遂身退甚至牺牲权利。能不能同时拒绝功名和权利呢?也不可行,因为这时你得到的将是更大的功名:超脱红尘俗世之外的大功名。老子能够挣脱凡夫俗子眼中的名缰利锁已实属不易,至于尘世之外的功名,可算作他“不争”的回报。真正的“不争”并不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碌碌无为的无名无用之人,而是连“不争”(之名)也不去争它。不是心如死水,而是心静如水;不是退避三舍,而是坦然面对;不是拒绝一切,而是包容一切。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来者不求,去者不留。保持平常之心,一切顺其自然。类似于隐者的“大隐隐于市”和佛家“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的境界。任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岸仍然是岸;任他星移斗转,世事变幻,我仍然是我。人不为物役,不为名累,不为权囿,不为利迷,入世而不困于世,身在红尘而不为红尘所惑。这样的“不争”需要一种大智慧,更需要一种大定力。这可能与老子的本意相去甚远。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其实是要求人们在做事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事成之后则功遂身退、为而不争。如果说“无为”是处理人与道关系的普遍原则,那么“不争”则是这一普遍原则在社会领域内的具体应用和必然要求。
二、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对国人的影响
正是由于包含着上述极为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因而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对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国人传承了许多传统美德。
1.从处下守柔到谦退礼让和以柔克刚不争哲学思想中的处下守柔思想对国人形成谦退礼让、遇事忍耐的传统美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战国时期赵国丞相蔺相如面对霸气逼人的秦王,怒发冲冠,厉声叱敌,极力维护赵国利益和尊严,而在本国将军廉颇的蓄意挑畔下,却处处忍让、退避三舍,后来廉颇终被折服,向其负荆请罪。谦礼忍让不仅是一种美德,有时更是一种忍辱负重、以图再起的谋略,是个人坚强意志和过人智慧的体现。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正是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卧薪尝胆、忍辱偷生,才终以三千越甲吞掉吴国。正如苏轼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不争哲学思想中包含的军事思想对后来的兵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兵家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与老子“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兵家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是对老子的以奇用兵、以反求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而老子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思想后来则被军事家们运用于战争,创造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
2.从知足去欲到知足常乐和俭朴节约不争哲学思想中的知足去欲思想教导国人摒除非份之欲,在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打击时能学会寻求心理平衡,做到知足常乐。对于身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老百姓来说,欲望太多、不知满足都是徒增烦恼的东西。一方面,欲望太多,会给自己增加许多内心的冲突和痛苦;另一方面,不知满足,则很可能在消除痛苦的过程中招致更大更多的痛苦。因此,对社会的各个阶层来说,去非份之欲以达知足之心就成了最佳的选择。而且,在当时比较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比较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知足去欲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统治者的因小失大、亡国灭身及老百姓的利令智昏、以身试法,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知足去欲思想对国人养成俭朴节约的美德也有一定影响。与非份之欲和奢侈之望相伴的必然是生活上的穷奢极欲作风,而如果能够少私寡欲,生活也就自然俭朴。换个角度来看,太强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束缚人的一种力量,欲望越多,人的自由就越少;欲望越强,人就会越脆弱。正如林则徐手书自勉堂联所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古往今来,欲望太多太强的人或是由于利令智昏、铤而走险而害人害己,或是由于贪心不足、物极必反而落得身败名裂。
3.从不敢为天下先到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礼贤下士不争哲学思想中的不敢为天下先思想,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贤明君主和有识之士所采纳,对缓解阶级矛盾、促进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孟子曰:“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后来范仲淹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其思想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和“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善用人者为之下的思想,对中国人形成礼贤下士的传统美德及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谈及礼贤下士,唐太宗李世民可谓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之表率,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率兵征战辽东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唐太宗“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李绩生病时要用“龙须”做药引,唐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旧唐书》卷六七《李绩传》);魏征死时,唐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当灵车起动,唐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旧唐书》卷七零《魏征传》)。这种一直为士人向往不已的知遇之恩,往往会令他们在君王需要时奋不顾身,乃至为知己者死。当然,不争哲学思想对国人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处下守柔走得太远,就成了虚伪爱面子和无原则忍让;知足去欲讲得太多则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为天下先做得过分也就成了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三、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21世纪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仍不乏其可取之处,它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智慧谋略对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处下守柔对现代企业生存发展之道的启示老子主张处下守柔,认为柔能克刚、弱可胜强,欲进应先退、欲擒故纵,这一思想对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生存、发展和竞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处下守柔,以退为进,以“不争”来争,包含着变通的思想,运用于企业发展中就是退而另辟蹊径的创新战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要避免无谓的恶性竞争,最高明的办法就是先退出竞争,再另辟蹊径,重新开拓新的领域,这样自然就无人相争了。在创新的过程中还要善于争“先”,即抢占先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不断创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是欲进先退、欲擒故纵的思想运用于企业竞争中就是避实击虚、退先进后的迂回战略。先退后一步,避其锋芒,诱使对手显露其虚、其弱,再伺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会取得“皆非所敌也”的效果。日本丰田公司在占领美国汽车市场份额时就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先以低姿态引进美国设备和工艺,等暗中打好基础后,迅速推出优质、省油的轻型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有了市场份额。三是“不争而善胜”的思想运用于企业发展中就是互利互惠的双赢战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看待竞争,不能绝对化,要辩证地理解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和谐的关系,力求互利双赢,避免两败俱伤。日本著名企业谋略家大前研一曾说过:“避免竞争是最聪明的竞争。”这就是说,企业要避免无谓的恶性竞争,在不断创新中另辟蹊径;而作为企业家,要有远大的目光和宽广的胸怀,去“必争必胜”之心,发扬“让大家都赢”的双赢精神,寻求共同利益的结合点,而不是一方利益的最大化。
2.知足去欲对当代人消除精神压力的作用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中的知足去欲思想对当代人减轻日趋沉重的精神压力,获得内心世界的平衡,进而不断丰富和提高个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的生存境遇面临空前挑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经济席卷全球,技术工具主义和物欲化浪潮甚嚣尘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裹挟着人们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身不由己地快步向前,这一切都使当代人要承受越来越多外在的生活压力和内在的精神压力。与此同时,以物为主要载体的工具和技术及同样表现为物的劳动产品,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正在成为一副巨大的枷锁,本应服务于人的物结果却反过来左右人,与物质商品和金钱财富充盈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人的精神的空虚,人们对自身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关注越来越少,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金钱货币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1969年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说道:“30多年以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是站在这个地方,向一个受到经济萧条打击并处于恐惧之中的国家发表了演说。他在审视当时的国难时尚能说‘谢天谢地!这些困难只是物质方面的。’我们今天的危机恰恰相反,我们发觉,我们的物质虽然丰富,但精神却很贫乏”又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们今天的情形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少改观,某些方面甚至变得更加令人担忧。人们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刺激下,满足于物质享受和文化快餐所带来肉体感官快乐与低层次精神愉悦的同时,心灵却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焦虑、烦躁而不能自拔。在当下,我们有必要反思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是什么。事实上,幸福并不取决于你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数量,自由更不是指你可以为所欲为。被外物所困、受欲望支配的人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受外界事物支配和自身欲望束缚越少的人享受到的幸福和自由越多。老子的知足去欲思想对我们正视荣辱得失、缓解精神压力、消减物质欲望、获得心理平衡无疑具有重要的帮助。学会知足,我们才能常常感受到快乐;去除奢欲,我们方可时时体验到自由。老子强调的身重于物的思想则提醒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别因为无法停歇的奔波忙碌而忘记了人生的本来目的,不要在追求物的过程中迷失自我,沦为物的奴隶,应多倾听自己灵魂深处的呼声,保留内心世界的那方圣土,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
3.不敢为天下先对领导者提高领导艺术的借鉴老子的不争哲学思想中的“不敢为天下先”、“善用人者,为之下”等思想,对现代领导者提高领导艺术、提升管理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要求领导者不要与被领导者争利。作为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就是“困难危机往前上,荣誉待遇向后让”。只有这样,才能对下属产生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能在管理过程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使得众心所归。相反,如果领导者处处与下属争利,不仅会损害自身形象,削弱自身领导力,还会影响上下级关系,甚至会遭到下属和被管理者的暗中抵触,导致管理难度加大。二是“善用人者,为之下”的思想,要求领导者不要与被领导者争名。领导者如果时时不忘自己高高在上的领导身份,处处显示自己发号施令的权威作风,只能激起被领导者的反感,为被领导者所离弃。高明的领导者,在被领导者面前总是谦躬居下、礼敬有加,使被领导者获得一种被尊重和重用的满足感,从而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干好工作。三是“太上,不知有之”的思想,要求领导者不要与被领导者争权。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其实为我们揭示了领导者集权与分权的辩证法。领导者要善于集权,懂得收权,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必须当机立断,不为纷纭的议论所干扰;领导者更要善于分权,舍得放权,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要给下属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能,以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作者:孟琦葛梦薇单位: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建筑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