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书法理论发展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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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对自秦汉到隋唐时期的中国书法理论进行了梳理，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三个时期的书法理论作为重点，结合主要书家和传世文献，分析了影响书法艺术发展和构建书法理论体系的关键命题或理论，阐述了中国书法理论在两宋之前的总体发展状况。

关键词：中国;书法理论;书法艺术

书法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自古以来，名家辈出、经典不断，成为中国文化史、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历代对书法艺术的品评、对书法规律的探索、对前代大师的评价，一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书法理论体系。以两宋为分野，中国古典书法理论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以秦汉至隋唐为前期，五代、两宋至明清为后期。

一、秦汉时期的书法理论

中国文字和书写的历史极为悠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求政令通达，施行车同轨、书同文等政策，李斯等人遂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创造出小篆并作为标准书体推行天下，废除了其他流行的书体。后来在日常书写中，人们为求便利和效率，又将小篆简化，将篆书圆笔改为平直笔画，形成了隶书。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而言，秦汉时人们对书法的关注更多地在于文字的实用功能方面，即更关注文字的结构和语义，文字的审美价值尚未引起太大的注意。直到东汉晚期，具备独立审美意识和艺术化视角的书法理论才得以出现。有学者认为：从整个书法史的发展看，秦汉是一个转折的时期，在秦汉之前，属于“字学”形成时代；秦汉以后，属于“书法”的时代。东汉书法理论家首推蔡邕，作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他留下的关于书法理论的著作有《篆势》《九势》《笔赋》《笔论》等，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他在《笔论》中提到的影响书法创作的因素问题，成为后来书家的共识和书法创作与评价的基础。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这里所说的“散”，是一种超然物外、浑然无扰的精神状态。蔡邕认为书家只有排除了各种外在的纷扰，进入一种绝对自我表达的状态，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艺术创作主体性特征，强调了意志自由对艺术创作的关键影响，反映出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艺术思想）在东汉末年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此外，东汉时期崔瑗和赵壹围绕草书的争论也是中国书法理论早期的重要内容。崔瑗在《草书势》中，大力褒扬草书的审美价值，而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从实用性和教育意义等角度出发，对草书予以抨击。他们的争论一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书法评论立场，另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书法理论体系的发展，丰富了书法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止、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但也是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期，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局面被打破。随着道家学说的复兴、佛学思想的传播、玄学清谈的兴起，书法艺术也脱离了实用观念的束缚，走向了追求个人意趣的独立发展之路，书法创作中涌现出王羲之等大师，书法理论方面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西晋时期，成公绥、卫恒、索靖、杨泉等先后著文讨论了不同书体的书势问题，他们所作的《隶书体》《四体书势》《草书状》《草书赋》等文章成为西晋书论的代表。和成公绥、索靖和杨泉基本集中讨论某一书体不同，卫恒的《四体书势》围绕隶、篆、草的不同书体，对各体书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同时创造性地将历史记载和理论分析融为一体，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书论著作。卫恒提倡的注重书法变化性和运动感的观点，具有深刻的影响和丰富的价值。东晋时期的书论家主要以卫铄、王羲之为代表。卫铄以《笔阵图》名垂青史，王羲之也有《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存世。卫铄在《笔阵图》中第一次提出了“意前笔后”，把创作者的立意视为创作书法艺术的前提和核心，开创了以“意”为中心论书的先河。卫铄在其书法理论中，力推“多力丰筋”的审美标准，注重精神气韵的表达，确立了以“筋、骨、肉”为核心的批评范畴，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种以人之筋、骨、肉的比喻论书的批评范畴的确立，与当时流行的人物品藻关系密切，且逐渐影响到文学审美和绘画理论，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极具影响的核心概念之一。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有《风骨》篇，谢赫论绘画之“六法”中也有“骨法用笔”，等等。随着书法艺术的持续发展，人们的注意力从书体书势转移到对书法家的品评方面，对书法家和作品进行系统评论和品鉴的著作逐渐出现，并成为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发展的代表。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开此类先河，继而有虞和《论书表》、王僧虔《论书》、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等，最后以袁昂的《古今书评》和庾肩吾的《书品》为南北朝书论的双峰，领一时之风采。袁昂的《古今书评》以创新的评论方式，着重对25位书家的个性风格进行了评述。在袁昂之前，人们多以自然界的动植物比拟书法作品，而袁昂则多使用人物形态气质来比拟评论对象的风格特征，如其论王羲之：“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①以人论书的模式使书法品评的意义范围更广泛且不易把握，但同时给人丰富的联想。另外，他还将音乐与书法这两种艺术形式联系起来，如，论皇象书法时有“歌声绕梁、琴人舍徽”之句，沟通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丰富了书法评论的审美内涵。庾肩吾的《书品》在体例和系统性上更进一步。借用人才评价的九品中正制，庾肩吾将书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再区分上、中、下三级，将从汉代到其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一百多位书法家归类和品评。他将张芝、钟繇、王羲之并列为最佳，确立了后世的基本品评框架。同时，他还提出了“天然”与“工夫”这一对概念，区分了艺术家在天赋和学习方面的区别。

三、隋唐时期的书法理论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说法，纵观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这种趋势。由于社会富足稳定，书法艺术在唐代得到高速发展，人们对书法理论问题的研究也随之热情高涨，特别是对书法发展历史规律的总体性研究成为一时焦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唐代是一个既注重继承经典理论，又注重创新的朝代。唐代尤为注重在艺术中启发和高扬主体的感性，同时在艺术批评理论中探寻人之为人的特性。这种环境下产生出一批伟大学者和不朽文章，尤以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窦臮的《述书赋》等为代表。唐代重要的书法理论成就，首推唐初孙过庭所作《书谱》。这篇长文规模宏大、立意深远，成为历代书家研究学习的重要文献，影响极大。《书谱》对书法创作与欣赏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提出了“质以代兴、妍因俗易”的书法风格变化史观、“文质彬彬”的书法审美法则、“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和”的书法学习模式等影响深远的观点。孙过庭推崇“人书俱老”的境界：“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孙过庭认为在书法中要将主体的性情和书法的法度结合起来，主张先通古今之传统和规律，再求有自身特征的创新和变化。这不仅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对音乐、绘画、诗文等深有启发。张怀瓘是唐代另一位书法理论家，有《书断》《书议》等传世。他侧重于对书法历史的研究，以书体源流变化为中心，兼论历代书家之长。他综合前人所论，将书法的技能学习问题、形式美问题（如书体、章法、笔法等）和精神气质问题融为一体，系统性地梳理总结了书学成果。同时，他提出了“神气”“风骨”“法象”等书法批评概念，在传统的书法品级方面，提出“神妙能”三级。他提出的“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的命题，成为影响书法品评发展的又一关键。他所构建的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系统完善的书法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代表。张彦远以《历代名画记》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在书法史论方面同样付出了努力。他的《法书要录》收集了从东汉到他所在时期的有名论书文献数十篇，但他没有对这些文献加以注释考订，也没有品评历代书家，所以《法书要录》只停留在资料辑录的层面。唐人注重对书法艺术的法度规律的总结与研究，特别是对文字结构和用笔规律的探讨尤为丰富、深刻。在这方面，欧阳询以《用笔论》《八诀》等导其先声，后有虞世南《笔髓论》、李世民《笔法诀》、徐浩《论书》、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韩方明《授笔要说》、林蕴《拨镫序》等大量论著问世，构成唐代书论中极具典则特色的部分，既为后期中国书法发展提供了范本，又成为后世书家不断创新的参照对象。此外，李嗣真所著的《书后品》在模仿庾肩吾《书品》的九品等级的基础上，创新出独特的“逸品”。“逸品”概念后来进入中国文论、画论体系，成为中国艺术理论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概念之一。唐代书法理论的另一特色是诗人论书。王维不仅因诗画留名青史，在中国书法理论领域也颇有建树。特别是他指出“卦因于画，画始于书”（《为画人谢赐表》），打通了中国各类型艺术批评之间的阻隔，为之后书画理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可能。经张彦远、赵孟頫等人发展，这一命题成为中国书法、绘画品评领域的重要观念——“书画同源”。李白多次以诗歌表现书家之个性风格，如，论王羲之有“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王右军》），论怀素书法之率性有“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草书歌行》）。杜甫论书则侧重法度规矩，尤其推崇“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的瘦硬书风。另外，白居易、贯休等人也有论书诗歌广传于世。诗人以诗论书看似简易，但因诗歌往往短小精悍、易于传播，其中所蕴含的观点与趣味等对后世书法的发展影响亦不容小觑。

结语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之一，关于其创作实践和理论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至隋唐是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秦汉奠定了书法从实用工具向艺术形式转变的基础，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塑造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内在气质和风韵神采，隋唐书法则为中国书法确立了基本的法度规则和风格形式。这一阶段的书论构建出中国书法学习、创作和品鉴的基本框架，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书法理论研究和评论的关键范畴和审美模式，形成了中国书法体系的正宗与正统，对唐代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凌继尧.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陈平 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