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海洋政治本质特征的哲学视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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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政治是当今海洋国家争夺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生产力水平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愈发看到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政治成为沿海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义。深入思考、探究海洋政治呈现出的鲜明特征，有利于全人类更好地以和平手段利用海洋、发展海洋，避免通过非法、暴力途径解决海洋争端。

［关键词］海洋政治;海洋强国;哲学视角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海洋成为世界政治活动的中心，沿海国家普遍依托海洋发展经济、扩大舰队、圈占土地，海洋政治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海洋政治是指以对海洋权益的发现、占有和保持为目的的政治活动的总和。进入21世纪后，海洋承载了人们可持续发展与进步的希望，成为各个国家政治角逐的擂台。海洋以其独有的战略价值催化了海洋政治的发展，谁忽视了海洋政治的发展，谁就会处于世界进步的劣势当中。若要更科学、合理地认识、理解海洋政治，需要深刻把握海洋政治的本质特征。

一、海洋政治的整体性

各个国家所处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具体国情等存有差异，海洋战略的总体布局纷呈多样，但海洋政治所反映出的整体性特征也十分明显。海洋政治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协作的“生态系统”。海洋政治的整体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理论内容来看，海洋政治是一个结构紧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是关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学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是贯穿在海洋政治整体性中的主题。海洋政治是各构成要素以系统结构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机械地将海洋要素与政治要素相加得出的结果。海洋政治作为整体所发挥出的资源优势与辐射效应是各构成要素在孤立状态下不具备的。各构成要素在脱离海洋政治的整体之后，所能发挥的功能与特性是十分有限的。首先，海洋政治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从海洋政治的形成背景来看，海洋政治是解决所有涉海问题的手段。为了保障自身的海洋权益不受侵犯，任何一种海洋政治要素都无法独立解决海洋争端。海洋政治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理论体系，而是不断向前探索发展、始终处于时代前沿的理论体系。海洋政治从萌芽到丰茂，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没有海洋政治的整体性，就不会有各个构成要素的产生与发展。从海洋政治的实际运用来看，各构成要素互相影响、错综复杂，但丝毫不影响整体的一致性，其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应对外部压力时，海洋政治会依靠自身的整体性，调动各构成要素进行整体运作，产生整体一致的行为选择。其二，从实践发展来看，海洋政治是一个有逻辑起点、逻辑主线、逻辑结果的理论整体，是融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只有在把握海洋政治整体逻辑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推进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具体措施，实现全面进步。海洋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海洋政治的社会属性，海洋政治是人类文明和海洋发展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通过考察海洋国家的历史轨迹会发现，他们的政治策略与发展重心与广袤的海洋息息相关，彼此存在一种天然的“默契”，这种默契产生的根基就是海洋政治的整体性。海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单元，时时刻刻影响着沿海国家的发展。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企图独占海洋，最终都无法阻挡其他国家利用海洋的脚步，亦无法割裂海洋自身的整体性。最先从新航路中获取暴利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一度为航线归属问题而展开激烈的交锋，都想控制海上航道，阻断他国与东方诸国的贸易往来，并通过教皇强行划分海洋归属。格劳秀斯在其著作《论海洋自由》中强烈抨击了西葡两国的做法，并认为海洋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是公共占有的，是为人类共同使用的。格劳秀斯的观点是以海洋政治的整体性为基础的，因为海洋本就是一个整体。

二、海洋政治的结构性

海洋政治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整体，但如果没有各构成要素的相互支撑，就不会有整体的良好发展。海洋政治的构成要素并不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互相影响、有序联系的。各个构成要素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以特定的方式联结，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离开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他要素，更不可能全面把握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是海洋政治的基础。海洋经济是指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的各类产业活动的总称。早期的人类受制于生产水平与技术水平，只能粗放式地开发海洋，从事简单的捕捞、航运等活动。但是，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海洋不再是往来的屏障，俨然变成了一处全新的宝藏。海洋经济一时间独占鳌头，成为大多数国家发展的倚仗。英国的雷莱爵士就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20世纪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海洋经济呈井喷式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与增长速度对海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结构。诸多国家都依靠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政治稳定，提升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在21世纪，海洋经济催赶着人类开发海洋的脚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左右着国际政治的走向，创造着人类历史的新辉煌。海上力量是海洋政治的保障，通常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就是马汉提出的“制海权”。海洋不单单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更是贯穿历史的纽带。海洋将原本孤立的大陆联系起来，将不同的文明互相传播，通过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总体格局。人类历史是海洋与军事交织的历史，海上力量作为政治手段为国家和平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海洋战略环境。在海洋被利用的初期，海上力量承担着保护航线的重要作用。随着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各国海洋利益规模不断扩张。“海洋国家利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的进步走向，决定或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国家的核心利益，海上力量完成了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威慑的过渡。是否具备一支蓝水海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海军力量的强弱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海洋争端无法回避的时代，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才有可能发展海洋政治，才有可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2］海军不纯粹是一种武力威慑，在和平时期是宣扬和平、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外交手段。海军作为和平时期唯一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活动的军种，既展示国家实力，又宣扬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力地保障海洋政治的顺利发展。海洋意识是海洋政治的动力，是人类社会在长期海洋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海洋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总体认识和反映，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海洋认识和利用的渐进过程，决定了海洋政治行为的确立与选择。海洋意识是人们认识海洋、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经略海洋的先决条件，海洋意识的发展体现着人类对海洋逐渐认识的过程，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海洋事业。人类对海洋的最初探索限于近岸、浪小的海域，对海洋的认识局限于“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对海洋充满了敬畏。但随着生产力与科技的进步，人类在海洋上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从敬畏向驾驭转变。新航路开辟之后，海洋在人类眼中不再是割裂陆地的屏障，而成为连通世界的桥梁。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海洋意识开始向全球性、综合性转变。观念的产生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如果没有观念的变革，人类社会将停滞不前、失去活力。海洋意识为海洋政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是海洋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因，是海洋政治发展的精神推动力，“是对海洋与国家兴衰内在联系重要性的充分认知”。［3］任何一个沿海国家如果不具备与时俱进的海洋意识，就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卷至谷底。海洋政治的结构性就如同著名的木桶效应。一只木桶想要尽可能多地盛水，每一块木板都要保持完整，但凡有一块木板长短不一或者有破损，这只木桶就不可能盛满水。海洋政治中的各个构成要素相当于这些“木板”，它们共同构成了海洋政治，在海洋政治这一有机整体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决定着海洋政治的发展水平，促进着国家海洋事业的综合发展。

三、海洋政治的动态性

海洋政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单向的、僵化的，而是流动的、灵活的。把握海洋政治的动态性并掌握其变化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发海洋资源、建设海洋产业、维护海洋权益。从海洋政治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探寻到海洋政治的运动规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陆地是人类的主要生存空间。早期人类囿于落后的技术条件，只能在陆地上进行一切活动，广阔的陆地在人们眼中仿佛是无边无界的。事实上，陆地被更为浩瀚的海洋围绕，海洋的面积远远大于陆地的面积。人类从陆地迈向海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运动过程。海洋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大在横向上体现为活动海域的扩大。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建造了数量庞大的舰队，但船只体积小、质量差，无法满足远航的需要。所以在这一时期，人类还是无法了解大海的全貌，海洋政治只能在有限的海域中发展。到中世纪时，造船业、航海技术以及地理学等各项领域的突破为人类进一步探索海洋提供了社会技术条件。欧洲相继出现了新型的多桅帆船，这些帆船体积大、航速快、载货多，还配有一定射程的火炮，“这些大船承载着国家对海外土地与资源的需求”。［4］凭借这些新型船只，人类开始了新一轮探索海洋的征程。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使人类具备了全球远航的条件，大航海时代应运而生。新航路开辟之后，沿海国家争相派出船队，希望通过海上贸易或开拓殖民地来获取财富，原本平静的海洋一时间成为千舟竞帆的角力场，海洋政治的活动范围由此扩展至全球范围内的绝大部分海域。海洋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纵向上体现为海洋利益争夺不局限于海面。海洋四通八达的通道作用固然重要，但海水本身以及海底资源也是海洋暗藏的宝贵财富。在科技革命之后，先进的科技使海洋政治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向海面以下延伸。人类利用潮汐发电，利用水体冶金，不断开发海水的功能。此外，海底矿床是大国间博弈的场所，中国、美国等国家纷纷研制新型的潜水器，加紧对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海洋政治活动从最开始狭小的海域逐渐扩展至全球性海域，在活动对象上经历了从海面到海水再到海底的动态过程。其二，参与主体的丰富多样。人类已突破以陆地为基准的陆权思维，普遍增强了海洋意识。不论是沿海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甚至是内陆国家，都积极投入到开发海洋的洪流之中，海洋政治的动态性就彰显在参与主体的扩大过程中。在海洋政治从萌生至相对完备的过程中，沿海国家凭借其地理区位优势，寻求财富、扩张势力。所以，沿海国家一直是海洋政治的参与主体。但随着海洋政治的不断运动、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海洋政治的参与主体持续扩大，内陆国要求参与到海洋利益分配的呼声越发强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平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所有国家都因为经济因素被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内陆国家通过使用其他国家的出海口进出口货物、获取海洋资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为内陆国参与海洋开发提供了法律支撑，内陆国逐渐参与到海洋政治之中。除了内陆国家之外，迅猛发展的国际组织也参与到海洋政治的建设当中。其中，1959年成立的国际海事组织具有代表性，它是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与防止海洋污染的一个专门机构，也是当今全球海运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确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国际性海洋规范，建立了公平、安全、稳定的海洋秩序，推动了全球海洋事业的发展，是海洋政治的参与主体之一。其三，海洋霸权的频繁更迭。国家政治利益与海洋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海洋政治对国家政治利益的深刻影响以及海洋政治自身的动态演进，必定会反映在各个沿海国家对海洋霸主地位的争夺上。海洋是决定地区或世界霸权的关键场所，控制海洋、占有海洋是沿海国家追求的目标。“欧洲列强间霸权地位的转换基本上都是通过海上斗争及其引起的对海洋控制权的易手而实现的”。［5］蓝色大海上的激烈争锋，也见证了海洋国家的浮沉起落。早期的海洋争霸出现在贸易往来频繁的地中海海域，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商业发达、资源丰富，沿岸盘踞着希腊、腓尼基、迦太基等当时的海上强国。公元前492年，为了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波斯帝国从海上出兵攻打希腊，拉开了国家间海洋战争的序幕。在公元前480年爆发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军队凭借出色的控船技术、灵活的海上战术，一举击溃了波斯舰队，从而解除了波斯对希腊的威胁。实力强大的雅典成为古希腊的霸主，建立了对爱琴海的控制权。然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节节败退，元气大伤。在阿哥斯波塔米海战中，雅典海军几乎被斯巴达舰队全部消灭，不得不向斯巴达投降，斯巴达成了希腊的新霸主。200多年后，迦太基与古罗马为了争抢地中海的霸主地位，爆发了布匿战争。这场战役持续了100多年，最终以罗马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罗马人自此取得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成为该地区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以地中海为依托建立起了东起小亚细亚、西达大西洋沿岸的庞大国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与政治行为紧密相连。各个沿海国家为了争夺海洋霸主地位不惜诉诸武力，依靠海洋来发展国家、谋求政治利益。海洋霸主地位的不断转移体现出海洋政治的动态变化，也验证了“海殇则国衰，海强则国兴”的历史逻辑。

四、海洋政治具有核心性

在陆地资源日渐枯竭、生存空间日益萎缩、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21世纪，海洋以其无穷的潜力、丰富的资源成为各个沿海国家政治策略的重心、经济发展的主线、军力竞赛的舞台，尚未被完全开发的海洋引导着人类发展的新方向。海洋政治在沿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具有核心特征。在21世纪，海洋政治决定着沿海国家的未来命运，凝聚、统筹、管理、影响、制约着沿海国家的其他领域，其核心特征便来源于沿海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第一，海洋是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海洋成为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海洋经济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人类最初从事简单的捕捞、养殖、运输等行业，海洋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有限。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的财富向沿海国家敞开了怀抱，沿海国家开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大大提高，纷纷筹建舰队、探索世界、开展贸易。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海上强国无一不是凭借海洋经济成为区域霸主。近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海洋经济间接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在20世纪的后40年，海洋经济总产值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海上贸易航道构成了沿海国家的“蓝色命脉”。沿海国家仅仅依靠本土或邻国是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依靠便捷富饶的海洋开发海洋经济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正确选择。日本是一个土地面积仅有37．3万平方千米、海洋领土面积高达440万平方千米的岛国。对海洋的依赖感和对自然灾害的危机感、对大陆国家的恐慌感交织在一起，成为日本的历史惯性和精神情结。［6］日本在发展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得天独厚的海洋地理优势，把经济重心从重工业、化工业向海洋产业转移，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以高新技术为产业支柱的现代海洋经济。可以说，海洋经济已经是日本经济结构中的核心要素。除了日本之外，美国、英国、俄罗斯等沿海国家将海洋经济纳入到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以海洋经济为中心带动国内的其他产业全面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结构。第二，海洋是沿海国家军事部署的核心。海洋的通道作用对沿海国家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通过对海洋的分割实现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控制，通过瓜分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来推动国际秩序的发展与演进”［7］。通过控制海上航道来影响或干预陆上权力分配是国际海洋政治的最原始内涵。历史上，地中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权一直是沿岸国家争夺的对象，海域的控制权决定着沿岸国家的实力与地位，在这一时期爆发的几场大海战都深刻影响着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进程。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四通八达的海洋为人类追逐财富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欧洲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新的土壤。海洋的通道作用显得愈发关键。谁能掌控海上通道，谁就能掌控世界经济，进一步左右国际局势。所以，控制重要航线、取得制海权是沿海国家增强实力、扩大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海洋便由此成为沿海国家军事部署的核心。率先提出“制海权”理论的是美国的马汉，他认为“赢得了制海权就意味着主宰世界”，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控制海洋的目的，通过海战来消除敌人的海上威胁，并保持对敌人的力量威慑，从而确保本国在海上的自由活动。利益到了哪里，军舰就需要开到哪里。［8］马汉的“海权论”提出之后就倍受追捧，成为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理论基础，由此将国防经费与科技研究都聚焦到海军力量培养上，海洋成为美国部署军力、扩张势力的核心领域。另外，俄罗斯、英国、日本也都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海洋捆绑在一起，大力发展海军。在整个20世纪中，大部分沿海国家都将海洋视作军事力量发展的核心，把最先进的科技、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海军建设之中，以维持国家的沿海安全并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时至今日，海洋依然是国家间维护权益、扩大利益、保持威慑的前沿阵地，依然是国防力量的核心地带。第三，海洋是沿海国家资源储备的核心。人类凭借先进的科技，大范围地探索海洋，大规模地开发海洋。海洋对人类来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人类只触摸到海洋狭小的一隅，对海洋的认识和把握还远远不够。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无私馈赠。与陆地自然资源的数量相比，海洋自然资源的规模和种类之多令人难以置信。［9］海洋拥有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占地球生物资源总量的80%，有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根据科学推算，海洋每年可以向人类提供约30亿吨的水产品，可以供100亿人食用1年，其向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是全球所有耕地农产品总量的1000倍。海洋已经成了人类的主要“粮仓”之一，各个沿海国家都将海产品视为重要的食物资源。海洋拥有十分可观的石油气资源。海底石油气资源是海洋蕴藏的宝贵财富，也是沿海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据科学家估计，海底埋藏着地球半数以上的石油气资源，仅中国海域的石油储量就达451亿吨，天然气储量达14．1万亿立方米。石油气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一直是国家间争夺的焦点，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夺取控制权。海洋巨大的开发潜力聚焦了各个沿海国家的目光，开发、储备海洋资源成为其首要任务。海洋拥有十分蓬勃的动力资源。海洋共有13．7亿立方米的海水，其产生的动能高达1582亿千瓦。相比于人类在陆地上利用煤炭、水利、核等生产能量的手段，海洋动能更加环保、稳定，海洋潮汐能、海洋波涛能、海洋温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为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寻求更高效清洁的替代能源，沿海国家将海洋作为能源开发的抓手。不论是海洋经济、海上力量还是海洋资源开发等一系列海洋行为，都是海洋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体现了海洋政治在沿海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作用。以海洋为中心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成为沿海国家全新的发展模式。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中心在海洋，争斗的中心在海洋，憧憬的中心在海洋，海洋政治的核心特征凸显得越来越明显。

五、海洋政治具有建构性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人类普遍认识到海洋的非凡价值，领略到海洋的无穷魅力。沿海国家纷纷开始向海洋进军，谋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更丰厚的政治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对海洋提出主权诉求，围绕着海洋领土、海上航线、海洋资源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为海洋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海洋形势的变化与格局的转变牵引着海洋政治的演化，海洋政治进入了建构海洋规则与争夺海洋话语权的新时代，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海洋政治的建构以海洋规范为指向。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同时代对海洋权利的诉求不尽相同，海洋政治随着社会发展与迫切的现实需要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质，不断建构新的规则，要求更多的利益。条约规范本是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海洋政治的建构性也以条约规范的方式体现。海洋条约规范是当今海洋秩序的指向标，在描述海洋行为的边界时积极地塑造、建构着海洋秩序。目前，世界各国都将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海洋之上，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海域中的深层次合作日益密切。但是，若没有统一的、规范的、公平的海洋条约规范为指引，各国会将资源与时间浪费在对抗及空谈上，难以在实际目标、切实利益上达成一致展开合作，海洋秩序、海洋安全、海洋合作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与规范的作用日趋显现。［10］于1982年诞生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洋政治建构出的产物。该公约对一系列的海洋概念作了科学界定，对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利益争端、海洋生态保护等涉海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裁决作用，是各国处理海事问题的主要参照。海洋条约规范在各国发生利益争端时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各个国家按照具体规则解决矛盾冲突，有效地推动了各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化解了矛盾冲突，建构了更科学、合理的规范内容，促进了海洋政治公平有序的新发展。其次，海洋政治的建构以海洋强国为主导。海洋兴则国家兴，海洋强则国家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大多是海洋强国。［11］迄今为止，不论海洋规则还是海洋政治理论，都是在海洋强国的主导下建构的。海洋利益划分是海洋政治建构的核心焦点，各海洋国家围绕这一焦点展开话语宣称与政治博弈，而最终得出的结果往往反映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海洋强国的话语内容。纵观历史，海洋自由原则、领海、毗连区等制度都由崛起的海洋大国率先提出，然后在它们成为海洋主导国后得到默认并逐渐积累，最后固化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12］不同的海洋国家基于本国的国情、基于对海洋不同的认知与意图，赋予海洋政治不同的意义，建构出不同的海洋政治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国际海洋政治的建构过程中，海洋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对海洋作出的政策选择与变迁，并非出于对全球海洋的关注与热爱，而是通过建构一定的话语论证体系来佐证自身利益需求的合理性，从而服务于本国的海洋战略。例如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就是以扩张美国的势力范围、谋求广阔的海外市场、意欲占领“阳光下的市场”为目的而构建的海洋政治理论。马汉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最符合各国实际需求，为沿海国家向海洋进一步索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道路选择。

参考文献

［1］巩建华．李林杰．中国海洋政治战略概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4

［2］曲令泉．蓝色呼唤［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70

［3］林建华．海洋政治构成要素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1):43－46

［4］郑义炜．张建宏．论海陆符合型国家发展海权的两难困境［J］．太平洋学报，2013(3):59－67

［5］高子川．蓝色警示———二十一世纪初的海洋争夺与展望［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4:4

［6］侯昂妤．日本的海洋观念与中日海上战略碰撞［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4):37－47

［7］李亚敏．海洋大发现与国际秩序的建立［J］．世界知识，2009(8):18－19

［8］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J］．战略与管理，2003(1):86－94

［9］蒋磊．蓝色大潮———21世纪上半叶人类文明与海洋发展［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88

［10］胡波．国际海洋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7(2):85－101

［11］曹文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争端对策［J］．新视野，2014(3):115－119

［12］曹文振．李文斌．海洋自由制度的完善:内涵、主体与动力———基于对海洋政治历史的研究［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1):48－61．

作者：邹冠男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