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现代化探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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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汶川地震已历十年，在逐渐恢复和自我调适的过程中，羌族面临的族群搬迁和家园重建等问题，使得其由宗教文化所蕴生的民族教育内容与民族的当代生存现状以及现代教育模式之间，产生了更多复杂的矛盾。在生活环境、教育需求皆发生了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以保存、延续族群文化为核心，重建新时代的民族教育价值内核和教育框架，需要从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的角度，进行文化还原、道德重塑、信仰引导以及寻根教育，进而探寻当代羌民族教育重构和文化传承之路。

关键词:羌族;宗教教育;民族教育;教育重构

羌民族的宗教文化，素有中国原始宗教活化石之称。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羌族仍然保留的原始宗教内核，是族群诞生和延续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内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指归，是民族心理认同和民族教育传承的原生动力。它所代表的民族生存经验以及核心的精神信仰等等，成为一直以来传统民族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宗教的神秘玄幻性和教育的世俗理性冲突过程中，虽然由于特有的文化生态，羌族原始宗教并没有像其他宗教一样将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进行严格的分离，但随着媒体时代和消费时代的来临，羌族宗教文化在文化商品化和“他者叙述”等文化开发活动中，其精神内核及其蕴生的文化教育功能正在不断地嬗变和异化，尤其是5•12汶川地震之后，羌人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日渐式微的族群传统更加需要寻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维系和传承。如何在当前的生活环境中，继续从世代相袭的古老宗教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的力量，这对于当代的羌族族人而言，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教育层面而言，如何在现代学校教育广泛普及的基础上，重建新时代的民族教育价值内核和教育框架，除了外在的物质文化保护和重建之外，可能还更需要以客观、内化的途径，挖掘和刷新原始宗教的文化资源，还原羌民族的文化本真，统合文化元素的商品化、零星化呈现方式，构筑文化寻根的整体思维，从而探索本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之路。

一、羌族的自然宗教特征及宗教教育的混融性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由于地域环境和族群生存等诸多因素，羌族宗教文化的形成呈现出较为特殊的多元融合特征，不论是早期陶然士与葛维汉有关一神教或“多神教”［1］的辩论，还是后来胡鉴民认为“羌族之信仰还在灵气崇拜与拜物的阶段”［2］等开创性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羌人在民族延续过程中，自身的原始崇拜和其他宗教信仰交流与杂糅的成型过程。因此，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羌人的社会生活植根于其宗教生活，而羌人有语言无文字的文化传承方式，又使得本民族的社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教育混融在一起。

(一)作为民族教育原生动力的羌族宗教文化

尽管从魏晋至民国以来，羌族的宗教生活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道教、喇嘛教甚至西方宗教的影响，但真正让羌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仍是源自于古羌人自然崇拜而来的原始宗教内容。这种原始宗教的信仰内容和信仰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既是古代羌人民族教育的主要内容，又同时作为一种根本动力促使了羌族民族教育的逐渐独立。由于族群地处的山林、河谷等地理环境，古羌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本民族所面对的自然万物。这种原始宗教的诠释方式，虽然很大部分是基于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敬畏和恐惧等等，但其中也包含了生存经验和生存技能的总结，更代表了民族得以诞生和延续下去的一些基本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正是让一代又一代的族群后人能够坚守和繁衍的重要原因。一如佛罗斯特所说:“由于原始社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静止状态，因此教育是一种保守的力量，总是致力于维护现状和给青年人传授那些在变化中固有的东西。”［3］10原始宗教所蕴生出的民族教育，其外在强调的是面对自然生存条件趋利避害的种群繁衍法则，而内在强调的则是在趋向一致的心灵归属中，维系族群稳固壮大的精神观念法则。按照一般规律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种自然宗教和教育共生的现象会逐步分离，世俗教育的独立成为民族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然而，由于在羌民族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而其“多神教”的特征也并没有像道教或神道教那样形成完整的宗教教义和严密的教派组织等。因此，羌族保留至今的、源自于原始时代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礼仪、民俗等文化，并没有随着自然崇拜的消退而消失，而是在独特的口耳相授、演示实践的文化传承过程当中，一直与本民族的社会教育相生并存。而来自于原始自然宗教所强调的“看不见的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演化为民族精神教育和哲学认知的基础。羌人以“白石崇拜”为基础的宗教文化，浸透到整个族群的教育过程中。由于羌人居住地区相对偏僻和闭塞的条件，在大规模的文化发掘和学校教育进入羌区以前，羌族民族教育的所有内容，几乎全部由自然宗教的内容演绎而来，在羌寨的祭山会、释比唱经以及婚丧嫁娶等场合，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4］400。以北川地区而言，如青片乡、小寨子沟等尚保留较为完整的神树信仰、山神信仰、药王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代际之间教育的主要内容。尽管新一代的年轻族人接受了更多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但上一代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宗教仪礼行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着耳濡目染的影响。

(二)近代以来羌族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分合

由于受到“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原地区与羌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一直是站在文化输出和文化同化的角度进行的。从清初开始对羌区实行的“改土归流”和里甲制度，更是强行民族同化的显例。以北川地区为例，清代“汉民里”的划分以及近代民国政府“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的设立和保甲制度的实行，北川羌人“通汉人语者几半”［5］37。在这种文化影响过程中，羌族宗教文化固然吸收融入了其他宗教元素，比如观音、玉皇和孔子供奉等等，但这种漠视民族特性的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必然导致民族教育自身的反弹。因此，晚清到民国以来，尽管政府投入了相当力量，在羌区进行了现代教育机构的兴建，并形成了羌族现代学校教育的雏形，如清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将旧九峰、岷山、酉山等书院相继改为小学学堂，以及1931年“松理懋茂汶共立中学”的草创成立，各类中学、职业学校相继出现等。但这种学校教育在实质上并没有对羌族自身的“宗教+民族”的文化教育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其原因之一固然是由于羌人村寨环境的偏僻闭塞，物质条件贫乏，所谓“教资不良，教法尚未改善，经费支绌，设备无法补充，生活困难学童易于辍学”［6］26等，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也有基于对历来强制同化的反感，故而由此产生的对外来文化为主导的学校教育的抵触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羌族原有的民族教育所具有的神秘化、巫术化等原始宗教特征，而学校教育又无法真正有效开展，故此在羌区出现的是“社会教育比学校教育还落后”的局面，民族宗教教育和现代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没能够找到适当的结合点。但总的看来，近代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诞生于新文化思潮之中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已然开始从教育资源、教育方式以及教育对象等方面影响羌族本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文化教育。此时期西方传教士和国内外学者对羌族宗教文化的自觉性研究及总结，也为后一时期探索传统民族教育和现代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宗教与教育分离原则的实行，对剥离宗教神秘主义外衣，进行知识文化的科学普及和教育功能的合理分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羌区学校教育的规模和水准相比近代时期，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就西南地区尤其是居住地域较分散的羌民族而言，由于羌族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义务的限定，因此，在羌区学校教育广泛普及、完全融入社会主流教育体系的同时，如何保存和传播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教育，又成为羌族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暴力性毁坏之后，羌族传统宗教生活呈现出衰落态势，比如神灵偶像的破坏、庙宇的拆除，以及由于祭山会遭禁所带来的释比传承和释比文化的濒危等等。汶川地震后，北川原县城被基本摧毁，有近万羌族人丧生，异地重建之后的分散居住、外出务工、现代信息和生活方式的冲击等，无疑皆进一步加剧了本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教育的危机。如何恢复族群文化的本来面目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精髓，尤其是羌族传承至今的原始宗教内容，其存留的笃信神秘自然力量的原始思维，与其衍生的丰富多彩的礼仪民俗等文化内容，如何在传授现代知识文化的学校教育中进行有效的民族文化融入，成为羌族宗教民族教育和羌区学校教育的新问题。

二、新时期羌族宗教文化的开掘与嬗变

(一)改革开放及震后羌族宗教文化功能和宗教教育功能的蜕变

八十年代以来，部分羌寨恢复了祭山会的仪式，但由于此前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运动的影响，羌区的诸多宗教祭祀仪式和民间信仰仪式在一度中断之后，开始逐渐销声匿迹。以个案调查为例，“祭山会、打太平保护等上坛仪式在雁门乡白水村，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间，只有修房子或春节前后的安神仪式、治疗疾病的踩烨头、放音童等中坛、下坛仪式还有一些生存空间”［7］35。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在羌区的淡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羌族原始宗教文化传承的断裂和嬗变。羌族的大型祭祀活动曾是维系羌族族群团结、凝聚精神力量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随着这些传统仪式生存空间的缩小，羌族宗教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在进行着新的调适，一是宗教仪式针对性的现实化和功利化，比如上述的具有治病作用的放音童、跳红锅等仪式。二是宗教内容的固定化和形式化，羌族原始宗教文化的保存、整理和研究多数是由专门的学者来完成，这些文化内容已然外化为固定的符号标志，比如白石崇拜、万物有灵、多神信仰等，而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内容自身的濒危却与这种研究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调适一方面反映了现代羌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程度的提高，对原始神秘力量崇拜的减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语境下源生于原始宗教的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弱化。伴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年轻一代羌族对各种传统祭祀活动以及礼仪民俗日渐陌生，而对来自原始宗教中的世界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是知之甚少。在汶川大地震后，一些熟知传统的老一辈羌人的离世以及羌寨聚居地的举家迁徙，让一些固定的地域文化特征亦逐渐消失，比如北川新县城的外迁、平坝地带居住建筑样式的改变和房屋内火塘的取消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族精神力量核心存在的羌族宗教文化，如何在新环境中寻找本民族的生存延续动力，既关涉到民族宗教文化的保存，也关涉到民族教育的未来方向。

(二)媒体传播和文化多元化对羌族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电网络在羌区的逐渐普及，使得新的信息和文化交流方式随之出现。以北川县为例，震前已经实现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工程”，覆盖率达到了100%，灾后重建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和数字设备等，更进一步地让多数山区羌寨迎来了“数字电视”时代。文化信息的双向交流过程，既让羌族宗教文化得以在广阔的平台上更便利、更直接地对外传播，同时也使得本族宗教文化受到了更为多元化的冲击。在全媒体和影像传播的时代，影视符号对羌族文化的展现可以更为直观、鲜明，让人身临其境，将一些单纯用语言、音声无法表达的东西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比如原始宗教信仰里的各类祭祀仪式和有关的音乐、舞蹈等。在这种民族原生文化形态的基础上，重新以影像符号编制的媒体产品，如纪录片、新闻纪实报道以及电影电视作品等，正在取代以往的包括录音、文字、图案等传统媒介方式。互联网终端的多元化、及时性优势，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快速渗透，更是让羌族宗教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延续都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全新时期。以中国羌族网(cnqiangzu．com)、中国羌族文化信息网(qiangren．2000y．com)以及中国羌族文化网微博(t．qq．com/qiangzuren)等网媒为代表，网站对羌文化的分门别类以及与网络受众互动的过程，反映了当前羌人自身对原始宗教文化的认知状况，也反映了羌族宗教文化的生存现状。在网站的介绍当中，羌族宗教文化所展示给受众的，是色彩分明的巫师服、猴皮帽以及皱纹满面的羌族老释比等。通过生动鲜明的图像和声音，外界固然比以往更为直观地看到、听到了羌族宗教生活，但这种固化的、观赏式的方式，也正在使羌族宗教文化肤浅化和娱乐化。也就是说，在具有隔膜感的媒介生态中，包括羌族宗教文化在内的整个羌族文化面貌，正处在“被建构”［8］的状态。这种情况，一方面吸引了更多受众关注羌族文化，但另一方面则由于媒体话语权的导向，使得羌族文化的原生状态和传承有所异化。近年来在北川县城各广场组织的莎朗舞活动和“万人莎朗”吉尼斯记录的创造，实际上也透露出一种对媒体间离化的反拨。因此，开展多元媒介的全方位民族志记录，结合羌族年轻一代的现代教育背景，以新的影像叙事手段进行宗教文化内涵的教育转换，应当是媒体时代羌族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延续的重要问题。

三、媒体语境下羌族宗教文化的教育重构方向

(一)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文化本真性还原

在媒体文化和他族文化不断冲击的文化融合背景下，羌族宗教文化在面临内在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延续危机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要不断应对纷至沓来的文化发掘和文化观光等活动，在文化生态的不断变动之中，羌族宗教文化需要从其原始宗教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入手，还原其文化的内在本真状态，而非外在表象性的客观记录，从而建立民族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的良性结构。本真性(authenticity)一词，源于希腊语的“authentes”，意为“权威者”或“亲手制作”。此概念最早来自海德格尔对自我存在和共同存在的讨论［9］144，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二十世纪中叶后，本真性进入文化领域，为考察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在民俗学和旅游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对真实性、原生态等的讨论，成为当前民族文化保护和文化开发的热点。就国内的文化渊源而言，“真人”“纯真”等观念既是老庄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原始哲学“无极”“太极”等思想的演绎。因此，就具有典型原始宗教特征的羌族文化来说，在民族教育中积极开展对本族宗教文化原生精神力量的探寻和重建，应当是现阶段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针对当前羌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实情，一是要在旅游文化的兴起过程中突破一些符号化的文化表象，比如招揽性的民族服饰展示、表演性的歌舞以及礼仪展示等;同时在民族教育中着重关注旅游文化经济效益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原生动力所在，以及这种文化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民族生存前景等。二是在面对外来力量的文化保护和文化开发活动的同时，比如震后出现的政府诸多“客位保护”［10］现象等，需要通过民族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结合，强化对本族宗教文化内部保护和延续的自觉意识。三是需要将民族生活中的宗教内容适当引入学校教育，进行道德精神的重构教育，以民族节日、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抽取宗教中的神圣性教育，与个体对自然、社会的敬畏教育相结合，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精神教育内容。由此，让羌民族在自我探寻、真实自我表达的过程中，铭记“存留在集体记忆中的深刻影响”［11］。以北川地区来说，震后十年，在北川地震遗址逐渐成为新的旅游纪念地的情况下，羌民族原始信仰中推崇的勇于牺牲、自强自立的精神，与这一新的集体记忆符号之间的映射，正提供了宗教教育与民族教育的两相融合二次契机。

(二)地域变迁后的民族文化寻根

教育对于聚居地域相对固定的羌人来说，以宗教文化为根基的民族文化，其发源和传承都与浓厚的地域意识密切相连。在部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建立在地缘意识基础上的种种价值观念由此应运而生，如家园之恋、故土之思、邻里乡党、宗庙社稷、籍贯祖坟等等”［12］。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羌族的地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标志有二:一是现代消费观念和商品大潮的影响下，羌人坚守故土观念的转淡;二是汶川地震之后许多羌族村寨的整体搬迁，对传统羌族生活环境的根本改变。如果说，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是媒介生态和技术理性让羌族经历的“隐性”的地域变化，而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举家迁移，则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让羌人感觉到了地域陌生化的不适。在从震后的应急状态中逐渐恢复和适应过来的情况之下，如何重建羌民族的文化核心，进行新时期的民族身份认同，需要重新借助曾是民族诞生根源的原始宗教文化，进行民族文化寻根教育，以获取其宏大、深沉的精神召唤力。尤其对于今天的羌人而言，在地域意识和物质环境都已迥异于过去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13］33。

文化寻根曾是二十世纪西方波及范围最广的一场思想运动，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民间文化的复兴至今影响至深。但国内八十年代以来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思想潮流，在注重乡土地方特色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寻根所蕴含的本质意义。如叶舒宪所说:“文化寻根是牵涉到我们这个星球和人类的互动以及人类内部互动关系的终极关怀问题，而绝不只是怀旧、复古、保守的传统主义、迷恋民间乡土习俗或者展现地方特色。”［14］所以，就现代语境下的羌族而言，其文化寻根教育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重建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依归的民族精神家园，进行新的民族身份认同;二是在文化开发和文化保护活动中，区分形式化、零散化的文化怀旧与完整的文化体系修复之间的异同。对前者来说，由于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外在文化符号上至今依然存在，如白石、释比、莎朗、羌笛等，其所内涵的文化心理亦潜藏于族群内心，因此，需要将这些本属于宗教仪式附加物的文化符号，融入民族教育资源之中，提升来自于传统宗教的心理功能，即在去除了宗教的神秘信仰后，依然具有“强化群体规范，为个体行为提供道德约束，并为那些共同体福社仰赖的共同目标和价值提供基础”［15］391这样的精神意义。比如羌族宗教信仰的祖先崇拜和灵物崇拜，在更加注重个体心理体验的今天，尤其是在经历了大地震之后心理状态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可以通过血缘亲情的追溯和生存环境的对比教育，重塑民族道德精神的宗旨和感恩文化等。对后者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则是，需要在当前的旅游文化开发过程中，通过深层次的民族文化素养教育，来应对文化商品化的泛滥问题。尽管关于文化商品化的讨论有着较为对立的观点，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羌区的地域状况和羌人的地域意识都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羌族原生文化的消退，各种外来的“他者叙述”已然无法掩盖，比如羌族舞蹈风格和功能的转换、羌绣艺术逐渐的模式化和肤浅化等。故此，必须通过族群内部的文化教育重构，重新树立羌人对文化的自我认同，培养一批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传承者，去探索和思考新时期羌族民族文化的“现代性矛盾”与“文化寻根的内部矛盾”。

参考文献:

［1］RALPHCOVELL．羌人的宗教和民族渊源考［J］．焦玉琴，译．宗教与民族(第壹辑)，2002(00):232．

［2］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J］．金陵大学金陵学报，1941(10):10－11．

［3］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吴元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赵德．石泉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6］冯克书．理番县视察述要［M］．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64．

作者：张伟平 单位：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