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历史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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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为直接参与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独到认识和见解，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邓小平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任务与所处时代的主题来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阐释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关键问题、实现路径与方法论。文章通过梳理不同时期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论述，试图分析邓小平民族团结理论的内容与特征，探索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实际以及国家发展所处特定环境之间的关联，以期深化认识民族团结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重要性，为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大团结;历史发展;当代启示

党的报告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提出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描绘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最大同心圆。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伴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关键问题、实现路径和工作方法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阐述，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试图分析邓小平民族团结理论的内容和特征，探索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实际以及国家发展所处特定环境之间的关联，以期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一、抗战时期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和主张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我国大片土地沦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在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时，全民族团结抗战理应成为中国各阶级阶层、各政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最大共识。但在当时，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甚至冲突严重，日本军国主义千方百计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与联合。在历史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主动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救国。依靠全民族的坚强团结，我们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P．1032)。抗战爆发前不久，邓小平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分别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并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中国西南边疆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里是壮、苗、瑶等多民族交错居住区，在根据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邓小平执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原则，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也成为最早实践民族团结政策的地区之一。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北部苗族地区时，邓小平在其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上，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该指示提出对瑶民和苗民的基本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团结与联合少数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对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地方状况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当地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以及影响民族团结的历史因素等，对团结少数民族抗战的意义和途径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回民是中国比较大而且最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因此要“把回民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分离出来”，这“是争取最大多数回民到抗日战线上”［3］(P．135)的前提。而争取回民的重要方法就是“回民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同时并进”、“加紧培养回民干部”以及“采取各种办法巩固回汉团结”［3］(P．135)。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邓小平不断总结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抗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指出，日本入侵中国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应当始终站在民族利益上，去团结各阶层来抗日”［4］(P．6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5］(P．41)。“民族的团结应该是包括着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和军政民之间的团结”，“不团结就无以救亡图存”;相应地，“谁破坏了民族的团结”，谁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民族的罪人”［3］(P．243－244)。在邓小平看来，团结抗战符合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民族团结是争取少数民族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途径。

二、建国初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尚未完全解放，邓小平同等率部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并作为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首长，领导该地区的、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工作。期间邓小平领导进军西藏工作，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具体的民族工作中，邓小平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长期性、实现路径与方法论有着深刻的体察。

(一)充分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民族成分多，长达几千公里的西南边境线上几乎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基于这样的现实，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地区”，“西南民族团结问题比其他地方更重要”［6］(P．275－276)。1950年3月底，西南地区除西藏外已全部获得解放，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地方政府需要着手解决城市接管、改造原国民党军队以及恢复生产生活等工作。在统筹安排西南工作时，面对“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6］(P．203)，邓小平从“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的高度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6］(P．127)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的重要保障。西南地区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发展潜力较大，西南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而要把西南建设好，就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努力来共同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秩序，“没有各民族团结，就谈不上巩固社会秩序，谈不上国防，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6］(P．276－277)。当时西南地区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残余的国民党特务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在邻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乘乱骚扰破坏，企图在边界地区建立所谓的“游击根据地”。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与国防建设的统一性:“西南国防与各个民族间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6］(P．274－275)因此，他提出要“用最大的努力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注意边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工作，以巩固西南国防”［6］(P．332)。“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6］(P．380)，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将侵入西南的帝国主义势力彻底驱除，才能使祖国西南地区的国防得到巩固。

(二)消除隔阂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前提邓小平将团结作为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并认为首先应从消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做起。他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6］(P．196－19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妨碍民族团结的因素既来自尚未肃清的敌人的挑拨离间，也受到各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7］(P．595)邓小平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他谈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很深的民族隔阂，而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尤其是大汉族主义政策。因此“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6］(P．216、223);“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6］(P．196)。在强调首先取消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的同时，邓小平也指出“团结是相互的事”，“一方面要消除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要消除狭隘民族主义，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来做工作，就能搞好团结”［6］(P．277－278)，强调了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共同责任。1957年，邓小平在中央八届三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重申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指出“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过去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同样必要的”［8］(P．129)。这段话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民族团结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制度性工作邓小平同志对民族团结工作的长期性有着明确的认知。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光靠取消两个主义是不够的，“民族间团结以及互相间的信赖，是要经过长期工作才能办得到的，一两千年来的隔阂，不能设想在一两年内就能完全解决”［6］(P．495)。这就需要大民族尤其是汉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6］(P．196)“团结、帮助、照顾”［8］(P．75)少数民族发展。也就是说，民族团结的实现需要长期而全面的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保障。要实现民族团结，首先要消除隔阂，而民族隔阂的消除需要长期的民族工作方能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奠定民族团结的基础，“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6］(P．196－197)。邓小平谈到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解放军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不仅符合少数民族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6］(P．195－196)。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真正落实民族政策，政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政策的核心在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具体体现在:其一，要通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人民相信的人成为本民族人民的真正代表”［6］(P．279－280)，并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杂居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以便容纳各少数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到政府中来，并参加政府中的具体工作”［6］(P．270)，这是“发扬民主，团结各民族的关键所在”［6］(P．375－376)。其二，“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9］(P．67－68)，将民族干部培养作为沟通民族地区和实行改革的基础。其三，“各民族的社会改革，应当由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愿望，采取适合自己的民族特点的步骤去完成”［9］(P．7)。经济政策涉及到粮食、市场、贸易和金融等一系列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6］(P．199－200)。在处理和解决藏区经济工作的具体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藏区之财经领导是争取藏民团结的基本工作之一”［6］(P．181)，金融税收政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6］(P．183)。在邓小平看来，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采取“扶助发展的方针”［6］(P．455)，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具体工作领域帮助各少数民族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是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举措。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爱国的民主的大团结”［6］(P．336)，一方面，政治上要“真正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6］(P．498)，这是“团结各民族的关键所在”［6］(P．461);另一方面，“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6］(P．498)，“必须从经济、贸易、文教、卫生等方面予各兄弟民族以扶助”［6］(P．461)。这就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奠定民族团结基础指明了方向。

(四)民族团结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态度、原则和方法邓小平同志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的方法论，在多个场合对民族团结工作的态度、原则和方法提出具体要求。首先，民族工作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6］(P．202)，要采取“稳当的态度”［6］(P．196)。面对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形势，邓小平指出，处理民族问题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6］(P．196－197)。对于民族地区的改革事宜，邓小平提出了“不盲动、不轻率”的主张，认为“不能患急性病”，“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6］(P．196－197)，“要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使民族团结工作前进一步”［6］(P．461)。他还强调“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不仅“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要老老实实”，而且“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6］(P．202)，以求得少数民族的信任、谅解和拥护。其次，“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6］(P．201)。邓小平同志强调民族地区的改革事宜要同少数民族商量，特别是同上层分子商量，“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6］(P．201);“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6］(P．201)。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也要求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充分协商，“少数民族问题极端复杂，我们经验很少，故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必须在反复商讨之后特别是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交换意见之后才能实行”［6］(P．225)。再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6］(P．279)。针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邓小平指出，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差异，“各民族间不应彼此歧视”，“有事可坦率地提出意见，有什么话摆在桌上来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6］(P．279)。

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时代阐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经济建设，中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这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动员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从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特征入手，强调通过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与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此外，在外交活动中，通过与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合作，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奠定基础，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经过二十余年的革命和建设，各民族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10］(P．185－186)。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特征的深刻总结，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表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文本中一以贯之，仅有文字上的细微调整。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一章中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1］(P．1290)。1953年，邓小平在做选举法草案说明时指出，“我们的《选举法》应该把这种民族友爱团结的关系反映出来，并使之巩固起来”［8］(P．63);1956年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将“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关系”［9］(P．7)作为共产党必须特别努力去实现的目标加以强调。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大团结也更加巩固起来。这是站在中央和全局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工作的肯定。邓小平在重视国内各民族间团结的同时，也提出了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愿望和目标。加强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原则和目标，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多次强调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主政大西南时，邓小平坚信我们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爱国的民主的大团结”是我们建设西南的重要保障;西藏和平解放是全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样强调“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并提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就将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进一步联系起来。邓小平从民族愿望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阐释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意义，指出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12］(P．797)，符合“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12］(P．781)，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3］(P．170);“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报什么政治观点，都要大团结”［13］(P．75－76)。邓小平将实现国家统一与振兴中华民族作为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12］(P．1238－1239)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邓小平把民族团结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介绍给国际友人。他指出，团结和联合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保证”［12］(P．951)，“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13］(P．289－290)。同时他还指出，团结才有力量，团结的原则就是维护民族利益和争取民族解放，这样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14］(P．1992)在处理国际社会关系的实践中，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团结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共同的斗争”［14］(P．2006－2007)。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邓小平坚决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联合，既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顺应了和平与发展主题下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趋势，是我国赢得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必然选择。

四、几点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邓小平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她一成立就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救星和团结人民的核心”，“没有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4］(P．366－367)。在日本入侵中国、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不仅“坚持主张抗战中要团结，要合作，而且主张抗战后还要团结合作”［3］(P．243－244)。在建设时期，在中国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要凝聚十几亿人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道理。［10］(P．341－342)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是指导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首先是思想观念团结统一才能行动一致。无产阶级的政党使命使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不断壮大和发展，党的团结对于民族团结具有统领作用。只有实现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10］(P．148)。经历“”十年浩劫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前进的前提和保证。邓小平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国实现民族团结的基本条件，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团结的核心，人民民主专政是民族团结的政治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民族团结的指导思想”［15］。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具体工作中，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党组织的关键作用。“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巩固民族间的团结统一”［8］(P．346－347)。

(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产生于不同时期的具体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坚持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的思想一以贯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通过对基于真正民族平等而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和切实执行，极大地获得了少数民族的谅解、拥护和支持，这对革命力量的保留、壮大并最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建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疏通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在少数民族地区“谨慎稳重”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以求得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并动员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祖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内各民族和海内外“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最大范围的团结”［16］，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并积极推动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运动，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为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贡献力量。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与各个历史阶段国家的战略任务以及中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关联，并随着社会总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具有深刻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三)民族团结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邓小平所谈论的民族团结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涵义:其一，基于社会主义的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10］(P．206)。这里所说的民族团结是在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下，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一致性，建立、巩固和加强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其二，基于爱国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应当始终站在民族利益上，去团结各阶层来抗日”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团结是摒弃政治观点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建立于爱国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层面的团结，号召全世界中华民族子孙一起为抵抗外侮、维护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努力;其三，基于国际主义的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联合，“团结和联合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保证”［12］(P．951)。这里的民族团结是指世界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而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合作。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了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全部涵义。从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大团结的具体任务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追求团结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使民族团结拥有了特定的制度保障。因此，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在推动改革开放之时，正确判断中国社会民族关系性质，指出各民族群众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在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道德标准和奋斗目标的推动下，各民族社会主义一致性更加发展和巩固，各民族基于社会主义一致性条件下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关系也将更加巩固。巩固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国家统一提供重要保障。民族团结思想与社会主义本质是高度统一的，各民族共同的团结进步与繁荣发展也是保障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

作者：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