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古货币设计事理比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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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论特辑》2006年第2期

摘要：目的探索中西古钱币不同形式与风格的形成原因，研究设计过程中的“事理学”规律，指导今后的产品设计过程。方法通过对古中国与古希腊钱币的形式风格、制作材料工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所解决的“事”进行的逐步比较，从其表象到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索，得到钱币设计过程中所应用的普遍规律。结论中西古钱币形式与风格的差异不仅是由制造与使用钱币的主体不同造成的，而且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宗教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对钱币的制作材料、表现题材、制作工艺等也产生了影响，从而形成了独有的形式与风格。可以看出钱币的设计过程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虽然古钱币造物的“事”不同，但是其中的规律，即“事理”是相同的。

关键词：古钱币；中西古货币；比较研究；设计事理

以古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货币体系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依托于不同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古钱币体系[1]。中国公认最早的货币是贝币，其出现的时间大概在夏代末年（约公元前17世纪），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中国的货币从天然海贝发展到青铜铸币，形式风格也有了巨大变化。古希腊的货币制度出现于约公元前600年，当时的希腊处于西方的古风时代（约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480年），是希腊艺术的发展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古希腊货币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货币的产生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类从食物采集阶段发展到食物生产阶段，出现了剩余产品，继而从原始以物易物的生产资料交换模式中逐渐分离出了一般等价物[2]，从而衍生出了货币，但东西方钱币在形式与风格上却有着明显差异。这里以古中国与古希腊的钱币为例，从形式与风格、材料与工艺、所处地理环境、所解决的“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古代造物过程的基本规律。

1形式与风格的比较

东西方货币在形式上有着明显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钱币视觉符号，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东西方审美特征差异[3]。首先在形状上，先秦货币形式多样，但大都形状规则，边角都较为规矩，形状与中国古人使用的生活生产用具相似，如形似刀具的刀币，形如“镈”的布币等，古代中国钱币见图1。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也有了“外圆内方”的统一形制，这是造物者将古人的宇宙观融入到设计思想中，对设计形式做出的尝试[4]。而古希腊货币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大部分都是不规则的圆盘形状，有些甚至呈现出不规则的圆饼状，古希腊钱币见图2。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古代货币上大都有穿孔，不论是贝币、刀币、布币，还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大都有孔，主要用以穿绳方便携带。而古希腊钱币则几乎没有，只有部分钱币表面或边缘有浅坑，并没有穿透，有些钱币表面有方形印记，主要用来规范重量。虽然东方货币的孔与西方货币出现的钱坑表现形式不同，但是都体现出了功能至上的设计思想，即在寻求“人为事”之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以“人工物”的目的性为首要考虑要素，并不拘泥于形式。在钱币内容方面，中国古钱币的主要表现内容是文字，先秦货币的文字主要记述钱币铸造地等信息，秦代半两以及随后出现的五铢钱上的文字主要记录钱币重量（两、铢均为古钱币重量单位），宋代及以后的圆形方孔钱文字主要记录年号等信息。中国古钱币在文字的表现形式上也极其丰富，由最初的金文、篆书，发展到宋代的行书、草书、真书、瘦金体，甚至在古钱币上还出现了契丹文、蒙文及满文等。而古希腊钱币在内容的表现上与中国古钱币有着明显差异，主要以具象的动物或人像为主，通过人与动物等形象描述神话故事或者历史事件，当然也不排除少数钱币上有文字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钱币内容的不同，直接受到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各家名流为记录与传播各自的思想成果，必然注重文字的使用与传播，也就提升了文字的价值与地位，因而中国古钱币表现内容多为文字形式就不足为奇。而在古希腊古风时期，艺术发展迅速，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反映在新兴的钱币上，因而古希腊钱币会出现具象的浮雕形式。从两者的风格来看，中国古钱币在线条形状表现上显得比较规整、有力、富于变化，同时在文字的雕刻手法方面注重线条的流畅美感，内容趋于抽象。而古希腊钱币在内容与形制上则显得较为自由、圆润，雕刻风格相对比较具象[5]。此外，在钱币的发展成熟过程中，作为造物者，“人”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人作为钱币的制作者，在钱币出现之初，在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根据情感需求来选择钱币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其次，人作为钱币的受体，也间接影响着钱币的表现风格并逐步产生审美意识。

2制作材料及方式的比较

从表象上看，除了人为因素能够影响东西方货币设计风格间的差异外，钱币的制作材料与制作方式也会造成设计风格的不同。中国货币最主要的制作材料是铜，商朝晚期就出现了仿天然海贝铜质货币，之后的刀币、布币及圆形方孔钱无一例外都以青铜为主要制作材料。青铜质地较硬，成型后不易磨损变形，因而能够保证刻画的文字、线条流畅与图形的规矩、秩序感。古代西方货币的制作材料主要以金银等贵金属为主，还有部分的金银混合物，金银的化学性质稳定，在自然界存在着自然金，不需要冶炼就可以直接用来制造货币。在造物过程中，材料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差异。中国古钱币所采用的主要制作方式是铸造，就是先在陶泥上刻画钱币形状反书钱币上的文字，然后将正反两块陶泥合起来制成陶范，再将铸钱所用的铜料融化，然后倒入铜范预制的浇道中，等待铜料冷却，打碎陶范取出钱币进行下一步加工。最开始的陶范是一次性使用的，在陶范上刻画复杂的图案无疑增加了工作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效率，不符合社会生产的发展规律（经济的繁荣导致需要大量的货币），因而决定了货币内容不可能出现复杂的纹饰图案，而以线条为主的中国古文字出现在了钱币上。以铸造为主的制作方式也为钱币上文字线条的流畅感提供了可能，虽然之后的铸造方式有了改进，但是其基础的文字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在古希腊，由于金银质软，因而在加工方式上与东方货币有着显著差异，一般以“打制”为主[6]，就是在青铜或铁板上雕好模后，将金银或合金放到两块模具中间，用锤子反复敲打，使硬币两面形成浮雕。青铜质地硬而金银质软，就决定了模具的磨损比较小，并且可以重复使用，模具浮雕虽然费力，但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并不会影响生产效率，这就为钱币上具象且自由的浮雕内容制作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东西方货币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跟制作的材料与工艺是分不开的。自然界中存在着诸多的原材料，但对最终制作材料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人”作为设计主体的设计思想的体现，即人总是试图快速准确地达到目的[7]。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最简单的方式，通过实践，古中国与古希腊先民分别选择了铜与金这两种材料，做到了快速而又准确解决事情的目的。人类的造币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对制造材料与工艺的选择上，并非人类对货币风格、内容的主动选择。那么为什么对材料的选择产生差异呢？

3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比较

最早的古希腊钱币出现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王国是两河流域的发达地区，处于两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虽然土地肥沃但是缺乏矿物等自然资源，甚至连石头都很少，但幸运的是吕底亚王国首府萨迪斯的河中有自然的金银矿，因而金银材料因其珍贵性以及易于加工性成为了商业贸易活动中的首选货币材料。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对古希腊钱币材料的选择与钱币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古中国钱币产生于中国文明起源地黄河流域。在人类寻找和加工石料、玉料以制造石器、玉器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天然铜矿和铜矿石，而烧制陶器的实践又为青铜的冶炼提供了耐高温材料。金银等贵金属虽然在铸币过程中也有使用，但是因其极度稀缺，只能作为上币，并不能满足大量铸造与传播的使用需求。其他的天然材料如石、玉等，前者因其普遍性后者因其质地过于坚硬不便加工都没被用做流通的货币。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下，造物者对不同材料、不同工艺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造物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人类造物的主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同样在当代设计造物过程中，设计师的设计行为也受到诸如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环境、政策制度等各方面的影响，设计师只有在逐步认识这些限制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才能逐步地完善设计。

4“事”的比较

东西方货币的本质不在于呈现怎样的风格面貌，最主要的是基于解决怎样的“事”出现，从而达到利用现有材料与技术解决所面临之“事”的目的。首先是商业流通的目的及方式存在差异。东西方货币的出现与发展都是基于一个大的背景环境，那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用一般等价物向他人“购买”来取代以物易物带来的繁琐，随着地域内部或不同地域间的经济贸易日益频繁，金属货币的出现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认可，从而达到了货物交换的目的。古代中国经济量巨大，因而需要大量钱币进行交易，古代的半两钱及五铢钱将具体的重量用文字写在钱币上，方便衡量商品的价值，并且在钱币中间穿孔，便于携带运输。但在古希腊却不然，古代的两河流域一直处于国家混战的状态，经济体量明显不如古代中国，因而对货币的需求量也会相应减少，钱币上也没有明显的计重与计量标记，也不需要穿孔来大量携带，此外金银等贵金属所铸出的钱币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需求，以至于并没有寻求比金银更为易得的材料。其次货币除了商业贸易外，还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媒介，其传播的信息及目的不尽相同。西汉年间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在丝绸之路及周边国家发现的不同文化的圆形方孔金属货币，显示了我国古代经济贸易的繁盛以及政治机器的强大，由此折射出古钱币在文化传播与宣扬国威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西方的钱币则重在传播宗教信仰与政治形态。研究发现，古希腊钱币大多雕刻具象内容，如国王形象、守护神以及英雄形象等，在向外扩张时也向其他地区带去了本国铸币，将货币承载的国家政治、文化、宗家意识形态传播到了被征服地区。因而铸币的内容与形式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而钱币就成了一个国家文化经济实力传播的重要媒介。另外，钱币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载体，东西方古钱币在艺术的表现内容与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别。在古代中国，人们会将文字刻录在青铜钱币上，从先秦的金文到篆书、隶书，发展到北宋的行书、草书、真书，记录了中国文字艺术的演变过程，这也成为了中国古老的文字或书法艺术传播与记录的重要媒介[8]。即使后来其他书写方式与传播载体的出现，也没能阻挡钱币文字艺术在钱币上的应用。尤其是在古钱币上出现的王莽时期“悬针篆”，北宋“御书三体对钱（真书、行书、草书）”，宋徽宗的“瘦金体”等，将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一枚小小的钱币上发挥得淋漓尽致[9]。而在古希腊，雕塑艺术享誉世界，古希腊人也理所当然地将雕塑艺术运用在了钱币上，主要运用了2.5维雕塑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通过钱币的流通将雕塑艺术在周边地区进行了传播。可以说小小的钱币浓缩了西方雕塑艺术的精华。当然钱币的内容、形制根据具体功能与应用形式的不同会有所变化。中西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不同，造成了中西方造物者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因而东西方钱币在处理钱币的问题上，有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形成了不同的形式与风格。总而言之，“事”的解决方式与手段的选择会有所不同，即“人工物”的创造性也会出现差异。

5结语

通过对东西方古钱币的比较发现，虽然同为钱币，但是在表现形式、材料工艺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事”的不同，即造币的目的在流通方式、信息传播、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的不同，比如商业流通量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钱币孔的有无，与其他地区信息交流的目的与两地主流艺术类型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题材上的差异。不同的应用目的在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政治宗教形态等外部条件的限制下，选择了不同的材料工艺与表现内容，因而在表现形式与风格上也呈现了很大的不同。设计作为人为事物的科学[10]，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但设计行为及所创造的“人工物”要遵循一定的事理规律，既要合情，也要合理。虽然设计过程最终以“人工物”的结果出现，但是却也是研究“人”与“事”的过程，“事”的发展又离不开人、物、环境。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将理解人与环境间的自然观、人与人间的人际观、物与环境间的物用观作为首要前提，再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的“人为事”与“人工物”进行创造性设计。

作者：许通陆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