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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天地》2013年第12期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这个群体中近半数是女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人际交往情况、自我认知、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情绪情感等方面与男性相比有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越是认同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对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越高、感到孤独和无助的程度越低、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越频繁,就会提高留在城市的意愿程度。如何提高她们留在城市的意愿程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通过接受相关培训,被纳入到城市的社会保护体系中,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真诚接纳。
城市中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逐渐减小的同时,性别结构也出现了变化,从男性为主逐渐变为男女比例基本均衡。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近半数是女性。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调查,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女性的比例也随之降低。在较为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16-20岁之间的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基本上接近50%。年龄在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而上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26.9%。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为25.5岁,初中以上受教育水平,而且是以未婚为主的青年人群,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生力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仅要从事物质资料再生产,而且还要从事人口再生产,她们在务工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而且关乎无数个家庭和他们下一代的发展。由于体制性和非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她们在城市中生存困难重重,这些困难的存在会导致她们的心理方面出现一些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问题,她们遇到的问题比男性更加严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就业、维权、公共服务等方面相比于男性会面临更多的障碍,付出更多的代价,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的相对剥离感更为明显,[1]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相对剥离感也强于男性,需要深入了解她们在城市的生存现状及其内心的真切感受。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来自于个体生态、组织生态、职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干扰。[2]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是否有特殊性,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个突破口,但目前关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不利于政府科学地作出决策。若改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存与就业状况,有必要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让她们顺利适应城市生活,对于实现性别平等,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调查在黑龙江地区选取了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几个城市,发放了国际上通用的SCL-90量表700份,收回有效问卷553份。通过此量表跟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新生代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现状。本调查还发放了农民工在城市适应现状问卷15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878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有658份(包括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有效问卷264份)。问卷内容包括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生活工作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根据问卷结果,利用SPSS19.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找到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留城意愿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人际关系、自我认同、情绪情感等方面,分析这些心理因素是否是她们的留城意愿程度的影响因素。
(二)描述性统计
SCL-90量表是心理健康研究最常用的量表之一。SCL-90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饮食和睡眠)10个因子。每一个因子能够反映出某方面的个体的心理健康情况,通过因子的分数可以了解症状分布特点和症状的明显程度。表1可以看出男女新生代农民工SCL-90量表10个因子的比较结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着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转型,她们有一种自豪和成就感,她们在城市里已经有了简单的人际交往,但是由于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着与孩子分离或是夫妻分离的痛苦,在城市中生活也有紧张感。[3,4]表2是根据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适应状况的统计结果,经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的地位低,比例为52.3%,尽管不认同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可还是有46.3%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与城市居民交往的频繁程度上有50.8%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选择了频繁,但同时有65.8%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时常感到无助与孤单。留城意愿的调查结果发现有64.4%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希望自己留在城市。表3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与相关心理因素进行分析,认同自己在城市的地位低于留城意愿之间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与城市人的交往频繁程度、感到无助和孤单的程度与留城意愿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SPSS独立样本检验的分析结果,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在量表的10个因子的双尾T检验的Sig值均小于0.05(见表4),在量表的10个因子症状都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明确男女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在心理健康方面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为进一步明确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人际关系、情绪情感、生活满意度这些心理因素对她们的留城意愿的影响程度,采用Logistic模型。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男性相比存在差异,男性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女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认同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低、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程度、对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感到孤独与无助的程度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越是认同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对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越高,感到孤独和无助的程度越低,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越频繁,就会提高留在城市的意愿程度。
(二)启示
本文结论也带来若干启示,尽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低,可还是超过半数的人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并且有留在城市的意愿。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StaceyAdams)于1965年提出社会比较理论:员工的激励程度来源于对自己和参照对象的报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观比较感觉。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城市的投入不少于男性和其他群体,应该创造条件让她们在城市中有尊严的生活,有体面的工作,不仅仅是收入,还有深层次自我价值实现,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敞开胸怀真诚地接纳她们。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或多或少地伴随着身份焦虑,对城市存在距离感和陌生感,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也比较模糊。[6]在个人情感方面的体验是造成她们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产生心理问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7]
性别在我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意识观念。比如劳动力市场上两性不同的参与模式、不同的工作机遇和待遇现象的出现;宣传平等政策和维权时不自觉地损害着妇女的利益,无形中宣扬并强化着性别意识。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政府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扶持和帮助尤为重要。政府应意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认识到这些差异与社会的性别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帮助妇女解决具体的权益受损问题,促进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结构,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如果能正视男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生理和社会差别,对妇女所处的不利环境采取积极的纠正和保护措施,最终会改变社会性别秩序。广泛开展就业教育培训,针对女性农民工特征,务工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如卫生健康、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等培训,提升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素质。拓宽就业渠道,构建男女平等的就业机制。通过提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增加她们的自信心,让她们更有信心在城市中生存。将处于边缘和弱势群体中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纳入到打工城市的社会保护体系中。在社会保险的政策设计中,强调性别视角,充分考虑女性农民工的性别特征,开展女性农民工免费健康检查和公共卫生服务,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丰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健全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参考文献:
[1]冯慧玲,方小教.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心理探析[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2,(5):66-70.
[2]王东强,田书芹,曹成刚.统筹城乡发展中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培训长效机制研究———基于生态干扰理论的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12,(6):93-95.
[3]张红杰,董玉平,刘辉.保定市354名女性进城务工者生存质量调查[J].环境与职业医学,2013,(7):548-550.
[4]刘霞.隐藏与沉默的身份转型———女性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叙事[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4):55-61.
[5]刘晋.简析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恋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9):65-67.
[6]张春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性别认同及其传播实践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3.
[7]向华丽.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3市的调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103-110.
作者:韩玉梅a;常文硕b;唐守冬A 单位:黑河学院a.教育科学学院;b.人文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