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困境与路径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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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几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在抢救、整理、翻译等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由于受到自身特性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在意识、人才、资金等方面仍面临着许多困境。在我国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积极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背景下，亟需探索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新机制，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少数民族古籍；古籍保护；困境；对策

少数民族古籍指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古代书册、典籍和资料。[1]少数民族古籍简称民族古籍，可分为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有文字类指各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和汉文古籍中有关少数民族记载的文献；无文字类一般指少数民族历史上通过口耳相传形成的各种史料。在时间断限上，由于少数民族古籍的特殊情况，可延伸至1949年。做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与普通汉文古籍相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显得更为艰巨和繁重，面临着诸多困难。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复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环境下，亟需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保护机制，全面、科学、规范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

1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

1.1保存条件差，保护意识弱

少数民族古籍除了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研机构外，大部分散落在民间，尤其是边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古籍保存机构众多，地域分散，无法集中管理，而且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大多经济不发达，许多古籍保护条件有限，不用说恒温恒湿设备，就是普通的书套都少有，大多出现了发霉、发脆、粘连、受潮等受损现象，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一些少数民族古籍搜集到相关单位后，也未能得到科学保护，继续老化、破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北京地区保存的彝文古籍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现，所编目的659部文献古籍中保存完好的只占总数的37%，有残缺的占45%，完全无法整理的占18%。云南楚雄档案馆所藏彝文古籍中，前后残缺的占40%，严重残损无法修复的占4%。[2]这些珍贵古籍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保护，随时都有损坏丧失的危险。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淡化，保护动力不足，导致少数民族古籍大量流失。目前，由于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在其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民族文化传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范围不断缩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弱化、淡化的趋势，特别是大量农村青年男女到城市中求学、打工，在主流文化和全球大众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感受越来越淡，普通民众如此，各地收藏单位工作人员对保护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到位，缺乏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工作中由于懈怠造成无意损坏古籍的情形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无法理解这些民族古籍的价值，保护动力不足，甚至在一些边远、偏僻的地区，一些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常常被用来陪葬、焚烧或直接流入民间销售。少数民族古籍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流失严重。以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为例，据初步统计，全省共藏有大约数10万册（卷），口碑古籍有4万余种。但这些古籍正以每年上千册（卷）的速度流失，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流失的重灾区。[3]不仅如此，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文化抢夺和掠夺造成了数以千万的少数民族古籍流散国外，对中华民族文化造成了严重损失，也加剧了保护工作的难度。以流失最严重的蒙文古籍为例，俄罗斯、丹麦、法国、瑞典、美国、比利时、芬兰等国均有几百册（件）至几十册（件）不等数量的收藏。[4]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收藏的东巴文文献有1万余册，遍及美、英、德、意、荷兰等国。[5]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和管理措施，少数民族古籍流失国外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一些不法分子非法收购、倒卖、走私少数民族古籍的活动日益猖獗。近年来，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均有瑶族、苗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古籍流失海外。[6]

1.2人才匮乏，工作机制不完善

人才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关键。与汉文普通古籍相比，少数民族古籍往往还存在一个翻译环节。因此，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基础工作难度远大于汉文古籍。人才匮乏，尤其是懂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人才奇缺，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需要克服的重要困难。目前，全国共约有5000名专兼职人员从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然而，这些人员与数量丰富、文种众多的民族古籍相比，远远无法满足需要。此外，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建设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队伍结构失衡，队伍年龄偏大，保护工作后继乏人；专业结构失衡，复合型人才偏少；职称和学历结构失衡，民族古籍高级职称人才偏少，学历偏低；文种失衡，保护重点多集中在藏文、纳西文等大文种，其他如尔苏沙巴文、古仡佬文等小文种基本处于无人问津，无人能识的状态。[7]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建立健全，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全国开设古籍保护相关专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只有50多家，与少数民族古籍相关的只有国家民委在西南民族大学设立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和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设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班”等少数机构。此外，目前人才任用机制尚不完善，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古籍人才由于职称、待遇等因素被迫转行；院校培养出来的一些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受我国事业单位“逢进必考”制度的限制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了引进的人才并非所需，无法开展相关工作，而真正需要的人才又被挡在门外，有本领无法施展的尴尬境地。

1.3资金短缺，保护工作受到制约

充足的资金保障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普查、修复、整理，还是培养人才，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少数民族古籍由于数量巨大，文种多，分布地区大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任务异常繁重，经费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古籍保护的经费投入。以云南省为例，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云南省从2010年起每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然而，这些经费对任务繁重的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来说杯水车薪，难以对云南省藏量达10余万册（卷）的少数民族古籍通盘规划，只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抢救和修复工作。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建设的经费保障也不容乐观。除了材质脆弱、数字化标准问题外，经费投入不足成为开展大规模数字化的主要障碍。在数字化的成本组成中，1/3用于数字化，2/3则用于资料组织、建立索引及向访客开放上，数字化对象的长期保存是另一项永久性的额外成本因素。[8]投入不足，使许多收藏丰富的机构无法购置相关的设备，导致少数民族古籍的数字化进展缓慢。此外，与普通汉文古籍数据库相比，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没有形成产业化，无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使得少数民族古籍的数字化道路困难重重。

2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30多年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共抢救、整理上百万种，公开出版了5000多种；培养了3000多名专业人才，初步建立了合理的人才队伍结构。尤为可喜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连续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目前已经出版了34个民族卷，基本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家底，为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前，亟需增强紧迫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力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探索新机制，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

2.1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健全保护制度

制度是进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国务院、国家民委等部门相继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对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下一步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指导方针。但是，这些文件在编制、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规定弹性较大，指导性规定居多，并没有硬性制度保障，离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制度化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很可能陷入各自为政的状况。因此，各级政府应结合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结合本地情况，加快制定和完善各项法规制度，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从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对此，原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认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制度体系应包括加强少数民族古籍立法工作，制定并完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少数民族古籍的征集、收藏、流通等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购、盗窃、损毁、倒卖、走私少数民族古籍等行为，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古籍出入境等重要环节的审查、监督和管理；加强国际合作，坚决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律法规追索非法流失境外的古籍，逐步推进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9]除此外，还应该建立人才培养和培训制度，将保护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只有各项工作环节都有制度保障，才能推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2集中精力进行搜集和抢救性保护

鉴于少数民族古籍分布区域广、损毁和流失严重的状况，集中有限资金进行搜集和抢救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各级政府和机构应提供财力、人力等保障，加快少数民族古籍搜集工作。对散落在我国民间的古籍，应在耐心说服的基础上，通过收购、捐赠等方式集中收藏；对流失海外的古籍，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促进这部分古籍主要以数字化方式回归。对口传古籍应一方面尽快搜集、整理民间艺人的口传资料，建立专门的音像资料库；另一方面，对因各种条件限制无法全部记录的资料，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扶持继承人。其次，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古籍的保管条件。各搜集单位应提高认识，破除将少数民族古籍视为本单位“私有财产”的错误观念，将搜集到的古籍集中收藏到有条件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各收藏单位应对照《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GB/T30227—2013）的标准，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古籍的保管条件，做到防火防潮、防尘防虫，逐步实现恒温恒湿控制，安装防紫外线窗帘，努力提高古籍保管的环境，为古籍保护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有条件地进行修复工作。古籍修复是古籍保护的重要手段，对延缓古籍的寿命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资金和修复人才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应重点对破损的珍善本、孤本少数民族古籍进行修复。在修复过程中，与汉文普通古籍一样，少数民族古籍也需要遵循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等原则，修复的技术也基本一致。然而，由于少数民族古籍在载体、装帧形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在一些修复方法上需要特殊对待。如配纸，少数民族古籍载体多为手工纸，以东巴纸、藏纸为例，二者均为含有毒性的手工纸，在修复时就不能用普通的棉纸、宣纸，而要用各种民族手工纸。粘合剂的制作也需要根据纸张薄厚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粘稠度。此外，贝叶经等特殊材质的古籍修复需要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充分借鉴汉文古籍修复技术，探索适合不同材质古籍的修复新技术和新方法。

2.3加大人才培养，创新人才使用机制

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队伍是做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需要突破现有的一些框架，健全管理体制，完善人才管理方式。第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扩大人才培养基地，在民族高校开设民族古籍专业，扩大“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中民族古籍专业的招生比例，培养高层次人才。制定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训规划，采取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结合的办法，不断壮大队伍。优化队伍结构，重点培养学科专业骨干和拔尖人才。第二，创新人才任用和评价机制。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大胆启用优秀年轻人才。健全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完善公开聘用制，改革人才选拔方式，适当调整现有机制，让少数民族古籍人才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在评价中坚持以德、才、绩为导向，完善少数民族古籍职务任职评价方法。总之，需要对这些少数民族古籍人才从政治、生活、待遇各方面政策给以适当倾斜和照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第三，创新人才使用机制。针对目前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不足，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人才奇缺的状况，一方面加大培养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合理使用现有人才，扩宽人才选用的视野，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完成工作。比如，通过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可集中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整理和修复等人才，优先整理和修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古籍。同时，加强业务交流，积极与中央民族大学等具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优势的民族高校和机构联系，虚心学习和请教，条件允许时可将相关学者和专家邀请至现场指导工作。

2.4加强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

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籍进行再加工，实现了古籍形式和内容的转移和再揭示，既保存了古籍原本，又可将原本信息完整呈现给读者，可使古籍化身千百，永久传承。少数民族古籍的数字化本质上是一个集数据库应用平台、信息资源电子商务平台与资源数字化加工服务平台于一体的巨大数据仓库，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用户提供基于内容的服务。[10]数字化应该成为今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向。各部门应积极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经费，加快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为读者提供保护成果的全文数字化阅览服务，使少数民族古籍得到更广泛的利用。在建设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重复劳动，浪费有限的资源，各级部门和收藏单位应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实现资源的共建，在标准、规范上互相配合，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上共同协作。共享数字化资源是解决少数民族古籍保存分散，保护基础条件差，资金不足等问题的重要途径。首先，各地可根据实际，建立区域性的文献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可以是某地收藏的所有少数民族文献，也可以联合不同地区建立专门的某个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依托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联合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典藏较多的单位实施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与共享项目，建立民族文献古籍数字化及共享系统，实现民族古籍文献的资源整合。其次，积极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努力分担“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建设任务，并实现少数民族古籍库与这些数据库的无缝连接，使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后，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整合其他国家所藏少数民族古籍，把少数民族古籍库建成一个开放性、国际性的平台。通过数字化少数民族古籍图书馆，面向全球开放少数民族古籍资料，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3结语

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少数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做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少数民族古籍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原因，目前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在观念意识、人才、资金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沿着前人的道路，积极探索新机制，切实做好保护工作。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需要系统性的设计和长时期的建设。目前，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主体意识淡化，保护动力不足，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我们需要在提高少数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激发文化保护的主动性，通过建立和完善保护制度，在人力、物力、智力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实现保护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可持续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包和平，何丽.民族古籍保护及其策略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6）.

[2]张邡.关注中国彝文古籍保存现状[J].中国民族，2005（10）.

[3]王长山.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状况堪忧[N].中国民族报，2006-5-2（4）.

[4]宝音.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华林.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41.

[6]本报记者.保护少数民族古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访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冬生[N].中国民族报，2014-09-27（13）.

[7]李资源.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79-684.

[8]李钊.数字化存档不能承受之重[N].中国文化报，2012-10-16（7）.

[9]殷泓.少数民族古籍，会消失吗？[N].光明日报，2010-12-15（4）.

[10]杨梅.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障体系建设探析[J].云南图书馆，2011（4)

作者：黄金东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