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的“圣杯”意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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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报》2015年第四期

一、导言：追寻“圣杯”与自我形构

张爱玲的自传体写作不只是缘于一种回忆，而是来自作家内心深处渴望探寻自我与主体身份的愿望，特别是张爱玲对自身爱情的体验。然而，张爱玲虽然写了不少经典的爱情故事，却长时间没有恋爱经验，直到和胡兰成热恋才结束了她的单身少女生活。《小团圆》中的爱情主题，可看作是张爱玲对自身爱情体悟的自体叙述。她以中文铭刻生命中初次恋爱的体验，显然要比用英文书写面向外国读者的《易经》和《雷峰塔》（后中译出版）来得更得心应手。在近年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不难看到张爱玲对于爱情的崇高与不朽所抱持的信念①，由此亦可理解《小团圆》叙事语言中对那种充满情爱语境与爱欲象征空间的营造，以及张爱玲对于她上海时期那一段初恋的回忆。详析现当代自传体叙事文学中的自我/主体建构，其中含有隐匿性自我的复杂因素，自我意识以各种形态漂移在文本与现实之间——从文字叙事乃至于心理人格。于张爱玲而言，传主/作者自我主体漂移的这种多元互涉特质主要建基于她自传体书写的手法之中②。

在《小团圆》中，关于作者与胡兰成在书中的形象建构，我们可从盛九莉（张爱玲原型）与邵之雍（胡兰成原型）的爱情故事主线中找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指涉两性关系与作家自我的线索：即有关“圣杯”这一象征符号的建构与追寻。邵之雍初识盛九莉，便几乎天天去盛九莉家和她见面。值得一说的是，文本一开始就指出盛九莉心中对真爱的观点：她追寻的真爱是“无目的”性的。接着叙事将此与“圣杯”意象以及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恋爱事迹结合起来。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邵之雍在长久追寻真爱亦即“寻找圣杯”的历程中，最终遇到真爱——盛九莉的描述①。此中有关“圣杯”的符号意象及其象征意义值得进一步解读，这是叙事者所刻意设下的一个意象，透过“圣杯”的追寻，邵之雍将盛九莉的自我主体形构成富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具体而言，在邵之雍追寻“圣杯”的书写中，盛九莉是邵之雍“一直想遇见像她这样的人”，如同中古传说中的“圣杯”，有着崇高与神秘的主体形象。作者把中世纪的骑士恋情和“圣杯”放在一处描述，显然有其深刻用心，暗示盛九莉和邵之雍的爱情所含有的古典爱情之崇高与神圣，非一般现代爱情观所比。在小说文本中，“圣杯”意象通过邵之雍与盛九莉所说的话进一步凸现出来：“你脸上有神之光。”②邵之雍的眼里，盛九莉有“神”的崇高形象，这从另一个视角暗示了盛九莉的终极主体性：神的自我形象。因此，从事叙事的真实作者及其所讲述的文本中虚构的人物盛九莉，都实有着极高的自我形构主体：有了“圣杯”才能烘托出“神之光”的实体，两者相得益彰。

二、“圣杯”与无目的性的爱情

《小团圆》中“圣杯”所表征的自我/主体意象及其隐匿性意义，主要在两方面：其一为无目的之爱；其二为热恋中男女情/欲、性/灵的双重结合与统一。这里先探讨前者，后者留待下文解读。小说在叙述“神之光”和“圣杯”的文字时，作者亦试图建构盛九莉的爱情观：即盛九莉乃怀抱“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主张③。无目的的爱包含无私性与崇高性，是爱情至高的境界与理想，这也符合前文所论及的，张爱玲对于崇高爱情的信仰。除了《小团圆》，张爱玲亦在《同学少年都不贱》里，通过赵珏道出无目的爱情观：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她想。那些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为自己着想，或是为了家庭社会传宗接代，那不是爱情。④日后赵珏在和恩娟重逢聊天时，再次提起无目的的爱情：“觉得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

可见这是作家抱持的一种较为纯粹而坚决的爱情观，这种无目的的爱可视为张爱玲对于爱之至高境界的定义，含有“神之光”的真实内涵，藉此小说人物盛九莉才能达至“神之光”乃至“圣杯”的实质主体。通过“圣杯”追寻者——邵之雍，张爱玲迂回地将其自我透过盛九莉投射出来：邵之雍对“圣杯”的追寻，不只是突显了作者／张爱玲与叙事者／盛九莉的崇高自我主体，同时亦将胡兰成／邵之雍形塑成朝圣者形象：女／男的主从属性亦得到彰显。抗战时期发生在上海的这一段恋爱故事，在张爱玲的文本建构中升华为极富象征意义的“圣杯”叙事。这和她早期在上海所创作的爱情故事多少有异曲同工之处：力图表现在恋爱中的人要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呈现出更为素朴而放恣的生命哲理与崇高的人性品质。事实上，在西方基督教史中“，圣杯”演变发展的过程非常复杂。传统的看法是“，圣杯”是《新约》福音书中“最后晚餐”时，耶稣使用的杯子；亦有说是耶稣受难时，用来盛放耶稣鲜血的圣餐杯。不过，“圣杯”日后演变成耶稣身边的一个女人——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Magdalene)的符号与象征体，人们指她才是传说中的“圣杯”：又因传闻她怀了耶稣的孩子，因此她的子宫也被认为是神圣的“圣杯”。“圣杯”在世俗观念中，已从神圣的宗教概念转变为圣母的身体、再降至女人的身体、子宫的象征物体。因此“，圣杯”这种女性叙事中出现的自我形象，具有十分独特的女性主义的主体特质。

在重写自己的初恋体验时，张爱玲借“圣杯”叙事找到了书写的制高点，并以此展开，重新诠释或再现了她的初恋故事与爱情观的意义结构。因而全书充满爱情追忆的升华能量，达到精神意义上的不朽／永生：在成为邵之雍眼中蓝色光芒的“神龛”意象之时，盛九莉如梦似幻地泛舟顺流在金色的梦之河，唱起她的恋歌①。重回童年的宁静，在悠长而无穷尽的金色沙漠，浩浩荡荡穿越过去与未来的重门，感受恋爱中金色的“永生”之美好体验②。于此，通过恋爱对象对“圣杯”的追寻以及“神之光”形象呈露这一过程，张爱玲最终从凡身肉体转化为恋爱对象眼中的终极爱情归宿，展现出崇高的自我主体形象。在此种自我形构中，张爱玲／盛九莉幻化成“圣杯”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意象。总之，在张爱玲的象征性修辞学中，这一段随着恋爱关系终结而了断的初恋情感体验，在“金色的梦之河”的象征域界中成为一种不死的、无减退迹象的符号性记忆／体验。而在寻求“圣杯”的隐喻中，盛九莉这一个被追寻的女性，因其无目的式、奉献式、甚至朝神式的爱情付出，而被作者建构成为日后“圣杯”的象征体——这正是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所塑造的自我意象的一个基础。耐人寻味地是，相对于邵之雍，张爱玲描述的笔锋转向盛九莉的第二任丈夫汝狄（也即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时，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由“圣杯”之追寻转入令人震惊的打胎事件。显然这是作家自传体叙事所刻意安排的结构。小说叙述道：那时候她遇见了一个更年长的男人，然而她并不认为相见恨晚，因为若早几年遇见汝狄（赖雅），他未必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③。然后叙述者记述这男人在她打胎时的行止：当她肚痛得“翻江搅海”时，汝狄在晚饭中却“津津有味”地把一整只烤鸡吃了，“她不觉有些反感”④。可见在张爱玲笔下，她对前后两个丈夫的刻划笔调有所不同，比较的意味颇浓。一是初恋的甜蜜追忆，一是打胎时痛苦与惊恐的铭刻。两相对照，或可从反面之镜像中折射出盛九莉作为“圣杯”形象的美好与崇高。

不论是“圣杯”意象或打胎事件，在《小团圆》中都是极具震撼性的传记内容。后者象征新生命的丧失，而前者则可视为新生命的精神性建构，即精神意义的生命形式的诞生。从中或可带出当年张爱玲为何会爱上胡兰成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追寻圣杯”因此也可视为张爱玲在“自己的故事”中表现了追寻自我／主体的仪式化叙事行为。通过一个怀有崇高情怀乃至没有目的情的恋爱中人，借助一个追寻“圣杯”的情场圣手，张爱玲在文本中不但为自己的初恋记忆建构出一种超越现实意义的理想爱情典范，并在具有争议的情／欲叙事中重建自我／主体形象。在这意义上，叙事体中的“圣杯”形构也把《小团圆》中有关作者自我及其主体的追寻与建构，巧妙地以象征手法铭刻在她的恋情记忆之中，熔铸为自我形象的整体结构。此中有关“圣杯”这一圣物的“名称”，借助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说法，正是一种“能够被视为名称者，具有名称功能和效力者”。而作者的初恋正是《小团圆》中主要记述的重建内容之一，也是作者记忆“唯一同时可以命名和思考的物”。这实际是一种“纪念”的形式，或者一种哀悼的表现。德里达认为，深刻的个人记忆持有者在她活着的时候已经以潜隐的方式悼念自我与对方。记忆的呼唤，正是名字的呼唤；即便无人回答或无所显示，名字与再呼唤的可能性亦同时存在着，从而让名字（即文中有关“圣杯”／盛九莉／张爱玲）的替身及复写成为可能⑤。通过“圣杯”与男女主角关系的互动及其爱恋书写，不难从中发掘出作家传记中隐匿性自我的另一种形式，其意义结构在“圣杯”这一圣物意象中，成为传记体中具有命名功能的叙事手段，乃至于是张爱玲对其初恋的一种纪念与哀悼体现。通过“圣杯”这一载体，张爱玲在她最重要的自传叙事中逃离了压抑与反抗的命运，而不再只是为了反抗而书写，也不再为控诉而追忆，而是放下自我，双重追寻自我和发现主体，以期达到实现自我与主体而书写。

实际上，《张爱玲私语录》中关于爱情崇高／神圣的言说，以及《小团圆》中无目的的崇高爱情观在当代世俗社会并不具备普遍意义，这一点在与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易经》的对比中，可以得到印证。在《易经》中，沈琵琶和她母亲杨露的爱情体验完全不同。母亲那一代人认为“爱情是神圣的”，而到了沈琵琶这一代这种观念已经变样了，爱情在她这一代人的生活中退了位①。相对于中世纪骑士的爱情，现代的爱情不仅退了位，更是变了质。而在此大环境中，《小团圆》中盛九莉的无目的和无条件的爱情观显然是张爱玲对于当代世俗情爱的反拨：盛九莉的爱情并非一般的现代世俗恋情。此中非世俗的崇高无私的爱，正是“神之光”和“圣杯”的体现，这和其后盛邵两人在海边约会时，海上的探海灯的蓝光照射在盛九莉身上时“把她塑在临时的神龛里”的刻划完全一致②。“神龛”中的盛九莉形象显然刻意被神化了。而此“神龛”中的女性形象，在早年《金锁记》中也出现曹七巧身上，是作者提升女性使之神圣化的表现手法。《雷峰塔》和《易经》里没有此类崇高的男女爱情故事，对照之下，《小团圆》中的爱情与情欲叙事就变得更加独特。可见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自我形构，其中主要以《小团圆》中的自我书写最为引人注目，从而构成张爱玲自传体中初恋的情爱经验。而此情爱体验被作家进一步以复杂多元的象征性语言加以经营，在“圣杯”的背景下以梦的形式及弗洛依德式的男女身体叙事加以建构：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已更为圆融自如地刻划男／女在情／欲主题上的身体意象，特别是通过盛九莉的视角，女性对男性身体的凝视所产生的各种符号如手臂、胳膊，树干等，都化为富有自我主体的情／欲意象，构成女性／盛九莉的象征性情色凝视。身体和树木及树干等意象的联想经营，透露出张爱玲在身体与情欲书写中，已经找到更多隐性与显性互换的象征语码。在张爱玲笔下这些男女恋情的描绘，与男／女身体与情／欲的书写，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构成张爱玲晚期女性叙事文体重要的环节。

三、双重性质的自我铭刻

自我形象的意义结构和张爱玲对自身理想化的主体形象显然是有内在互动关系的。这在自传体书写和回忆录写作中成为作家创作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并按叙事内容与情节的需要加以发挥。这在回忆录写作中被称为理想化自我意像的叙事手法，而成为作家写作自传时一个精心建构的角色③。通过“圣杯”的意义结构之叙事建构，张爱玲与盛九莉的姓名的转换，得以从现实转变为文本建构中的自我／主体。这种转变在《雷峰塔》和《易经》中则较少体现（这显然也有待另文进一步探讨）。纵观《雷峰塔》和《易经》二书则完全没有关于“圣杯”的记述，也缺少类似“圣杯”一般的圣物名称的铭刻。可见张爱玲对于初恋的叙事重构，在《小团圆》的自传体中表现了更为深层的意图，比之前完稿的《雷峰塔》和《易经》两部自传体小说来得更有象征深度；赋予了初恋一种理想化倾向、甚至神话意境的叙事效果。以上张爱玲通过“神龛”“、神之光”和“圣杯”的象征符号，建构了她的自传叙事文体的“主体立场”（subjectposition），而“圣杯”、“神龛”和“神之光”等作者自我/主体的意义结构，相应连贯成覆盖全书整体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文学作品往往即是建构主体立场的文本，藉助富有象征性语言的建构方式，提供了读者某些立场和诠释的制高点①。捕捉、理解、分析和掌握《小团圆》中的主体立场显然是阅读这本自传体小说中有关作者／叙事者自我及其主体性的重要关键点之一。掌握此中的自传体叙事立场，才意味读者具备了适当的解读方式，从而能够提出新的解读方案。

在小说的叙事背景与脉络之中，《小团圆》的双重性质的情/欲刻划显得尤为意义深刻，这种刻划手法使得小说人物形象圆满真实，也使得主体自我的理想化形象得以彰显。在情/欲书写方面，除了较为大胆的几段刻划外②，全书还散布不少关于热恋男女主角的亲密言行，既富有柔情似水的追思，亦富有情/欲结合的爱情体验。在张爱玲这本自传体的叙事修辞中，一方面闪烁出情意深远的爱之灵光，另一方面也有肉欲刻划，从而构成《小团圆》一书双重的情感叙事与情欲书写的意义结构。这可视为张爱玲在这部自传叙事文体中所形构的爱情中的理想自我，其形象刻划兼及情爱和欲望的符号与象征体系，贯穿在时代战乱中的初恋生活记忆里。在灵与爱的精神层面，张爱玲对发生在上海时期那段正值青春年华的激情爱旅，以生命的风华和盛时花季的心灵感悟，书写出张爱玲／盛九莉对于这段初恋的追怀，用作者的言语即是：仿似无根无叶的莲花，在黑暗中漂流，成为思念中的明灯③。此种莲花、明灯、沙滩、潮水、金色的河流、泛舟、梦境等等意象，显然都含有岁月洗礼后的爱情感悟。女作家的感悟不一定完全是针对爱情对象的写照或情感反射，却可能是张爱玲关于年轻岁月所发生的那段爱情体验的一种追思与怀念。而在肉欲与刻划上则有另一番描摹。在邵之雍逃亡前夜，盛九莉回忆起新婚时买婚书办秘密结婚仪式前后两人的几次叙述④。故事写到那年夏天，两人天天见面，担心早已有特务暗中跟踪两人的行踪，逐渐“两人黏缠在一堆黏缠到一个地步”的阶段，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夜晚，盛九莉被邵之雍带着微笑拉着她的手往床前走去，盛九莉在黯淡的灯光下看见邵之雍以前拥有过的五六个女人的昏暗身影，彷佛连头包裹在回教或古希腊服装之内，一个接一个，走在两人的前面，盛九莉感觉到似乎她也加入这些女人们的行列之中。而在那一夜，盛九莉在泪光之中第一次真正有了的体验⑤。

这初体验的刻划相当细腻而深刻地表现出盛九莉内心的复杂情绪。女子失去贞操后的感受，以天色将暗的时分出海的心情来比喻，透着陌生而途远的茫然。在个人爱情、情欲“(本我”)、民族情感、战乱、已婚男人等等不确定的矛盾情境中，道出自我／主体建构中可能隐含的反思与认同危机。深一层而言，在较为复杂的个人/民族（汉奸）课题中，隐含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关系(self-self-relationality）。在男女两性之爱向与情欲倾斜的体验上，《小团圆》一书爱情与肉欲的双重性质，其实质是作家对于爱欲界线的一种打破，也是性别界线上的女性与传统的疏离。英国社会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莎伊拉•罗伯森(SheilaRowbotham)对此现象进行解读，指出传统话语对女性的再现不仅导致了女性对传统定位的疏离，而且导致女性新的自我意识与情/欲的觉醒：一方面超越了男性主导文化下的自我，另一方面也超越了男性文化所定义的女性自我⑥。在自我超越与突破父权文化定义的双重性思维底下，女性作家得以在分离和错位中开拓出独特的女性话语(femininediscourse)：一方面促使女性努力寻找一种女性话语来表述自己全新的、陌生的体验，另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总脱离不开被传统文化定义而造成失语。这使得她们寻找话语的过程总是倚跨“两个自我”，漂向一个与历史定位迥异的异度空间。寻找话语的过程便是她们不断探索、建构自我主体的过程。①精神层面的爱情与肉欲层面交叉形构而成的双重自我，不只表现出了全新的女性话语，同时也在分离与错位中寻回失语的空间；在历史异度空间建构女性作家的自我主体。另外，如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亦可发现一个可供反思“超我”与“本我”之间协商（superego-idnegotiations）的自我／主体形象，隐含在上述《小团圆》对于自我形构的叙事之中。张爱玲颇为大胆的情／欲书写，或许正意味着在作家开放性的自我／主体建构中，乃存在着一个挑战“超我”（道德理念）且又不被消解掉的“本我”。在走向情欲体验与书写的最初阶段，盛九莉／张爱玲所呈现的自我／主体形象显然经历了作家内心深层意识中有关“超我”和“本我”对于自我的破坏与干扰，而最终建构出《小团圆》一书中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有关盛九莉／张爱玲圆满型的自我建构(甚至包括作家主体的建构)。因此，在作家的自传体书写中，那些威胁着自我以及自身在社会环境的位置的前意识材料与记忆，虽然并非十分显著，却也隐隐约约地浮现在《小团圆》的叙事文体之中，而构成本书有关作家的自我书写特色。从中可见作家自传体中的自我意识如何致力于使自身的形象向这些浮现的材料／记忆倾斜。在作家近乎自由联想式的自传体叙事模式下，时空跳跃度大的这种情况出现②，展现出作家在写作自传体小说时有关自我的追寻与建构，以及有关文本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关系，乃至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各种面向；充份体现出自传体自我建构过程中，“本我”（id）的各种可能形态与及比力的流动性质。这使“本我”的“超调节作用”(hyper-regulation)形成《小团圆》作为传记小说的能量③，这也是“圣杯”意象建构的一个基础。张爱玲在结束和胡兰成的婚姻前曾对胡兰成说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④，这句如今颇为流传的话，似乎印证了《张爱玲私语录》的一句话：“我的人生——如看完了早场电影，有静荡荡的一天在面前。”

她和胡兰成的婚姻的结束，隐喻了她以后人生的空白。青春的初恋终结以后，剩下的人生不知如何打发，虽然有了第二段婚姻，但是张爱玲鲜少记述她对赖雅的感情，或许，张爱玲的心果真萎谢了，果真不能再爱了？大概这也只有像她早年所扮演过的那个早熟“预言家”自知乾坤。《雷峰塔》、《易经》中虽也有一些述及所谓“肉体关系”的文字，但流于一般，没有更进一步的男女情欲书写。这显示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张爱玲仍然保待较保守的书写态度，不曾在文本叙事中深度刻划和展现男女肉体与情欲的主题。而有关身体书写所涉及的情欲主题，显然要等到60年代中才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总的来说，张爱玲到美国决意以英文书写开辟新空间受到挫折，《雷峰塔》和《易经》都以失败收场，无人问津。从前文所论及的书信中，可见她写作《小团圆》时必定怀抱极大的期待，打算东山再起，以她所擅长的中文迷魅语言再次闯出人生另一高峰。没料此书的出版却延后了三十余年，未能在作家生前出版，落得搁置角落的下场。虽然，劝阻此书出版乃基于维护她本人的利益着想，但想必也深深击溃了她想在美国打天下的雄心壮志。在赖雅的日记中，曾记述一段反映张爱玲内心深处受挫极深的梦境。在美国的生活故事中，张爱玲的此一梦境充分投射出她在此地生活失意的深层心理：一天夜里，她梦见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梦中她并不认识这人——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很丢人。第二天，她泪流满面地向赖雅复述了这个梦，这正是她贫困无名与不公正遭遇的深层心理涌现。这梦中低落的自我形象，可看出她在美国最大的受挫正是来自这种文学写作的体验。大概也只有在诸如《小团圆》的写作中，借助有关“圣杯”和“神之光”的自喻，她才能重新活起来。《小团圆》可说深刻表达了前文所述及的、张爱玲写作此书的其中一个主题：意图表达百转千回的爱情，完全幻灭以后到底还会留下什么东西？在爱情的追问与追忆中，张爱玲通过盛九莉的建构表现出作家的自我与个性特质，意识深层中的“本我”挣扎亦涌现在作家对于真实人生与文学写作的整合与分离过程中。自我在情爱与之间的摇摆突显了作家的认同感与危机感，其中不只涉及了个人的心理层面，也涉及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层面，甚至是政治的自我。文本中的相关自我建构，同时亦能反映现实生活中作家对于自我的解构，两者双重并行，亦双向交流。在呈露作家记忆的伤口过程中，张爱玲或许借《小团圆》，表现了德里达对于所谓写作足以构成一种建筑学意义的理念：在记忆、本能、冲动和梦想的万花筒中，作家将其生平通过故事讲述出来，完成自传的记述任务，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作家双重性的自我建构、变形、模拟与忘却的行为①，由此《小团圆》亦上升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值得重视的传记文本。精神层面与肉欲层面的双重自我的统一与理想化书写，是《小团圆》一书重要的传记主题。而关于这主题的写作，正如张爱玲在现实生活中所言：我的永不是永不，我的永远是永远②。通过《小团圆》的初恋追忆，我们发现这竟是张爱玲终生怀念的不灭记忆；通过盛九莉和邵之雍的恋爱故事，传达出她对这一段青春盛华中的恋爱，一种崇高的追思与怀念。

四、小结：“圣杯”式的文本建构工程

通过回味生平往事与与追溯历史记忆，《小团圆》的作者张爱玲／女主角盛九莉的自我主体被不同层次的剪裁、悬搁、分割、重组、扩张；在模拟、直写、伏笔、暗示、明喻，乃至错笔等多重可能的组合叙述中，形构出作者、叙事者和被叙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英版《雷峰塔》、《易经》，到《小团圆》，张爱玲自传体小说这三部曲的完成，使张爱玲自传的内容细节更加清晰而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完成她自传体“圣杯”式的文本建构。从“同体叙述”（homodiegetic）——即在本身的叙述之中，到“异体叙述”（heterodiegetic）——即不在本身的叙述之内，再到“自体叙述”（autodiegetic）——即以主角身份呈现于本身的叙述之中，张爱玲的自我／主体形构，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散文和少数诗歌中，都有不同意义的体现。至于张爱玲的《小团圆》自传体小说，则触及了自身生平的同体叙述，以及以自身为主角身份出现的自体叙述，通过本身/主角身份的叙述方式达到较为复杂的自我/主体建构。《小团圆》自传体叙事中的主体建构显然含有隐匿性自我的复杂因素，富有多元互涉的叙事特质。张爱玲的主体性建构在《小团圆》中因而有与众不同的创建，特别在初恋和恋情对象的重写及其自我形构上，《小团圆》有较为动人的叙事表现。张爱玲的爱情追忆与悼念，从“圣杯”与“神之光”、“神龛”的象征体系，再到自我的双重性情欲铭刻，形成《小团圆》独特而理想化的自传主体，此中张爱玲对其自我与主体形构，若和《雷峰塔》与《易经》两本前传主角相比，作者的原型人物沈琵琶经由《雷峰塔》与《易经》，最终在《小团圆》中长大成人，化为世故而有丰富情／欲追求和女性主义意识的盛九莉。张爱玲通过盛九莉的人生，体现了她那一代知识新女性对于新兴的自由恋爱和男女情欲关系的渴望，在叙事中不乏浪漫而梦幻的情爱与情欲追求。

张爱玲通过同体叙述的视角，结合现实中的作者原型，让盛九莉更加能够暗喻张爱玲本人——不只是简化的符号化人物，而是更为丰富、复杂、迂回的圆满型人物形象。在盛九莉经历了各种人生情／欲的双重体验后，作家以象征性的符号和较为深情的叙事语言，对恋爱对象邵之雍／胡兰成重新建构，同时也对自我和主体形象做了“圣杯”式的文本建构工程。在文本与作者现实经验的时空交错中，在她的自我与主体追寻的自传体叙事中，《小团圆》无疑是张爱玲内宇深处十万八千里——借张爱玲之语——涌现的隐秘世界。最终，在“神之光”和“神龛”、“圣杯”的精神背景上构成了《小团圆》充满复杂迂回而又分裂的自我／主体铭刻与传记叙事。

作者：林幸谦 单位：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