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山千佛崖三壁三龛窟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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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摘要:位于南京栖霞山千佛崖“三圣殿”东侧、供奉三佛的三壁三龛窟，一向被认为是南齐时与“三圣殿”几乎同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并得到新出土陈朝名臣江总所撰《摄山栖霞寺碑铭》碑阴残文的证实。但另一方面，千佛崖三壁三龛窟的窟龛样式与尊像的服制乃至装饰却又分明流露出了偏晚的时代风格。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对文献暨新出土《摄山栖霞寺碑铭》碑阴残文的研读，笔者倾向于千佛崖三壁三龛窟原本仅雕造了位于后壁的一铺三身像或一铺一身像，三佛题材并非南齐最初开凿此窟时的施主的本意，现存的左右二龛及龛内尊像极可能是梁陈及其以后打破原有壁面补凿而出。南朝齐、梁之际，恰值中原北方的佛教造像艺术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南京栖霞山千佛崖南朝龛像年代的判定，也就不仅仅是孰早孰晚这样一个近乎概念化的议题，也牵涉到佛教造像的造型暨装饰艺术的源流与传播。

关键词:千佛崖;三壁三龛窟;《摄山栖霞寺碑铭》

一、引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栖霞山千佛崖石窟，位于南京市区东北约22公里的栖霞山中峰西南麓。其开凿，肇始于南齐高士明僧绍与法度禅师的规划，并由明僧绍之子、临沂令明仲璋与法度禅师最先于西峰石壁镌造无量寿佛并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巨像，合称“西方三圣”，亦即今“三圣殿”内诸像。据唐代《明征君碑》记载，值“三圣殿”内诸像完工后，法度禅师复“即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龛”①，遂初步奠定了南朝时期千佛崖窟像的规模与格局。而通常认为，法度“又造尊像十有余龛”，即以今“三圣殿”为中心，包括窟龛亦仿草庐形制的“三圣殿”东侧接地诸龛像与“三圣殿”西侧接地的二佛并坐龛像在内。有唐以降，寺僧复于千佛崖南朝诸窟西北，依山势之逶迤，大兴土石，开龛造像。所开凿者多系中、小型组窟及千佛龛，数量既多且大小错落，点缀石崖间，远望如蜂房鸽舍。1925年12月，有向达、郑鹤声等学者从镇江便道至南京，用一天时间调查了栖霞千佛崖石窟及毗邻的南唐重建的舍利塔，初步统计窟龛数量为294个，造像共515身②。近数十年来，文博部门对栖霞千佛崖龛像又进行了几次统计核查，尽管由于零散窟龛的陆续新发现，以至统计结果未尽一致，但与向达等人早年的统计数字出入不大。故栖霞千佛崖石窟虽为我国南方现存时代最早且开凿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遗迹，但就其数量与规模而言，委实难与中原北方诸大型石窟相比。尽管南京栖霞山千佛崖规制有限，但凡北朝流行的龛像题材，如弥勒、释迦多宝、三佛、七佛、千佛等内容，亦多有分布，于此可见栖霞千佛崖龛像在南朝的典型性与重要性。今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中唯一以三佛为造像内容的南朝洞窟，即千佛崖三壁三龛窟试做分析。

二、栖霞山千佛崖南朝三壁三龛像的题材与造型

栖霞山千佛崖三壁三龛窟位于“三圣殿”之左(东侧)，与三圣殿彼此尚间隔2座规模稍大的洞窟。此窟是一个主室近方形的单室窟，窟顶为弧度平缓的四隅券进式，与四壁连接处无明显分界线。窟门作圆拱形敞口，面向东南，现存明代补砌的砖石门壁。紧贴窟口明代补砌砖石门壁外的南北两侧，各置一力士像龛，龛内的力士像立于圆莲座上，座饰双重覆莲，莲瓣宝装，惜其周身于民国时遭寺僧用水泥修缮，原有形貌与衣纹浸失无遗。窟内主室地面呈方形，其西侧长2．44米，东侧长2．34米，南、北侧长2．38米。窟内西、北、南三壁凿通壁大龛，各龛平面均略呈横椭圆形，龛敞口，前沿平直，宽与主室同，壁面弧拱，顶为穹窿形。龛内通龛设高坛，坛上设带叠涩的方形高座，座高0．85—0．78米，下枋宽1．72—1．35米，束腰宽1．25—1．20米。后部两侧贴壁设圆形莲座。其中，在正壁(西壁)坛基前两侧地面分别向下凿出一个直径约28—36厘米的不规则形圆洞，而与两侧圆洞相对应的龛壁上雕饰有束莲纹样，庶可推知正壁窟龛两侧可能曾植立木柱，以承托壁面上的浅浮雕束莲。洞窟高3．42米、宽4．04米、进深约3．07米。洞窟内的造像题材为三壁三佛。以佛像为中心，每壁单独成铺，形成一佛二菩萨的一铺三身组合。三佛皆坐于叠涩的方形高坛座上，二菩萨均立于坛座两侧贴壁所设的圆形莲座上。三佛头部均残失，结跏趺坐，右足外露，足掌向上。其中北壁(左壁)佛足掌近趾处凿一长3．0厘米、宽1．0厘米、深约2．5厘米的孔洞。南壁(右壁)坐佛左掌在下、右掌在上，两掌相迭，与足平行，作禅定印。正壁、北壁(左壁)二佛的手皆残失，然据其姿态犹可推知当与南壁坐佛同作禅定印。其中，正壁主尊龛像自颈至坛面坐高102厘米，左菩萨像自颈至圆莲座立高93厘米，右菩萨像自颈至圆莲座立高87厘米。坐佛均着轻薄宽绰的大衣，衣纹断面作直平阶梯式。上身衣缘长垂于胸前，内露僧衹支。下身衣摆垂覆坛座，覆坛衣纹计三层，略呈水平状展开，并纵向作三分即倒“山”字形垂覆于坛座前，均呈现出规则的多道竖直褶皱，下端卷作圆涡状，显得繁复而有层次。在正壁坐佛后的洞窟壁面，用浅浮雕的手法雕出宽绰高大的舟形身光和中心雕饰莲花的圆形头光。背光素面无饰，作尖桃形，顶端尖锐，直至窟顶。头光内外共分3层，内层浅浮雕双层莲瓣纹，莲瓣形态丰满，瓣尖起翅，直径0．68米;中层平素无纹，宽0．16米;外层减地素面雕出，宽0．10米。

三、新出《江总碑》对于千佛崖南朝龛像开凿的验证

前文述及，栖霞山千佛崖的开凿，以南齐高士明僧绍之子明仲璋与法度禅师于西峰石壁镌造无量寿佛并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巨像为起始，此即陈祯明二年由江总撰写《摄山栖霞寺碑铭》(以下简称《江总碑》)所述“居士(指明僧绍)有怀创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克荷先业，庄严龛像，首于西峰石壁与(法)度禅师镌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坐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①。2002年，南京栖霞寺三圣殿前新出土了陈《江总碑》原石②，碑石虽残损不全，难窥全豹，但对于校订传世的《江总碑》文本乃至探讨南京栖霞寺的肇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③，弥足珍贵。特别是该碑的碑阴还记录了南朝齐、梁、陈三朝相继在南京栖霞山千佛崖开凿、妆銮石窟造像的相关账目，颇有助于探究现存栖霞山千佛崖南朝龛像的年代与规制。新出《江总碑》现存碑阴残文第1—4行，所涉均与千佛崖“三圣殿”的开凿有关，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三圣殿”内雕凿的无量寿佛与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像的具体尺寸，如“法身坐高三丈一尺五寸，通坐四丈……并二菩萨立高三丈……”云云，不仅与见诸《江总碑》正文的“三圣殿”内诸造像的相关数据吻合，而且主尊无量寿佛“含髻头长八尺五寸……手长六尺九寸，两膝相去二丈五寸”等细部的数据，更是可资补益史载。其二为开凿“三圣殿”的施主，如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文献王萧嶷、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后面的缺文至少还应包括《江总碑》正文提及的与萧长懋、萧嶷、萧子良“慧心开发，信力明悟，各舍泉贝，共成福业”的始安王萧遥光。其三为具体承担“三圣殿”内一佛二菩萨巨像塑造雕凿的匠师，即“大匠左亮之、□国宝”等。中国早期美术作品的作者往往失载，南京栖霞山千佛崖“三圣殿”内的“西方三圣”———南朝无量寿佛并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大型石雕，可谓中国美术史上的赫赫巨迹，讵意其主要作者竟赖此新出《江总碑》碑阴残文而得以昭白，对于丰富、完善中国美术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介于萧长懋、萧嶷、萧子良等施主与“大匠左亮之、□国宝”之间，尚可辨“朱明宝等十五人”字迹若干，则此“朱明宝等十五人”既可能是施主，也可能是与匠师身份近同的力役者。

《江总碑》现存碑阴残文自第5—7行，又依次记述了齐雍州刺史王奂为巴陵王所造龛、像，曾参与规划、开凿“三圣殿”的明僧绍子临沂令明仲璋所造龛、像，施主因碑石残缺不得而知的东第三龛、像，宋太宰内霍夫人即《江总碑》正文所谓“宋太宰江夏王霍姬”②施造未成，而由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续成的弥勒下生龛、像。而从所谓“东第三龛”标示的次第与方位来看，这一组以“三圣殿”为起点的窟龛应位于“三圣殿”东侧。其中，“齐雍州刺史王奂为巴陵王造”龛，应即是与“三圣殿”毗邻的东第一龛，该洞窟主尊坐佛尽管上身残断，仅存腿部以下，但加上与后壁头光之间的垂直距离，大致可推算得出原像坐高203厘米，与碑记“像身坐高八尺九寸”约合207厘米的记载大体相合。这样来看的话，“(临)沂令明仲璋造”龛应即是东第二龛;而本文主要讨论的千佛崖三壁三龛窟，即是施主因碑石残缺不得而知的东第三龛;宋太宰内霍夫人施造未成，而由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续成的弥勒下生龛，应即叠压于东第三龛与明仲璋施造东第二龛之上的较大窟龛，龛内的主尊为坛座前设半圆形莲踏的倚坐弥勒佛，惜损毁严重并遭寺僧用水泥修缮，原貌浸失。至于《江总碑》现存碑阴残文第8行述及的由“梁东阳州刺史番禺某”施造、“坐身並高五尺四寸”的“……卫迦叶龛二像”，很明显说的应即是“三圣殿”西侧毗邻、在栖霞山千佛崖唯一取材于《法华经》的二佛并坐龛像。值得一提的是，宿白先生早先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曾认为此二佛并坐龛像的规制仅次于毗邻的“三圣殿”，且两龛形制与主尊大衣垂下的衣襞亦复相似，可知两龛开凿时间亦相距不远，并疑其或即“沙门法度……即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龛”中之一。鉴于法度卒于南齐建武四年(497年)或永元二年(500年)，故宿白先生显然是将此二佛并坐龛像与“三圣殿”内诸像同样视作南齐遗存的③。嗣后，林蔚女士又借助龛像表面附着水泥脱落后的“新发现”，强化了宿白先生对南京栖霞山千佛崖二佛并坐龛像开凿年代不晚于南齐建武四年或永元二年的认识④。但笔者却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现存的并坐二佛造像明显偏晚的造型风格能否上溯到南齐时期深表怀疑，并撰文认为:栖霞山二佛并坐龛像即便如前辈学者推断的那样始创于南齐，但其服制与所施手印以及诸如背光之类的装饰，亦必在萧梁时期经历了近乎焕然一新的改制①。而经新出土《江总碑》碑阴残文确证，庶几可知，笔者昔年关于栖霞山千佛崖二佛并坐龛像具有显著萧梁风格的推断，是经得起检验的。由于南朝齐、梁之际，恰值中原北方的佛教造像艺术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南京栖霞山千佛崖南朝龛像年代的判定，也就不仅仅是孰早孰晚这样一个近乎概念化的议题，也牵涉到佛教造像的造型暨装饰艺术的源流与传播。具体到现存“三圣殿”东第三龛像即三壁三龛像也是如此，尽管有新出《江总碑》碑阴残文可资佐证东第三龛为南齐始创，但仍然不无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四、千佛崖南朝三壁三龛像的成因

石窟中三佛题材的肇兴，实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北魏太武帝灭佛，使北方佛教遭到沉重打击。故文成帝恢复佛法时，昙曜等佛教徒为巩固自身地位，一面标榜皇帝即当今如来，以取悦统治者，又针对太武帝毁佛之际诬言“胡本无佛”的诘难，于云冈译场选译有关三世佛的经典如《付法藏因缘经》等，大力宣扬“释迦前有六佛(过去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当今佛)，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未来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魏书•释老志》)。意在昭示佛教源远流长，遂致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三世佛组合迅速发展成为风靡一时的崇拜偶像②。《付法藏因缘经》系吉迦夜与昙曜于北魏延兴六年(465年)译出，其笔受人，即曾羁留魏都平城，复于齐永明四年(486年)南逃京师建康的刘孝标③。刘孝标南逃建康之际，正当栖霞千佛崖石窟开凿之初。故较早出现于云冈第一、二期窟龛的三世佛题材及造像图样，经由刘孝标之中介南传建康，是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的。然而，从窟龛形制及造像样式等方面入手作进一步考察，却发现栖霞千佛崖东第三龛像的成因并非如此简单。就尊像布置而言，云冈一、二期洞窟凡表现三世佛题材的，如著名的“昙曜五窟”中的17、18、19、20诸窟，皆为在洞窟正壁雕中尊佛像，两侧各自雕造形体略次于中尊的佛像，其洞窟形制多为平面呈横椭圆形的单室穹窿顶窟。至魏孝文帝迁洛后，始渐发展为后、左、右三壁向外微凸的三壁三龛窟，三龛内各置一佛。北魏晚期，三壁三龛窟的三龛向外弧凸的程度更为显著④。北魏分裂后，统治者对佛教好恶无定，及至北周再度灭佛。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三佛题材愈为佛教徒倡导，历久不衰。总之，中原北方的三壁三龛窟在形制上由单室三佛———三龛三佛的流变序列清晰分明，而由三壁三龛窟在中原北方广泛分布的状况而言，不难看出这种窟龛形制深为中原北方佛教徒们所喜闻乐见的情形。栖霞千佛崖东第三龛通壁开浅龛的三壁三龛样式，与北魏迁洛后的云冈第三期及龙门早期三佛窟的关系显然十分密切，而与云冈一、二期单室三佛的形制则全无相似之处。尽管栖霞千佛崖东第三龛始创于南齐固无可疑，但其明显滞后的通壁三龛的窟龛形制却颇令人费解。倘囿于“栖霞山开窟造像，在接受云冈早期洞窟的某些因素形成自身特色的同时，又将自身的某些因素反馈于北方，深深影响了云冈中晚期及龙门北朝诸窟”⑤的观点，那么便不难得出云冈、龙门北魏时期的三壁三龛窟是受到栖霞影响而出现的论断，但这只能是无视三佛题材出现的历史根源、流行的时代背景，乃至在中原北方的发展序列自成体系所得出的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可以发现，“三圣殿”东、西两侧接地的南朝洞窟，彼此的间距通常是一定的，大率皆维持在0．6米左右，如“三圣殿”距西侧的二佛并坐龛、“三圣殿”距东侧的“齐雍州刺史王奂为巴陵王造”东第一龛、东第一龛距“临沂令明仲璋造”东第二龛等，莫不如此，庶可见栖霞山千佛崖诸南齐龛像在开凿之初或次第开凿之际，曾有所经营规划。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东第三龛左侧尊像后壁与毗邻窟龛右壁之间壁面之稀薄异常，且局部业已在锤凿斧劈的开凿过程中不慎贯穿的不寻常情形，就非常让人感到诧异了。毕竟，这两座相邻的窟龛均接地开凿，本身占据着千佛崖的最佳位置，更兼开凿之初崖壁尚开阔，在规划设计窟形时本无掣肘顾忌，应不至出现这种因体积计算不足而显得逼仄以至“破壁穿墙”的情形，故笔者颇疑“三圣殿”东第三龛内原本仅雕造了位于正壁的一佛二菩萨组合的一铺三身像，甚至可能仅仅是只有后壁主尊的一铺一身像，三佛题材并非南齐最初开凿此窟时的施主的本意。而前引《江总碑》碑阴残文记述“三圣殿”东第三龛时，仅仅提及“像身坐高七尺九寸”，其表述形式与仅有单一主尊坐佛的“齐雍州刺史王奂为巴陵王造”东第一龛暨宋太宰内霍夫人施造未成，而由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续成的弥勒下生龛完全相同，同文在述及二佛并坐的“……卫迦叶龛”内的造像时，则起首便开宗明义地标明，系“二像坐身並高五尺四寸”，这也可证，如果东第三龛内最初雕造的确是三佛这样独特的题材，就没有理由不在记录造像尺寸伊始之际便予以标明。另据《江总碑》记载:“梁太尉临川靖惠王道契真如，心宏檀蜜，见此山制置疏阔，功用稀少，以天监十年(511年)八月爰撒帑藏，复加莹饰。馈以丹青，镂之铣镋，五分照发，千轮启焕。”可知栖霞千佛崖窟、像竣工后，又曾在梁天监十年予以丹青莹饰暨“镂之铣镋”的改制。而《江总碑》碑阴残文更是记载了栖霞山南齐龛像在南朝陈太建十一年(579年)与至德二年(584年)历经皇太子、东宫学士傅纬、吏部尚书江总重庄修饰之种种经历。此固可见，对栖霞山千佛崖龛像的改制、妆銮，即便在梁天监十年以至陈朝的不足八十年间，至少已有不下三次之多。因此，千佛崖东第三龛内现存的左右二龛及龛内尊像也极可能都系梁陈及其以后改制千佛崖龛像之际打破原有壁面补凿而出，而在改制之际打破原有格局造成“破壁穿墙”之误，也就不是不能理解之事了。

作者：邵磊 单位：南京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