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对商业保险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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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关于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发展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人口结构包括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人口自然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2）人口社会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3）人口地域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方面，主要通过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来研究对商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Yarri(1965)和Fischer（1973）提出的，他们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模拟研究证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人们不能确定死亡的确切日期，而且又希望在死亡之前给被抚养者留下足够的资产来维持生活，那么，购买保险产品尤其是寿险产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国内方面，主要从性别和人口抚养比两个层面研究的居多，其中卓志（2001）结合我国的社会、经济、人文以及人寿保险的实际情况，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了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发现我国较高的少年抚养比和增加的老年抚养比将使我国的寿险业受益。性别结构方面，何贵兵等（2002）研究认为，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而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少学者关注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商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尹成远等（2008）认为老年人群比例的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了对年金保险、终身寿险等寿险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有利于促进人身保险的发展。

张连增、尚颖（2011）运用面板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中国老龄化背景下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关于人口社会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从婚姻家庭结构角度，Lewis（1989）认为寿险需求取决于受益人、配偶及子女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因此保险产品发展与家庭结构密切相关。从人口教育结构角度，郭金龙等（2005）分析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人口因素，研究认为，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Preeti和Rajesh（2010）通过研究印度寿险需求，发现寿险需求与家庭主要收入者的教育水平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购买寿险。从人口职业结构角度，张冲（2013）考察了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人身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人口社会结构中的已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人口地域结构与商业保险发展关系的论述中，主要是通过城乡和行政区域结构两个角度展开研究。人口城乡结构方面，郭金龙等（2013）对我国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城镇化推进有利于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保险意识，从而提高对商业保险的需求。人口行政区域结构方面，孙秀清（2004）分析人口区域结构变化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人口的经济区域结构失衡加剧了保险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廖海亚等（2012）研究发现，人口区域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人口对保险的观念差异；二是人口聚集程度对保险网点布局的影响；三是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导致的保险整体需求上升。基于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目前有关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引起中国国内学术研究和决策部门的重视。综观目前现有的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影响的研究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缺乏从动态角度分析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因此，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从实证角度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动态冲击效应。

二、现实描述

（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带来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1.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一般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根据联合国国家人口学会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即可看做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以是因为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所致，在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逐渐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图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表1），截至201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78亿，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接近1.19亿，占比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比例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比例上升1.9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数超过1亿的国家，这说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龄化。2.人口教育结构的高等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有1.18亿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人口为1.87亿人，具有初中文化程的人口为5.18亿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7400万人，增速达到168%，说明我国人口教育结构高等化趋势明显。

从绝对数量来看，全国受高等教育人口累计达到1.18亿人，是全球唯一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的国家；从相对数量来看，每10万人口中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数达到了8930人，比10年前增加了1.5倍（表2）。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数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各级各类教育中增加最快的。例如，普通高校招生人数，1990年为61万人，1997年达到100万人，2005年突破500万人，2012年达到689万人，20多年间，大学招生人数和研究生招生人数分别扩大了10.8倍和18.0倍。3.人口城乡结构的城镇化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逐渐扩大的社会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人口居住点向城镇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经济特征，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其次是社会特征，主要是城市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增加；再次是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化方式转变。一般而言，城镇人口按照城镇常住人口来统计，目前我国的常住人口是指在某地区实际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人口。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0.32%。从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36.22%提高到49.68%，累计提高了13.4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人口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二）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商业保险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不管是从保费收入、保险深度还是保险密度的增长来看，都取得了巨大进展。1980年全国保费收入仅为4.6亿元，2012年保费收入达到1.54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远高于同期GDP年均9.5%的增长率，也高于全球保费收入4.6%的年均增长率，商业保险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起中国保费收入世界排名平均每年上升1个位次，2012年保费收入的国际排名上升到世界第4位，比2000年上升12位。中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以来，保险市场逐步进入快速成长期，保险深度（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反映的是保险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代表了一国经济的整体保险保障水平）由1980年的0.1%增长到2012年的2.98%；保险密度（是指人均保费，代表了一国公民的平均保险保障水平）则由1980年的0.47元提高到2012年的1143.82元（图2）；2012年末，保险资产总额达到7.35万亿元，同比增长22.3%。

三、实证分析

由于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影响机理相对比较复杂，本文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进行计量分析，试图克服传统计量方法在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其分析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方面的不足，寻求人口结构对我国商业保险动态冲击效应的直接影响。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根据相关理论分析，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选取了一系列指标对人口结构和商业保险进行计量。1.人口结构指标人口自然结构中，本文选取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指标，即用传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AR）和少儿人口抚养比（CR），分别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0~14岁少儿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人口数之比进行衡量。人口社会结构中，本文选取的是人口的教育结构指标，教育结构的量化指标为教育深化度（ER），定义为大专及以上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人口地域结构中，本文选取的是人口的城乡结构指标，城乡结构的量化指标为人口城镇化率（UR），通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2.商业保险指标对于商业保险的测度到底选用什么指标？Thorsten等（2002）根据Lewis的模型，通过选择23个OECD国家和40个非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人口结构因素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种因素对保险密度的影响要大于对保险深度的影响[13]。考虑到人口数量因素对商业保险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保险密度（ID）来衡量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情况。3.数据来源本研究根据数据实际的收集情况，最终将样本期确定为1990—2011年。历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人口城镇化率三个变量的数据皆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保险密度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保监会网站；历年教育深化度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历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4。

（二）实证模型设计为了研究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的动态冲击效应，本文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人口结构各方面对商业保险的影响。向量自回归（VAR）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VAR模型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式中，Yt是由5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向量，即Yt=（AR，CR，ER，UR，ID），其中AR：老年抚养比；CR：少儿抚养比；ER：教育深化度；UR：人口城镇化率；ID：保险密度，εt为K维扰动向量，A1、A2为参数矩阵。对Yt所选用的5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满足协整关系。这表明，所选的人口结构指标与保险密度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在短期内由于随机干扰，这些变量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最终会回到均衡状态。利用Eviews7.2软件使用上述模型对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教育深化度、人口城镇化率和保险密度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回归方程的形式如下：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刻画的是在一个扰动项上加上一次性的一个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利用上面公式建立的VAR方程，分别给予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教育深化度和人口城镇化率一个冲击（选择乔利斯基分解），采用广义脉冲法得到关于保险密度动的脉冲响应图，如图3所示。在图3中：（a）图表示老年抚养比冲击引起保险密度变动的响应函数；(b)图表示少儿抚养比冲击引起保险密度变动的响应函数；(c)图表示教育深化度冲击引起保险密度变动的响应函数；(d)图表示人口城镇化率冲击引起保险密度变动的响应函数。人口城镇化率引起保险密度变动的响应函数由图3中的（a）可见，当在本期给老年抚养比一个正向的冲击后，保险密度会反向微弱变化，在第2期开始同向变化，影响强度逐渐增强且此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这表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保险密度先是产生短暂的负向的拉动作用，随后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这种现象说明，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在老龄化加速运行的背景下，保险密度不断提升，我国的保险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由（b）可见，当在本期给少儿抚养比一个正向的冲击后，保险密度会同向变化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并开始缓慢下降，在第5期以后趋于反向变化。这表明少儿抚养比的某一冲击会先给保险密度带来正向的冲击，即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先带来保险密度的上升，并在第2期以后达到最大值，随后对保险密度上升产生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第5期后，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对保险密度产生反向的拉动作用并持续增强。产生这种影响的机理主要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社会医疗保障不完善，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上升，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减少了保险方面的费用支出。

由（c）可见，当在本期给教育深化度一个正向冲击后，保险密度会反向变化并在第2期达到最小值并开始缓慢上升，在第3期开始正向变化，影响强度增强且此影响的效应持续。这表明教育深化度的某一冲击先会给保险密度带来负向的冲击，随后对保险密度产生正向影响且具有长期的效应持续，即教育深化度的提高会对保险密度先是产生负向的拉动作用，随后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这种影响现象说明，1990年以来，随着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人们对自身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有了更科学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促使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商业保险的发展。由（d）可见，当在本期给人口城镇化率一个正的冲击后，保险密度会反向变化并在第2期达到最小值并开始缓慢上升，在第4期以后趋向于正向变化，影响强度逐渐增强且影响具有长期效应。这表明人口城镇化率的某一冲击先会给保险密度带来负向的冲击，即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先会带来保险密度的下降并在第2期以后达到最小值，随后对保险密度上升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产生这种影响的机理主要在于中国城镇化所处阶段的影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人口漂移阶段的影响后，目前正处于农村居民身份转移阶段，因而，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首先会对保险密度产生负向拉动作用，然后会对保险密度产生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

四、研究结论

基于中国1990年到2011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中国人口结构中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地域结构三大方面对商业保险发展的影响，但是由于涉及变量较多，本文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最后选定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教育深化度和人口城镇化率等方面的测量指标来代表人口结构。通过VAR模型实证分析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结构对商业保险存在重要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中长期看，老年抚养比与保险密度之间保持同向变化关系，人口老龄化对商业保险的发展具促进作用，为年金保险市场、健康保险市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少儿抚养比与保险密度在短期内同向变化，而中长期内少儿抚养比与保险密度反向变化，即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对保险的长期持续增长形成约束，在目前我国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其对商业保险发展的实际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第三，教育深化度短期内会使保险密度反向变化，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教育深化度的不断提高会对保险密度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文化教育素质将为商业保险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同时提升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保险发展的大环境将趋于优化。第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具有持续较强的增长效应，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对保险密度产生短暂负向的作用，随后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可以预计，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带动的消费将持续增加，商业保险需求和购买力将增加。

作者：郭金龙张磊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