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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亮是“70后”学院派作家中的典型代表,其小说语言简练雅致,擅长在“现代时间”“乡土空间”“家庭血缘”及“日常生活”中进行历史再现。《北鸢》是其耗时七年,继《朱雀》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极具想象力的家族史新篇,也是他“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诡云谲的民国历史为背景,从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的成长历程起笔,将强烈的悲剧意识贯彻其中,描述了时代下商贾世家兴衰浮沉的命运悲剧,借以表达作者悲天悯人的思想和自我救赎的意识。本文主要从性格特征、时代命运和叙事策略探讨其悲剧形成的原因和意义,从而引发读者对时代和自我的思考。
关键词:《北鸢》; 悲剧意义; 时代
一、时代下的个体性格特征
《北鸢》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小说以民国时期家族先辈的真实经历为创作背景,不仅追求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还试图使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成为个人,以“个人”的细笔勾描,使小说逐渐呈现出民国的众生相,无论是像文笙、仁桢、克俞、思悦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像小湘琴、郁掌柜、小顺这样的边缘人物,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也影响着书中人物自身命运的走向,对悲剧的发生,起到了借鉴启示的积极作用。如对书中的主人公卢文笙婴孩时的外貌描写,就已表现出不凡的特点。“他的脾性温和,能够体会人们的善意并有回应。回应的方式,就是微笑。一个婴儿的微笑,是很动人的。这微笑的原因与成人的不同,必是出自由衷。然而又无一般婴童的乖张与放纵……然而,人们又发现,他的微笑另含有种意味,那就是一视同仁。”这种神谕式的描写,恰如其分地隐喻了文笙出众的德性,圣化的形象和神秘化的命运。文笙虽是以经商为业的世家弟子,却从小通读四书五经,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家庭背景下,尽管他拥有了参与工人夜校、投笔从戎的经历,但也依然具有懦弱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他开始选择接替家业、结婚,甚至劝阻仁桢参与游行,都体现了他不敢向命运真正抗争,选择妥协于命运,随遇而安的悲情。毛克俞、小说后段的仁桢身上,也与文笙的性格有着相似之处,实如纸鸢飘于空中,虽然顺势而为,却也只是一声叹息。相较于他们,小说中的其他女性,性格特点则显得更加鲜明。邵德一生毫不起眼,却能因丈夫的逝去装疯卖傻,敢于露出衰朽的乳房,哼起不着调的肃穆悲曲,用干枯的身躯挽救一家人的生命,了却自己无可牵挂的一生,还给妹妹一个惊天动地的恩情;仁钰深受新式教育影响,在家中我行我素,倔强而隐忍,勇敢而闪耀,时代和性格必然决定她的命运,为了家人、挚友、信仰,在日军看守所中,吞下绣花针,以惨烈而悲壮的方式告别一切;言秋凰美得不可方物,静若处子,顾盼生姿,受尽屈辱承担着一名隐忍得体的卧底责任,不问革命,便能以名伶之声报杀女之仇,也正是这样一种柔中带刚,悲戚清冽的性格,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称得上为壮美。恰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的性格差异,促使他们在面对生存困境时,做出不同的抉择,由此产生了性格悲剧。有的人在生活的压力下身心俱疲,有的人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迅速做出改变,有的人甘于牺牲自我,有的人向命运妥协……
二、时代下的命运沉浮个体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身不由己。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是少数人享有的美誉。在社会动荡的条件下,无论是商贾贵族还是边缘小人物,都难以避免时代的悲剧,被环境的大浪淹没,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即使侥幸存生,也是遍体鳞伤。时代的剧变,意味着新生力量脆弱而易受到破坏,老派势力逐渐没落却也依然顽固。人如蜉蝣,夹于其中,命运又能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呢?《北鸢》中的冯家二小姐仁钰受新式教育的影响,树立了倔强有主见的性格特点,敢于反对封建老旧思想,在家庭祭祀时公然顶撞她的长辈。诚然,这种反抗是不被老一辈人所允许的,必然遭受指责,为仁钰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旧势力固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新兴力量暗流涌动,时代动荡、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为实现民族解放贡献力量的青年人必须将个人情感置之一边,用生命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信仰殉命的仁钰也好,战死沙场的弄潮儿凌佐也罢,尽管在时代更迭中,新生的力量还很弱小,但他们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抵抗,不懈努力,超越自我。纵然新兴力量还仅仅是星星之火,顽固的旧势力却也无法避免地受到沉重乃至致命的打击。《北鸢》中卢文笙的姨丈石玉璞,就是时代下的被淘汰者。军阀混战期间,战事此起彼伏,他占山为王,后下山加入张宗昌的队伍,按一贯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方式管理部队,导致纪律紊乱。因而当军校出身,受过正统军事教育的连长柳珍年出现时,即对石玉璞的带兵方式极为不满,机缘巧合之下竟自成一派,处处与石玉璞为敌。而受旧势力影响,石玉璞的思想依然冥顽不化、不思改进,对身边之人指鹿为马,纳妾享乐不断,所以在战争中会被柳珍年精心培养的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失去首级,可谓英雄末路,辉煌不再。同样,昔日威风凛凛的老爷明耀,见了日本人也不得不战战兢兢,无法维护自己的女儿,更不敢出一言“不”字;从前盛极一时的“锡昶园”,也颇有《红楼梦》中最后“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之感。时代下的大多数,都没有推进历史变革的力量,被历史裹挟着前进。小人物的命运,也更加显得耐人寻味。在乱世之中一改纯真、顺势牟利的叶雅各布,被时代旋涡卷入深渊之中的姚永安一家,抑或是为完成女儿心愿、保全革命战士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的言秋凰,等等,其个体人物的悲剧命运,无疑离不开时代的洪流。
三、悲剧意蕴的凸显
葛亮善于将人物命运与城市的更迭有机结合,人城相生,互为映照。《北鸢》一书,就是将民国的动荡史寄寓襄城卢冯两大家族的命运沉浮中,结合北洋政府时期,寓公居多的天津租借,以自由、智性、不拘一格的静幽之笔,勾勒出激越的时代风华。以“北鸢”为名,在连接小说线索之时,也表现了一种人生状态和处事之道,营造渲染了一种压抑不安的氛围和困顿飘摇的无助情绪,更增添了命如纸鸢,结局悲余手中线之感。历史裹挟下的时代悲剧是宿命式的,且历史不能倒退。如《北鸢》中一生坎坷嫁给年过半百、不解风情的石玉璞作为五姨太的小湘琴,因和戏子徐汉臣萌生情愫而被杀,体现了男性权威压制下的女性悲剧命运;想重新做英雄、掌握大权的石玉璞,逆流而行,也固然丧命。这些都是被注定的不可逃脱的宿命感。这种宿命如一个壳,笼罩于壳之下的,是自然、宇宙、世界等非人意志与人的意志的对立。且不说面对敌寇侵略,人在战争、时代、旧有势力下的脆弱,即便是经济繁荣,形似和平的都市上海,也无法逃脱宿命的追逐。生意人姚永安游走于灯红酒绿之间,在暴力的诱惑下走向堕落,最终破产自杀,即是无法战胜自我的欲望而导致的悲剧。人无法放下自身的欲望、贪念,误入歧途,从而陷入悲苦境地,即是小说中悲剧意义的一部分。但宿命的悲剧,导致的不仅仅是悲观。看透了悲伤的人,需以知足常乐,顺势而为的心态来消解悲剧所带来的悲情。因而,人需要满怀慈悲之心,直面悲剧的现实,对自我价值进行寻觅,对现实困境进行反抗和超越,对生命价值不懈追求。这是小说中悲剧意义的另一方面。人要在反抗中实现自我。《北鸢》中的才女吴思悦,本决定大学毕业后与丈夫出国的她,由于清楚自己的理想和责任,毅然留在国内,直面国家的罹难,心系民众,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热情;文笙的母亲孟昭如,面对瘟疫中突然离世的丈夫和继女,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独自带着家业和儿子,不仅在儿子的教育上下苦功,还有条不紊地为继女办理冥婚,照顾失去心智的姐姐,用行动反驳世人的流言蜚语,在人心惶惶的乱世中,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这便是面对悲剧时,人的生命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自我的救赎。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文笙,尽管寡言少语,却抱朴守拙、善良谦和。面对动荡乱世,他选择顺势而为,这种顺势的处事态度,在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以不变应万变,不为商场暴利所诱,对风月场上的秀芬依然以礼相待;他坚守仁心,在姚永安死后照顾其妻儿等。这种面对不认同的思想和行为,不加以反驳,仍坚持自己原则看法的行为准则,恰与其“风筝哲学”相适应,即“放风筝,其实就是顺势而为,总不能拧着他的性子”,“顺势的势力还要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自己的主心骨”。这即是经历人生悲剧体验之后,心灵上所达到的超脱与通达,不仅是对精神的救赎,更是对悲剧的超越。
四、小结
《北鸢》借以悲剧关注现实人们的困境,书写人生百态,净化心灵,引发启迪。有助于读者了解生命的深刻内涵,从而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势而为,实现对悲剧人生的超越,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雪瑛.葛亮:触摸与呈现历史,是建构自身的旅程[N].文艺报,2016.
[2]葛亮.北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申慧芳.论葛亮小说的悲剧意识[D].安徽大学,2017.
作者:赫燕飞 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