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与当代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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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人民文学；观念嬗变；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人民文学”是立足于大众，面向社会、群体的艺术概念，自提出至今，这一命题不断得到丰富、发展的同时，却少有学者对其由来作真正溯本清源的探析。笔者认为，真正廓清“人民文学”的生成、建构及发展脉络，只着眼于1949年至今的这一段时期远远不够。“人民文学”的核心词汇是人民，简单的讲，就是人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再者就是“人民的文学”，人民作为一个修饰语，属于变量，“人民”一词的内涵发生变化，“人民文学”的内涵亦有所变化。因此，要探讨“人民文学”观念的发展，首先要厘清“人民”这一概念的生成及发展。

一、中国视野下“人民”概念的历史考察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籍中，“人民”一词的出现不会晚于编纂《诗经》的时代，“质尔人民，谨尔侯度”（《诗经·抑》），［1］（P435）其大意是：对待百姓有礼仪，谨遵法度讲道理。这首诗是卫武公为讽刺周王室而作，同时也为自戒而作。这里的“人民”是一国之民众、百姓。在《周礼》中“人民”一词出现了3次，如“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舆其人民之数”（《周礼·大司徒》）、“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周礼·秋官司寇》）、“分其人民以居之”（《周礼·天官冢宰》）。［2］（P148）此处的“人民”指平民、庶民，即这一方土地的人。在《管子》一书中，“人民”一词多次出现，如：“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管子·侈靡》）、“其治人民也”（《管子·正世》）、“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管子·七法》）、“城域大而人民寡者”（《管子·八关》）、“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献其谷菽粟泉金”（《管子·轻重丁》）、“其人民习战斗之道”（《管子·轻重戊》）。［3］（P107）此书中“人民”出现6次，表达之意并不一致。《韩非子》出现过2次，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4］（P698）在先秦之后，“人民”一词出现的仍不多，在二十四史中，也只是在少数著作中鲜有出现，如，“人民和顺”“人民蕃息”（《后汉书》），“人民怨嗟”“人民相食”（《魏书》），其使用意义也是指平民百姓。经上考证，“人民”一词在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只是并未广泛使用。近代以后，“人民”这一概念开始广泛使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学术期刊，如“人民皆有战心”（《万国公报（上海）》）、“合天下城镇之人民户口而论”（《中西闻见录》）、“论中西人民智愚”（《寰宇琐记》）等［5］（P93）经常使用“人民”这一概念。晚清开明人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次使用“人民”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广产丰”［6］（P431），“各部落人民”、“本州人民”、“本地人民”等均出自《海国图志》一书，这个时候，“人民”的内涵逐渐清晰化了，但也是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民”的内涵，主要是指政治范畴意义的某一方土地上除君王官僚以外的社会多数成员。随着洋务运动的孕育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受西方“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逐渐走出了中国传统“人民”概念的困囿，严复认为“华人素斥西洋为夷狄，而不知此中人民，居民相与之诚”。西方无论君民都属于人民，人民的不同群体间能做到诚、笃、爱与信等。［7］（P141）梁启超进一步认为“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8］（P138），梁启超认识到人民的主体特性及重要性，这是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进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将“人民”的概念具体化“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9］（P249）

孙中山站在时代的角度，从国家的生存状态出发，将“人民”这一内涵具体化为民族之统一。1912年，“人民”一词正式出现在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约法》）中，该《约法》同时使用“国民”和“人民”两个概念，在陈述主权时用的是“国民”，“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规范权利的时候，用的是“人民”。第二章的标题为“人民”，内容皆为人民权利的规定，共计11条（第5条～第15条），其中第15条规定限制人民权利的条件。［10］（P139）至此，“人民”一词的内涵又发生转变，“人民”不仅是作为国家的主体构成，而且还代表着个体，拥有属于个人的权利，这其中隐含着普及性的意义。“人民”一词作为政治范畴在不断深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西方语言转译成中国语言时，“人民”一词最初没有找到合适的与之对应的中国词汇。虽然中国语言中的“民”义大致相若，但单纯用“民”替代，又不能鲜明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民”的基本含义，即社会最底层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身份。因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民”字加上一个限制的前缀，庶民、平民、民众之类的词语频率较高地出现在他们所撰写的文章里。［11］（P14）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所撰写的演讲稿就叫《庶民的胜利》。1928年“人民”一词出现在的《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人民群众的力量”、“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一词最终由作了权威的定义。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12］（P493）“人民”的概念第一次有了明晰的内涵指称，从时代、国情的高度确定了“人民”内涵的真实具体性。之后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到：“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人民的敌人。”［13］（P205）在《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肯定了“人民”这一概念，“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4］（P386）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时期，“人民”的概念被赋予鲜明的阶级性和现实性，区分人民的关键在于个人的阶级属性，确立了人民的对立面是敌人。到了新时期，“人民”由被动的客体性转向能动的主体，邓小平把人民视为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社会实践的主体，并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15］（P23）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做到还权于民。此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所在，为我们从更高更深的层次理解人民地位、人民关系指明了方向。“人民”的内涵在观照集体性的同时也指向了个体。

二、人民文学观的引入和发展

对“人民”概念进行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人民文学”。关于这一观念的内涵，仍需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早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就提出过“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6］（P224）。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又进一步鼓励作家，要努力表现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他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该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17］（P462）后来，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写道：“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的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8］（P375）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说，写作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中的一部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写作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决定着写作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发展。列宁在与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的谈话中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18］（P392）革命先驱们早已为无产阶级文学确立了党性原则。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这里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19］（P6）人间本位主义平衡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即“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对于“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次上升与飞跃。在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中，人的文学的特性就是理想的“平民文学”。“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19］（P14）平民文学的文学精神的基本特质就是“普遍”与“真挚”，普遍，即是说，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真挚，即是说，应以真挚的文本，记录真挚的思想与事实，须以真为主，美在其中。周作人以“平民文学”来宣扬“人的文学”的“普遍”特性，告诉国人：人类每位成员本无贵贱之分，而是具有共同的、普遍的情感。“人的文学”是关于“人”这一现代主体的知识建构，宣扬人的解放、人的个性自由，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被全面引入后，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开始出现。［20］（P44）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21］（P45）这里的“人民”，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此明确指出，第一是为工人，第二是为农民，第三是为革命战斗的主力，即兵士，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在这次讲话中被提出并确定。这次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规定了文艺服务的对象群体，同时暗示了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由此，人民文学观念确立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对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讲到：“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22］（P48）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一切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而群众的精神生活由于长期被压抑、束缚，文艺到群众去，对于群众是一种需求和解放。序言中，周扬指出了“大众化”的问题，这就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从浅层形式上升到了本质内容，真正的“大众化”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绪与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在文艺作品中体现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真正的做到艺术性与大众性的统一。1949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则消息：《全国文协出版“人民文学”》，［23］（P2）《人民文学》同年10月25日正式出刊，本人应《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茅盾的“请示”，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23］（P5）“人民文学”作为观念拥有了自己的实践园地。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中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24］（P181）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从人民生活中汲取材料，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创造生动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同时他还讲到“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24］（P183）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文艺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离开了人民，文艺创作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深刻地反映了在文学艺术领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时代赋予文艺的历史使命，也是根本的发展方向。1996年，《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并充分肯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为我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25］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以下简称《讲话》）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确定了人民文学观的根本属性，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并对此作了三方面论述：一是人民需要文艺；二是文艺需要人民；三是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是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同时也是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以贯之的重要特点。的讲话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扩大到文艺创作各个方面和文艺工作各个环节，这是对人民文学观与时俱进的理论丰富。“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文艺思想的许多内容都具有新涵义、新特征，具有划时代意义。首先，这是对于延安讲话中提到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新时期以后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转化，文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由服务与被服务转化为统一关系，使人民真正成为文艺的中心，融入到文学活动的各个领域。其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是对邓小平提出的“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一思想的深化，明确的将社会主义文艺定性为人民的文艺。第三，《讲话》中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作品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肯定人民群众在文艺的创作与生产中的地位与重要性。第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四要素”说。在《讲话》中并没有局限于这“四要素”，而是提出了文学的另一个要素———“人民”，这一要素处于其他要素的中心，形成了新的围绕“人民”而展开文学活动的“五要素”说［26］（P168），这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理论突破，也为人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三、“人民文学”的当代价值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曾指出：“文学的本质正是价值。”［27］（P58）“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8］（P406）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其起源、生成和发展的客观存在是与作为意识的文学观共生的。并非仅仅是文学观产生于文学实践之后，或文学实践决定了文学观，而是在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文学观决定了文学行为和活动的性质及其价值取向，从而生产出文学，决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29］（P198）文学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一贯受到党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等继承和发展了的文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人民文学作为观念形态被建构起来，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文艺创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整体上呈现出数量与质量失衡，致使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走向滑坡。当我们享受着文化开放带来的快感时，精神逐渐趋于单薄、扁平化，文艺的发展在走向多元的同时，也走向了无中心、无导向，这时就需要有积极的理论引导。在《讲话》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了新路标。当下的文艺是不断整合生成的文化场域，新奇的事物不定时地冲击人类的视觉神经，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中，文学创作应当坚持人民意识。人民意识并不是说抽象地写人性，宣传普世价值，而是贴近现实，深入民心，在生活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文学家们应当找到自己对生活、对人民的主观态度，把这些态度体现在作品的形式、内容和语言中。文学创作应当具有文学的精神内核。什么是精神内核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指思想情感。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最终的“消费者”是人民，文学的思想情感应该具有人民性。人民性首要地体现在：作家必须把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对问题的解释放在人民的立场上，要从这个立场来观察生活，协助人们去争取自由的战争。但是人民所争取的自由首先是人的自由。［30］（P152）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身体和欲望被不断编码，崇高和理想等精神价值逐渐解体，历史的宏大叙事渐行渐远的“小众”时代，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的出现带给人们沉甸甸的思考。［31］（P99）底层写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转向。例如，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主要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声。总之，农村人外出打工的题材写作，通过作品呈现出来，使得大家去关注这样一个底层群体（农民、城市打工者），这就属于人民文学。

文学应当肩负国家形象建构的使命。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基础、政治理念，还包括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其实一国的国家形象是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和整合的结果，是一种综合体现，只是有时在一定的历史或特定时期某一要素占据主导而表现为国际社会所认知的某一国家形象。［32］（P35）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主要与作家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有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只写正面形象，不揭露问题，关键是要看该民族在面对问题的时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比如《保卫延安》中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人物，《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地下党工作者的生活等，这些作品体现出来的是我国民族的精神气质，面对困难迎刃而上、面对窘境永不言说的民族精神。这就将国家形象具体的呈现并传播出来，这也属于人民文学。文学对于女性群体的关注，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文学对于新农民形象的呈现，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文学对于普通小市民生活状态的描摹，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等，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典型，这也是人民文学。人民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的物质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文学作品从创作到鉴赏之间的每个环节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但并不是说，人民文学就要忽视个体，摒弃个体的主体性表达。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在理论基础上具有可通约性———人的主体性。人民文学作为无产阶级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学观念，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的主体性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文化理论。［20］（P44）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文学中“人”与“人民”并非对立范畴，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式，文学就是要立足于个别来寻求一般，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典型”。人民文学只有在融入“个体、生命”等要素之后，才能够保持精神的纯粹，汇入持久的文化消费活动中，否则就只有改变内容去吸引口味更迭的人群。“以人民为中心”是文艺工作者集体的价值取向、整体定位，在符合这个维度的情况下，文学亦不能放弃对个体主体性的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强调把人类大爱放到个人情怀之上，其本质并非排斥个人，而是要把“人民”放在“人”的前面，这种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是符合我国传统文艺价值观的，也是文艺的终极职责所在。

作者：张园园单位：江西师范大学